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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刀做大事为的是不再窝襄

 

 贺龙元帅当年是两把菜刀闹革命,黎恩旺今天手持两把杀猪刀为的却是不想再窝襄!

 和谐社会做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道德底线,孟子解释为人的四种本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上篇文章是说《》在与xx重围对峙数小时后败了,因为他拿的是杀猪刀,本意并不想xx。让黎恩旺走上侠客之路的说法很多,但散人仔细研究各种报道资料后同意黎恩旺自己的说法:一切源于窝襄。问题的关键是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窝襄?窝襄的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发泄窝襄?

 黎恩旺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前脚踏实地好好干能出头,现在脚踏实地干,我又没那个本事。并不是我不想做好人,是家庭环境、社会现实没有给我机会。人只要{yt}不死,就要吃饭,没衣服、没饭吃,就只能去偷去抢。这样做,没什么划不来的,我28岁了,还没拍过拖,有钱人什么都有,我连烟都没得抽。与其苟且活着,不如通过这样来改变命运。

 黎恩旺的话可能有些过激,但其话语背后是否包含着一种大面积的社会情绪呢?

 “吃进去的奶粉进口的一百多块钱,拉出来要用尿不湿,xx的又一百多块钱,进出都要钱,整个儿一双向收费!”《蜗居》中的这句台词幽默地概括了“孩奴”们的生存境况。如果连养孩子也养成了“奴”族,足见生活压力之大。

 孙立平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化,呈现寡头社会的结构。显而易见的例证,就是社会主要的上升途径倾向于权力、财富者,而呈现堵塞状态,这种严重的机会不公平,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曾湘泉曾指出,近十年来,我国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企业资本收入增加却很大,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才有了“干得多,挣得少”的现象。《蜗居》中的苏淳海萍夫妇,虽辛勤工作仍疲于奔命,低廉的工资和畸高的房价几乎剥夺了再教育、投资、创业的再发展能力和上升途径,消费乏力,上升不成,遂变“下流”。倒是宋思明之类游走在资本和权力之间的所谓精英,能左右逢源、呼风唤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处不难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更能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在当前中国的金字塔型或者寡头型的社会中,除了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一部分人,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相当不乐观,如房奴、车奴、孩奴,以及养老保障、医疗福利缺失之类的,使得大多数人都处在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缺乏价值感,活的窝囊。

 而当窝襄成为了一种常态,社会也就变成了“群体性窝囊”的社会。那些个体价值感缺乏,活的压抑、窝囊的人,还是社会大多数,他们都在寻找出口,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煎熬过程,社会改变是一个长时间的工程,大多数人还得继续“窝囊”,长此以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黎恩旺,在某一时间,不惜用一种激烈的、极端的,甚至违法的行为,对自己的“窝囊”来一次大*。

 觉得窝囊了一辈子的黎恩旺,用两把杀猪刀招来xx、记者和围观群众一起与自己倾情表演了一出“不是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的沙氏喜剧,企图来实现人生中想要做件大事的愿望,在被带上警车强制中断演出时还不忘提醒记者:“你要记得跟踪这个事情啊”。

 要想我们的社会不再出现黎恩旺,我们要想不再成为下一个黎恩旺,只有通过政府良治和公民行动之合力,来推进制度公正和机会公平,打通社会流通的任督二脉,才能终结“群体性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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