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吴教授与张教授夫妻同是数学系教授，吴教授是东北人，张教授是广东人，比吴教授小二十岁，是吴教授的续弦。xx前，夫妻都是教授的家庭实为罕见，因为解放前女人能读到中学的就很稀少，能在大学里讲高等数学像张教授那样的女人凤毛麟角。引人注目的还因为他们属于高工资收入家庭，张教授没有生育过儿女，平日生活节俭，夫妻工资加起来虽然不到四百元，在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年代，平均生活费在沈阳乃至全国都是能够排上名次的。那年代谁家有一百元的存款就很不简单，红卫兵抄家时搜出了达到天文数字的三万多元存折！只是存折上的钱已被冻结，否则会被无限热爱xxx同时也热爱人民币的红卫兵们以革命的名义全挥霍掉。
红卫兵并非一无所得，一个红卫兵无意中扔掉一本精装本英文数学书时，书中翩翩飞出几张崭新的十元人民币大票（xx时面值{zg}的就只有十元），这下吸引了抄家翻英文书直犯困的红卫兵，精神头上来了，噢，钱藏在书里！于是几个原来在屋里翻来翻去无所斩获正准备撤离的红卫兵认认真真一本不拉地把书架上所有的书都用力抖落了一便，他们家书也多，胳膊都累酸了，一共抖落出来1500元现金，许多都是连码的。吴教授两口子并非钱币收藏爱好者，平时发工资看见连码的新票觉得夹在书里当书签很合适，就没有去存银行，结果全被红卫兵拿走做造反的经费了。
吴教授是北大xx数学家吴光磊的父亲，治学严谨，父子两人在空间解析几何方面都有所建树。当年吴教授来数学系时被称为爱国人士，学校还在小食堂挂着大字横幅开过欢迎会，很受器重。为什么要抄吴教授的家呢？红卫兵说吴教授是漏网右派，这就实在没办法，因为每个人都证明不了自己不是漏网右派，就连林彪干到那个份儿上{zh1}都成了隐藏在伟大{lx}身边的野心家，哪儿还有没问题的人呢？什么叫漏网恐怕跟岳飞那时候的“莫须有”差不多，抓了右派去劳改，没抓的也让你哆嗦，所以批也就随便批，罪名随便安，家可以随便抄，钱当然是随便拿走，连个收条也不用打，是谁拿走的连名字都没敢问，干的漂亮！
以前吴教授和张教授看见别的教授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总是要联系自己，自我教育，抓紧抓好政治学习，用先进人物的事迹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紧跟伟大{lx}战略部署。其实，一个教数学的紧跟伟大战略部署根本就跟不出什么子午卯酉来，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跟不上趟，要数学教授去跟不是很难为人吗？所以尽管如此还是成了漏网右派，冥冥之中感觉有无数的眼睛在监视自己，每天战战兢兢也跟不上革命形势的发展，这就是对革命像对数学一样过于当真的悲剧。
吴教授平日少言寡语，极少与人交往，xx期间又不用去讲课，没有多少机会去犯更多各种复杂的有一定难度的政治错误。张教授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要求是很高的，虽然工资很高，但都没有花掉，平时十分朴素，留着齐耳根的五四新时期革命短发，总穿着一件洗的发白的蓝色对襟布上衣和打了补丁的旧裤子，脚上是一双黄胶鞋，胸前戴着一个中等尺寸的xxx像章。每天去学校参加政治学习的时候，手里举着一个语录本，肩上斜挎着一个黄色帆布书包，里面装着十几本政治学习材料和毛选四卷，还有一个南京产6晶体管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戴着黑色热固塑料壳的大耳机，一边走路一边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好象她永远是这样一种形象，{dy}眼印象会将其身份定位到传说中在大山里隐藏了多年的国民党女特务与捡破烂的农村妇女之间，任何人都很难从外表上看出她是一位大学教授。
