在音乐产业转型的关键时刻,古典乐界最富有的猎头令全球最炙手可热的钢琴家改弦更张。
自从19岁那年(2001年)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格里格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后,郎朗便在西方一炮而红,在家乡更是被视为猫王级别的偶像。同年他与费城管弦乐团回到北京演出被热情观众围堵,使得中国的古典音乐教育呈爆炸式增长,据说有四千多万琴童在上钢琴课,天津的高楼里处处有拉威尔的音乐叮咚作响。
之后郎朗高调与美国环球音乐集团旗下的德意志唱片公司(DG)签订唱片合同,并于2003年发行了处女碟《柴科夫斯基和门德尔松钢琴协奏曲》,伴奏的是巴伦波伊姆执棒的芝加哥交响乐团。自此他常常登上古典唱片排行榜首,销量可与流行乐比肩。在唱片销量以百计的古典乐领域,郎朗卖出的唱片成千上万。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郎朗假弹一架雪白钢琴登场,全球五十亿人观看了他的表演,这使得他在世界范围内的认知度比帕瓦罗蒂还高。{dj0}钢琴制造商甚至设计了一种“郎朗斯坦威”。英国的查尔斯王子邀请郎朗首演为纪念王子的外祖母、女王的母亲所作的钢琴协奏曲。还差两年到三十岁,郎朗已经把世界踩在脚下,并习惯了为所欲为。
高眉的DG公司庇护着许多不受媒体喜爱的钢琴家诸如阿格丽姬、波利尼、齐默尔曼,吵吵闹闹平民出身的郎朗从来未曾融入那个群体。据一位DG公司的制作人说,当郎朗方面要求公司与肖邦国际大赛{dy}位中国金奖得主李云迪解约,公司将商业利益置于艺术良心之上,默许了这一要求。郎朗是任何唱片公司都不愿放弃的艺术家。
于是当冬眠很久的索尼公司在去年四月重启古典部门时,新总裁博格丹·罗斯奇克(Bogdan Roscic)开出一张空白支票,下令:去挖郎朗。最近在戛纳举行的音像博览会上,小道消息满天飞,大家都在谈论索尼古典花三百万美金签下郎朗的高层决策——这数目虽是足球明星转会的零头,但对古典音乐家来说不啻是天文数字,以至于索尼公司要在古典部门预算之外另筹经费。
尽管索尼拒绝就签约或涉及金额进行评论,一位DG的高层已经在email中向我确认了郎朗离开的事实。郎朗目前也未表态。他近日在马德里国家礼堂演出,还作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参加了为海地募捐的活动。他对于国际事务的灵敏反应对于音乐产业来说也十分有价值。2008年四月他已与索尼签订了三年的合作协议,在全球范围宣传索尼的硬件产品。
郎朗跳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古典音乐这块自留地。索尼对市场上的主要对手发出了一次重击,而环球音乐集团的拥有者威望迪(Vivendi)集团正处于转型中,其主席道格·莫里斯(Doug Morris)今夏即将退休。
岌岌可危的是西方古典音乐的{zh1}一块可开发的沃土——东亚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录音业依然遭到盗版,消费者还未习惯为明星付费。这些习惯只有依赖一位像郎朗这样有号召力的艺术家才能改变,所有唱片公司都意识到了这点。EMI刚刚签下了李云迪,而DG紧紧抓住了美丽的王羽佳,她得到了阿巴多的支持,后者选她为去年的卢塞恩音乐节开场。就目前情势看,挖到郎朗给索尼带来了决定性的优势。
我刚在彭博社公布了郎朗跳槽的消息,Google又报道了他于2010年担任庞巴迪(Bombardier)公司商务飞机形象大使的消息。“乘坐庞巴迪商务飞机使我能够更快地见到世界各地的观众,得到充分的休息并保持注意力集中,”郎朗说。所以我猜以后大家不会在Easyjet的候机室撞见他了。
在这些利好消息之前,郎朗还在达沃斯向全世界的商业{lx}讲授如何“通过音乐丰富心灵”。《卫报》编辑阿兰·拉斯布里吉(Alan Rusbridger)认为他的演讲“无甚新意”,当然他可能也会认为郎朗品牌打造的国际影响力就更没有新意了。郎朗出席达沃斯论坛也遮住了另一位钢琴家加布里埃拉·蒙泰罗(Gabriela Montero)的星光,她是委内瑞拉的奇迹,善于即兴演奏,本来倒可以给那些世界精英{lx}真正上一堂如何走出衰退的课。
那么郎朗的动力在哪里?撇开21世纪“贪婪即善”的信仰不说,那些熟悉他的人告诉我,他希望被认真看待。在DG,他没有感受到高层领导对阿格丽姬、波利尼和齐默尔曼的那种尊重和礼遇,这本不奇怪,那几位的成就不论从时间和深度来说都比郎朗高出太多,但是27岁的郎朗已经急着要挤进{dj0}钢琴家的行列了。在索尼公司,他的竞争对手要少很多,大概除了半退休的穆雷·佩拉亚(Murray Perahia)。
郎朗精神焕发的一面在于他似乎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下次我见到他,如果我问他为何离开DG,他肯定会坦率、诚恳、毫无城府。而守口如瓶的索尼,尽管此次拒绝评论,应该清楚这位新人在许多方面都比他们预想的要轰动得多。
注:报纸上有删节,这里是全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