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只火油炉，名叫明明，出身在七十年代,乃无名之辈。

提起我们火油炉，八零后、九零后的青年对我们已没有什么印象了，而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肯定不会陌生吧。我们的体型不是方形的，就是圆形的；有大号的，也有小号的，大号的多几根炉芯。我们都是由白铁皮制作的，大部分套上了绿色的搪瓷外衣。在六、七十年代，我们火油炉家族在市场上还是紧俏货呢。

我属大号的，肚里一口气可以吞下二斤多火油。我的主人是程彪，我与我的许多火油炉兄弟姐妹在那个年代跟随知青们从大上海来到了陌生的苏北大丰，在农场度过了多少个“战天斗地”的日日夜夜。你们瞧，在我的身上深深地铭刻着那个时代的印记。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我感概万千，不知不觉会冒出五味杂陈的感觉。

在元华一大队，我常常看到知青朋友迎着晨曦，三五成群走向水稻田的身影，也常常听到知青朋友汗流浃背地收工回来后阵阵欢快声，我目睹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么多年过去了，今天我还是忍不住拿几件事情来晒晒。

那时期，农场的伙食时好时坏，节日里改善伙食离不开我们。记得一九七二年中秋节，知青们终于迎来了饱餐一顿的好机会，程彪、杨惠森等四个老知青到东坝头买了只小公鸡，木板床上放了三瓶60°红曲烧，六瓶黄酒。除了食堂供应的青菜、茄子、红烧肉块，凭着一双竹筷，一只钢精锅，用我炒了个香喷喷的花生米，还烧了个鲜嫩的水煮白斩鸡，那年头已能够得上是美味佳肴了。我被一刻不停地利用，浑身烧得滚烫，但我心甘情愿。

只见四个人频频举杯，那时并没有现在那么多酒文化引来的客套话，就是“干!干!”，简单而又爽快，几个人一边畅饮，一边大快朵颐。先是杨惠森醉了，还坚持说没事。其他三人叫他做广播体操试试，结果小杨弯腰做了一半，就哗啦啦“开伽橱门”了，我也笑得前俯后仰。我的主人面孔也已红到了脖子，我真替他担心，还好总算安然无恙。

我还听说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假日，一大队遇上停电、停水。一个寝室的知青靠着我们火油炉兄弟帮忙，勉强炒了几个菜，一名七三届的知青酒喝多了，只能大口大口喝着洗脚水解渴，唉，罪过！

几年过去了，农场知青的业余生活单调而又枯燥，偶尔的样板戏露天电影放映时，全体知青会倾巢而出。空余时，男知青{za}玩的是“八十分”、“抢红三”的xx牌游戏。严冬里，外面北风呼啸，稻草帘子把屋子包得严严实实，屋里挤满了人，看牌人比打牌人还多，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有时苗双喜、章振星等为了打出一副好牌，吊起了喉咙，涨红了脸，互不买账，常常玩到深夜才会收场。

回到寝室，我这火油炉又被派上了用场，主人会与上海带队干部仇师傅围着我，兴致勃勃地煮上两锅清汤面，只有酱油作佐料，每人一大碗面条，呼呼倒进肚里。有一次，锅水外溢，主人性急，用力一吹，炉火一下熄灭了，却烟雾四起，浓烈的黑油烟喷得他一脸墨黑，活像一个黑脸张飞，无法擦去，一会儿又成了大花脸。我偷着乐，这可别怪我“恶弄松”哦。

要知道我伴着知青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炉芯不知换了几回，几年后我已满身油污，到处锈迹斑斑。我们火油炉兄弟姐妹在知青返沪后大都遭到了丢进垃圾桶的厄运，惨哪，只有少数几个残废者幸存了下来。

如今你们每每回忆农场情节，总是钟情于当初帮助知青改善伙食的美味食品：大闸蟹和午餐肉；助人一臂之力的农用工具：大刀片和铁锹；扑朔迷离的海滩风景：茅草地和芦苇荡。   同志们啊，可别忘了，我们曾是你们生活的好帮手啊。我见证了农场中知青工作、生活的……一切啊。我要用唱歌来宣泄一下：“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别忘记我。”

 我在这里还要疾声呼吁：大家给我们幸存的火油炉兄弟姐妹们少说也记个二等功吧！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市面上很少能寻觅到我们火油炉丑陋的身影了。比起文房四宝，我们算不上珍贵的收藏品，但要说农场历史的见证物，我们火油炉也够得上是xx了吧。最近我做了个梦：我收到了大丰知青纪念馆马连义馆长的邀请，请我去纪念馆陈列参展，多年受冷遇的我顿时潸然泪下……。

你们的朋友——明明冬夜自述    2010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