张教授比较神经质，与人说话全是关于革命的内容，绝不会谈一句家常话，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标准要求自己。见到以前认识的熟人总要好为人师地给人上一段政治课，塞给别人一本免费发放的学习资料，以比较规范的动作向你讲起抓紧政治学习的重要性，宣传中央新的精神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新提法，新口号，新观点。实际上没有人会认真听她讲什么，甚至感觉很窒息，因为在她那恍惚不定的眼神中，你或许会感觉到她与我们平日生活中所接触的人不属于同一个人类。也许是读书读的多，她在生活能力方面表现很差，生活的很不舒服，加上抄家挨批判受到了惊吓，精神上忍受不了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惊恐的状态，她后来彻底崩溃了，xx后期被送进精神病院，死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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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句话
xx期间很多人都讲自己的孩子出生后会说的{dy}句话就是喊xxx万岁，会唱的{dy}首歌就是东方红。先会唱东方红应该没有问题，那首歌唱起来不难，呼儿咳吆比较适合幼儿学唱.可是会说的{dy}句话是xxx万岁难度可确实不小，孩子开始学说话都是从单音节啊吧音开始，BABA，MAMA，连英语都差不多，可是要孩子说{dy}句话是xxx万岁，别说普通中国小孩说不上来，就是巴拿马的孩子也容易累着。
工具厂职工大院有几个女工，吃完晚饭经常各自抱着都是一岁多的孩子凑到一块儿闲聊。那时候的人们不讲究婴幼儿的智力开发，可能是考虑孩子长大以后的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都想教给自己的小孩学会说xxx万岁。其中有个女工的孩子训练的似乎能发出xxx三个字的音了，就抱过来给大家表演，发音虽然还不很清楚，但已经博得了大家的喝彩，另一个女工着急了，催自己的孩子学着说，那孩子发出了个毛的音，也获得了掌声鼓励，可是孩子早期学说话是有一定规律的，毛了半天也主不上来，往下就没有了，当妈的急够呛，一个劲地催，孩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毛，毛，毛...后来不耐烦了突然冒出个妈B，妈B，把大家弄的哭笑不得，孩子妈真是无地自容，两巴掌把孩子打哭了，没想到平时大人嘴里的赃话啰嗦被自己家的小八哥给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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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防空洞
xx期间的中国人几乎没有没看过电影《地道战》的，到了69年，城市里的中国人也几乎没有没亲手挖过地道的，真正的全民动员，全民皆兵!
挖地道对于北方人来讲还是有一定基础的，因为那年代北方到了冬季需要储藏罗卜、白菜，市内居民也都到外边挖个菜窖，虽然不种庄稼，家家都有铁锹。城里人没给分配自留地，各家各户挖的菜窖还要架棚留个带锁的盖口，防备拿错了别人家的菜或被别人错拿。电影《地道战》堪称经典的挖地道教学片，开始居委会组织挖防空洞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照着电影里的样子做，挖一个深井式的口，然后再向横向掘进，但是这样一来非常危险，特别是沈阳市的地质情况很特殊，地下一两米深就是沙子，容易塌方，附近总有因为塌方造成伤亡事故的传闻，我们掏洞的时候都是在腿上系一根麻绳，后面留人监护。有时候掏洞横向进深太多，看不见就点蜡烛或举着手电筒，两个洞口挖通的时候特别兴奋，反复地从这个口钻进去再从另一个口出来，感觉是以后再也不怕美帝苏修的侵略了。
挖洞总出事故，各单位组织起来的时候就是挖比较简单实用的防空壕，先挖一条能够让两个人相向通过宽度的深沟，然后在沟两侧的立面上每隔一米多远开出一个拱顶的洞，留出能蹲下一个人大小的空间，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那叫猫耳洞。我们抗大中学还搞过演习，头{yt}要求每人都要编一个带绿叶柳条的帽圈，拉响警报后大家从教室跑进防空壕，猫耳洞一人摊不上一个，就都挤到壕沟里，我当时心里对防空壕总感觉不踏实，不要说xx，天上落下块石头也扛不住。我们在防空壕里蹲了约半个小时，喇叭里宣布苏修的侵犯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击溃，警报解除，象真事儿似的。后来侵犯中国的苏修那边一直没张罗起来，除了演习以外那么多防空壕一直没派上用场，夏天下雨，冬天下雪，防空壕都成了赃水沟，垃圾沟，学校向区里打了报告，申请把防空壕填平并得到了批准。
