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农村重现“农业合作社”

    正定新城铺镇北辛庄，一个冀中平原上经济发展中等的农业村，在这个村庄上生活着400多户、1700人。两年前，村里出现了一个新事物——— 农业合作社，如今，许多村民成了它的社员。“社员”这个已经写入历史的词汇又重新归来。

    75岁的村民王新瑞是合作社的出纳，他感觉时间转了一个圈，“现在我们合作社的想法，有点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初级社，没想到五六十年过去了，大家又想结合到一块儿了。”

    村里的合作社有一个在国家工商机关登记注册的名字——— 正定县辛丰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叫王玉刚，一位37岁的农民。2008年初，他和几位农民发起倡议成立了合作社。

    王玉刚除了种地，还在自家临街的偏房里开了一间农资商店，有一辆三马车，有时替人运货挣点辛苦钱。但他爱思考，一直关注着农村的发展，琢磨着农民们的出路。“最初的动议是在井台上达成的。这口井浇灌周围50亩地，一共12户农民，大家都感觉，一家一户种植越来越不方便，于是就有了合在一起的想法。”

    王玉刚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们一样，都感到小块土地带来的不便。过去生产队时代的成方连片的土地被分成小条小块承包到户，二三十年前，依靠畜力和人力耕作倒很合适，现在农民们种地依靠租用大型的收割机、旋耕犁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我们的那片地都是4米宽，使用旋耕犁，一趟过去就耕了大半，剩下的一小条还得回来重耕一趟，收割机也是，机器宽3米，剩下一米也得重来。还有浇地，5米宽一个垄沟就可以了，而土地只有4米宽。还有，这点越来越轻松的活计却让人耽误{yt}的时间，比如出去打工每天能挣80元，而浇地只用4个小时，也得耽误{yt}的时间，回家到地里盯着，其他的播种、管理、收割等各个环节无不如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土地上的收益因此要损失很大一部分。”王玉刚说，许多农民都有和他一样的感觉，现在土地上的收入越来越支撑不起农家的生计，许多人需要出外打工，那些农忙季节不一定回得来的农民更迫切需要有人帮衬，“我们附近的农村情况都差不多，只是大家都没有好法子。”

    从集体购买农资开始的合作
　
    合作是从王玉刚的小农资商店开始的。他家的农资店已经经营了10年，不温不火，每年有一万多元的收入，比同行的经济收益要少得多，王玉刚说起原因，“现在市场经济，购买农资的农民成了上帝，欲求越来越高，我们出售农资，本来是应当获得部分利益，但许多农民只认价格，导致市场上假货很多，我不卖假货，利润就低。看到许多农民朋友表面上低价买了农资，但实际上他们和土地一起成了假冒伪劣的受害者，我就想把合作从农资上开始。”

    合作社社员约定的条件是，高级社员要每亩地入股100元，每年合作社提供优质的种子、化肥、农药，年底分红，开始阶段主要是把每户从合作社购买的农资的差价返还，并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其他初级社员享受一定优惠，有批评建议权。

    也就是说，只要每亩地交100元钱股金，每年的化肥种子等农资就可以享受到批发价的待遇。

    为了取得社员们的信任，使他们不认为这是一种促销手段，合作社聘请了两位老人一个当会计、一个当出纳。王玉刚个人的农资商店成了合作社集体经营实体，账目明明白白，每户每年从这里购买的农资金额是多少，进价是多少，二者的差价是多少，大家一目了然。

    到了年底，开始xx分红，(返还农资差价)，土地多、使用农资多的户返还了1000多元，一般每户返还了100多元。其他合作社的利润主要来自不需要返还差价的初级社员和非社员购买农资所产生的利润，但还要支付会计和出纳每人每年1000多元的工资。“年底一算账，我和媳妇为这个农资店忙乎了一年，我们的收入是1900元。”王玉刚笑着说，我还有别的收入，一是种地，二是我用三马车搞短途运输挣了些生活费，所幸，我们要求的也不高。

    老父亲不理解，许多村人也不理解。但王玉刚自有说法，合作社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好处，自己是个带头人首先要吃亏，给大家服务，不然合作社就没有了吸引力。

