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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刀做大事为的是不再窝襄

 贺龙元帅当年是两把菜刀闹革命，黎恩旺今天手持两把杀猪刀为的却是不想再窝襄！

 和谐社会做人的基本要求或者说道德底线，孟子解释为人的四种本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

 上篇文章是说《》在与xx重围对峙数小时后败了，因为他拿的是杀猪刀，本意并不想xx。让黎恩旺走上侠客之路的说法很多，但散人仔细研究各种报道资料后同意黎恩旺自己的说法：一切源于窝襄。问题的关键是他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窝襄？窝襄的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去发泄窝襄？

 黎恩旺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八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前脚踏实地好好干能出头，现在脚踏实地干，我又没那个本事。并不是我不想做好人，是家庭环境、社会现实没有给我机会。人只要{yt}不死，就要吃饭，没衣服、没饭吃，就只能去偷去抢。这样做，没什么划不来的，我28岁了，还没拍过拖，有钱人什么都有，我连烟都没得抽。与其苟且活着，不如通过这样来改变命运。

 黎恩旺的话可能有些过激，但其话语背后是否包含着一种大面积的社会情绪呢？

 “吃进去的奶粉进口的一百多块钱，拉出来要用尿不湿，xx的又一百多块钱，进出都要钱，整个儿一双向收费！”《蜗居》中的这句台词幽默地概括了“孩奴”们的生存境况。如果连养孩子也养成了“奴”族，足见生活压力之大。

 孙立平说，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定型化，呈现寡头社会的结构。显而易见的例证，就是社会主要的上升途径倾向于权力、财富者，而呈现堵塞状态，这种严重的机会不公平，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曾湘泉曾指出，近十年来，我国的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企业资本收入增加却很大，国民收入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这才有了“干得多，挣得少”的现象。《蜗居》中的苏淳海萍夫妇，虽辛勤工作仍疲于奔命，低廉的工资和畸高的房价几乎剥夺了再教育、投资、创业的再发展能力和上升途径，消费乏力，上升不成，遂变“下流”。倒是宋思明之类游走在资本和权力之间的所谓精英，能左右逢源、呼风唤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无处不难体会到精英的霸道与专横，更能体会到精英与大众的裂痕在加深。裂痕的加深会导致“上层阶级化、下层碎片化”的结构形成。而在结构的层面上，则会显现出“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的特征。在当前中国的金字塔型或者寡头型的社会中，除了处于金字塔顶层的一部分人，大部分人的生存环境相当不乐观，如房奴、车奴、孩奴，以及养老保障、医疗福利缺失之类的，使得大多数人都处在一种比较压抑的状态，缺乏价值感，活的窝囊。

 而当窝襄成为了一种常态，社会也就变成了“群体性窝囊”的社会。那些个体价值感缺乏，活的压抑、窝囊的人，还是社会大多数，他们都在寻找出口，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煎熬过程，社会改变是一个长时间的工程，大多数人还得继续“窝囊”，长此以往，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黎恩旺，在某一时间，不惜用一种激烈的、极端的，甚至违法的行为，对自己的“窝囊”来一次大*。

 觉得窝囊了一辈子的黎恩旺，用两把杀猪刀招来xx、记者和围观群众一起与自己倾情表演了一出“不是在沉默中死去就是在沉默中爆发”的沙氏喜剧，企图来实现人生中想要做件大事的愿望，在被带上警车强制中断演出时还不忘提醒记者：“你要记得跟踪这个事情啊”。

 要想我们的社会不再出现黎恩旺，我们要想不再成为下一个黎恩旺，只有通过政府良治和公民行动之合力，来推进制度公正和机会公平，打通社会流通的任督二脉，才能终结“群体性窝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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