当时看来工厂里有很多机器设备还有高大的厂房，是防空备战的重点所在，有些工厂里建的防空洞很有规模，钢筋混凝土浇铸，空间也比较大，通风排水考虑的比较周全，防空洞能开进汽车，还能掩藏大型设备。很多防空工程建设到农村山区，铁岭清河的山里就有一台装机容量为十万瓩的发电机组，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zd0}的山洞发电厂，中国那时虽然很穷，但搞这类工程一点都不落后，只是后来用于发电成本很高，工人上班，维修运行都有很多不便，这个战备工程断断续续发电没有什么效益，直到九十年代才拆除。
估计伟大{lx}也是亲自看过电影《地道战》，所以才告诉大家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北京的人防工程有多大规模普通老百姓不得而知，不过现在北京到处都有些旅店开在地下室里，这些地下室都是当年挖地道的产物。70年北京地铁开通时，到北京去亲自体验乘坐地铁感受的学校军代表回来传达地铁开通的盛况时，讲了一些关于地铁的情节，说是北京地铁八个小时可以疏散二十万市区人口，由此看来，当年投资修建地铁并非主要考虑交通拥挤的原因，首先考虑是备战疏散人口的功能。他还讲为了保证伟大{lx}xxx的{jd1}安全，地铁规划要修一个通道连到中南海，结果受到xxx的批评否决，战争真的打起来让{lx}乘地铁先逃命岂不是太惨了点，那个"让列宁同志先走"的规划只好作废。
几十年过去了，体制改革机构精简进行了许多次，但是很多地方至今还保留着人防办这个部门，城市的底下还有那么多水泥建施没有人管理是不行的，利用起来做仓储，商场，旅店算是发挥了作用，很多影视剧组经常利用大型防空洞里搞些警匪枪战、追击逃犯的场景。还有更多没有利用价值的防空洞不好处理，填了要花费很多人力物力，不填容易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甚至是危险。十几年前，我住过的院子里下雨天路面塌了一个大坑，汽车卡在那里出不来，我想起来那地方正是我小时候在下面挖地道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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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工事
六七年夏季，全国各地的武斗开始升级，各路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枪真炮打起来，居民老百姓躲也躲不开，除了害怕派性组织血洗外还要防备社会上的流氓趁火打劫。
这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安全受到威胁，所以居民大院里的人们特别团结，大家在一起商量对策，互相帮忙，一致对外。住在一楼的窗户上都安装了铁栏杆，一楼各家把些相对值钱的东西(如:换洗的衣物，被，褥)都放到楼上的邻居家寄存，还有的人家把根本不值钱但也不愿意让人白白抢走的物品(如:柳条筐，旧鞋)搬到了三楼的天棚上。现在想来很滑稽，抢东西也不会有那么笨的强盗，不给工钱还来帮你搬那些什物，可是按照当时藏东西人们的价值观，这些物品都很宝贵，自家敝帚，享之千金哪!楼口的两扇门钉上了铁皮，里面加上很粗的铁棍门栓，一点儿也不比当今防盗门的强度差。不知是从哪个门栋{zx0}开始的，后来各楼门都纷纷效仿：各家都贡献一些厚的木板，在一楼楼梯处斜拉一个大门，开个一次只能进一人的小门，在门后堆落很高的砖头、石块和大块的炉渣，一旦有情况就从楼上推倒砖石和炉渣将门堵死。{yt}二十四小时各家轮流派人站岗值班，还制定了本楼门的口令。各家各户都备有常规武器：铁锹，斧头，洋镐，棒子，菜刀，真要是来几个散兵游勇打劫的话，鹿死谁手真还很难预料。
那段时间家家都象惊弓之鸟，社会上有点风吹草动大家都要忧心忡忡，晚上早早就把楼门锁好，再经各家代表在一起检查确认，然后锁好自家大门。虽然那年代没有电视机，但是收音机还算比较普及，各自回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纸摘要后睡觉，就算结束了{yt}的生活。