    后来村里23户成了高级社员，入了股份，其他本村和邻村300多户农民成了不入股的初级社员。

    他们的目标是，集体耕种、经营土地，社员的土地承包权属不变，一切收益扣除集体投入费用全部归社员。

    增加了的抗风险能力

    一年多的时间，许多农民都在观望。开始在井台上动议的12户，到{zh1}只加入了4户。原因是到入股的时候许多人打了退堂鼓，有的人是因为要掏几百元钱入股而犹豫了，有的则认为，仅仅每年分红农资差价意思不大。

    由于8户农民的退出，成方连片统一耕作、节省人力物力的想法一时搁浅。王玉刚和几个骨干在思考，如何才能让社员们看到更大的利益，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北辛庄附近有一家面业公司，做粮食加工的，老板得知了王玉刚等人的合作社的想法很有兴趣，于是有了合作。合作的方式是，辛丰种植合作社的社员们收获的粮食，面业公司可以提供免费仓储，仓储期间所有权仍归社员，什么时候社员感觉市场价格合适了，就按市场价格出售给面业公司，这就保障了社员的粮食收益的{zd0}化。比如去年秋天玉米刚收获下来价格八毛钱一斤，今年涨到了九毛四五，社员们现在决定出售给面业公司，每亩地的收入就增加了二三百元，这就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而这家公司，也因此保障了一定数量的原材料仓储。

    去年冬天，因为冻害，当地许多麦田绝收，今春合作社就联系了张家口一家企业，提供了豌豆种子，及时补种，来挽回麦子的损失，他们与这家公司的合作时，种子先不用付费，约定豌豆收获时公司来收购，再行扣除种子费用。

    合作社理事、45岁的农民石振山说，这些项目都是以合作社的名义去联系的，如果是个体的农户，人家很难与我们合作，这就是集体的优势，大大增加了我们大家抗风险的能力。许多没入股的初级社员，也多是因此而加入的。“现在我们也期望着得到政府的扶持，比如以我们合作社的粮食做抵押，申请xx，即使是30%都可以，那样我们就可以投入一些大型的机械。”王玉刚说。

    一个梦想，重塑农民的合作精神

　　“我们越来越感觉，通过合作社的形式给社员们增加收入不是最迫切的，首要的是提升农民的思想境界、重塑合作精神。”王玉刚说。

    他的感触与许多人对农民现状的认识相似。经济搞活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他们的收入，物质生活提高了，但许多淳朴的品质失去了，石振山说，二十年前，家里没有劳力的，到了农忙时节，邻居们会主动来帮忙；有盖房子的，大家都来帮工，最多主家到{zh1}管顿饭，哪里会有人想到要报酬？现在这些年社会主流一切向钱看，农民受的影响更大，都不肯吃亏，都算计眼前的利益，很难合作。村里现在什么都讲钱，比如缺人手的、有点什么活计，都是花钱雇人。现在合作社统一耕种还没有实现，原因是许多人在盘算自己的小利益，认为自己挤一点时间不就不用计算成本了，而这样看不见的成本会损失更大。“我们都感到，这些年失去的传统美德比得到的物质重要得多，比如有的农民种菜的使用剧毒农药，养猪的使用瘦肉精，养奶牛的添加三聚氰胺，都是一切向钱看产生的恶果。”王玉刚感叹。

    为了提高社员们的整体素质，合作社采取了许多办法，比如发放科学种田方面的信息；比如以一毛钱一个的代价回收社员们的农药包装，因为这些包装不仅有毒，而且很难降解，尽管他们收了很多，但还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农民合作社的基础还是在传统道德教育。”王玉刚说。为了教育大家，他们每天晚上在合作社门口的播放传统道德伦理的宣传片以及一些寓教于乐的电影；并不定时请石家庄和正定的一些传统文化老师来村里讲课，“村领导很支持我们，一些人很受触动，比如不孝顺公婆、兄弟打架的现象少多了。我们的期望是，民风的好转和我们合作社的发展同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