无论是造反派还是社会上的流氓强盗始终都没有进犯我们的居民大院，他们之所以没有来的重要原因恐怕在于他们对居民院有着正确的资产评估数据，否则费很大劲儿搞一次不仅没什么油水可捞弄不好还要亏损。到了冬天，楼道里进出实在麻烦，堆放的炉渣一踩碎楼道里跟垃圾站似的，后来住在三楼的侯老师实在忍受不了楼道里的肮脏，生气地拆掉了斜拉的木门，然后大家又一起清理了炉渣和砖石，只保留了铁棍门栓。
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专政队抄家成风时，人们发现修多少楼道工事都是没有用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活动会让所有居民束手就擒，专政队让谁自己开门谁敢不开呢？不要说拿走你家的东西，把人带走也没有人敢吭一声的，你还会主动把自己的东西给专政队送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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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服装
现在的人们出现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会考虑一下穿套什么衣服更合适，讲究的还要选配些什么饰品鞋帽等，革命年代的人们又怎样穿着打扮呢？
虽然那时候人们选择服装的余地很小，但是每个内心里实际还是爱美的人都愿意让自己精神一点（注意这里用的是"精神"，没有使用美，漂亮，帅等字样，那时人们很少用这些字样，人们感觉说出这些字眼的人都很刺耳，涉嫌追求资产阶级思想），当时{zlx}的就是传说中的草绿装，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穿着草绿服装，但不一定是军装。军装都是指定加工厂制作的，做工用料都很好，到商店里用钱和布票买来的服装有很多不同，颜色不同，样式不同，布料也不同。所以有些穿着xx军装的人跟现今穿xx服装的人一样，识别xx军服与仿制军服的能力很强，他们会一遍遍不厌其烦地给身边穿仿制军装的人讲出其中的差别，从而增加自己的优越感，他们会告诉你真正军服里面有几号军服的标记印章，领口与仿制军服的宽窄不同，穿起来垂度也不同，特别是衣扣，领勾这些细节地方说的听者心服口服，以后再看人家穿xx军装的，的确更觉得精神。
女同志穿衣除了衣领衣兜能分出男式女式外，其它地方差别不大。虽然经过了xx初期一轮剪辫子的风暴，女同胞们还是没能做到全体剪成平头、球头或秃头，至少留个江青或叶群那样的短发还是可以凑合继续革命的。但是帽子戴的有些差别，女同胞脑后的头发多，都盘起来，军帽戴不下去，只能扣住脑袋后半部，前面的帽沿自然就要扬起来，经过千千万万女同胞的总结优化，把帽子带的偏一些，帽沿向上，兜住后脑勺头发是标准的戴法。男的戴军帽也很有学问，说不讲爱美吧，可是我们班很多男生都有个小镜子（连现在的男孩都未必有），那镜子主要是配合戴军帽时用的，他们戴帽子时要对着镜子给帽沿捏摺，捏正了才象朱时茂演的好人，捏歪了就成了陈佩斯装的坏蛋了。
由于服装样式很少，人们对于不同于大众服装样式很敏感。抗大中学有位女教师经常穿着一件以前买的黑色旧式风衣，被同学给起了个外号叫黑风怪，弄得那位老师只好把黑色风衣留在家里不穿，可是外号却留在外面了。还有位女教师穿了一双坡跟的旧皮鞋，被认为是已经被废除的高跟鞋卷土重来，校革委会领导找她谈话说是在学生中影响不好，吓的她再也不敢穿了，还是穿xx黄胶鞋或黑色布鞋比较稳妥。大家都穿草绿，灰色，黑色，蓝色这几种颜色的衣服，颜色鲜艳一点就是奇装异服。裤脚长了可以，如果短了叫做穿吊腿裤；裤腿肥了没毛病，瘦了被称为鸡腿裤。无论吊腿裤还是鸡腿裤穿出来都不安全，会被当成小流氓处理，弄不好会被专政队用剪刀挑开。
中年人不象青少年那么费衣服，短期内还不能把自己原来蓝色，灰色或黑色的深色衣服更新，他们想染成草绿色也不成，深色向浅色染是不行的。只能凑和穿，文化革命也没有对中老年人在服装方面提更高的要求，他们爱美的愿望已经没有年轻人那么强烈。
那时候布票不够用，我把母亲的一件旧的浅色衣服用9分钱的袋色染料自己染成深蓝色，穿到学校被同学发现是女式衣领还遭到了嘲笑。军宣队在校时，我班有个平时打扮有点另类的同学，把他爸以前的一双三截头的旧皮鞋穿到学校，不少人看热闹，路过的军代表是个营长，正好看见了三截头的旧皮鞋，用他那山东威海地方的口音连说了几句：“介（这）戏（是）个大流氓！介戏个大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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