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现实主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美国作家艾·巴·辛格曾经说过：“每一个所谓的主义都是陈词滥调……各种文学的流派和主义是教授们发明的。”现实主义从文艺复兴时期诞生以来，人们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咀嚼，围绕着它的争论更是层出不穷。它就像海边的潮汐，退下去又涨上来，退下去又涨上来，但愿意凑这个热闹的作家也确实没有几个。似乎没有几个作家愿意谈什么“主义”。

作家们都愿意去掉“主义”，谈现实。若泽·萨马拉戈说：“最糟糕的失明者是那些不愿意睁眼去看现实的人”；波德莱尔说：“诗歌是最现实不过的了……”；马尔克斯说：“小说是用密码写就的现实，是对世界的揣度。”等等，举不胜数。这些大师真知灼见，确实，一个作家脱离现实，无疑是xx。

国内现在的期刊、出版、评论，以及作家，也都在谈现实，对现实的xx应该是前所未有的。这没什么不好。也确实迅速地做出了反应，打工文学、地层文学，大量xx现实的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也的确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但中国人有跟风的毛病，干什么都是呼拉拉一起上，你写一篇打工，我也写一篇；你写矿难，我也写矿难。我的一位做小说编辑的朋友曾跟我说过，他有{yt}看了四篇小说，都是写矿难的。这让人啼笑皆非。不是说矿难不能写，矿难作为社会生活中突现出来的触目惊心的现实问题，肯定需要作家去描绘去思考，但要是大家都去写矿难，这未免不是矫情。这时候，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的心、我们的精神到底离着矿难有多远。你作为一个作家，不会就因为什么样的作品好发表，就生硬地去写什么吧。

我觉得，小说是一个人面对现实生活时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反应，它反映了作家的情感现实。说实在的，并不是只有我们文学在xx现实，报纸、电视、网络、广播，在速度、时效、影响范围，以及对读者的冲击力等多个方面，小说占不了任何便宜。但小说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小说是精神的是审美的。所以，小说只有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和特点，才能赢得尊严和读者的尊重。因此，在这里谈到现实，就应该有一个文学的现实。而这个文学的现实又是不太好讲清楚的。

举两个小例子：

我父亲曾经干过地质队队长。他们的地质队每到一个地方干活，每当架起钻机来时，总是吸引很多周围村庄的老乡来看热闹，人们围着钻机品头论足，终于知道了这家伙厉害，再硬的石头也能钻透，可以钻到地下好几千米的地方，地下再多的秘密也能被它发现，人们盯着那个碗口大小的窟窿，禁不住吐舌头。就这样，老乡们满足了好奇之心散开了，但没出几天，有关这台钻机的各种说法便弥漫开来，并且逐渐传到我父亲他们的耳朵里，说钻头打在一只千年乌龟精身上，钻空里淌出好多血来；说钻头惊动了地下的龙，龙生气了，把身子扭成大旋涡，吃掉了地质队的十几个钻头……传说很多，如果是地质队某人出个小事故或者某人得了急症，那说法就传得更神。我觉得，这里的现实就是钻机、井架、钻头、发电机，还有我父亲他们的工作；而围绕着这台钻机诞生的种种传说，就是文学的现实，因为钻机在工作中，由于土层颜色的原因，确实有血色的水流出来；由于地层结构的复杂，也确实有{yt}断十个钻头的时候。周围的群众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力，通过对他们无法看到的地下的好奇之心，就诞生这样的种种传说，并且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现实，人们把这台钻机审美了，满足了他们的精神需求。

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小的时候，在鲁北农村的姥姥家，看到姥姥家的偏屋里放着一口棺材，这口白花花的棺材让我感到害怕。那时侯姥姥和姥爷都才五六十岁，身体还很好，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早早的把一口棺材放在家中。我问姥姥他们，他们都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随时都可能得个急症死了，到时候来不及打棺材，你说不抓瞎嘛。我当时信以为真。并且我发现，很多人家都有棺材放在偏房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该打一口棺材放在家里，人们深信，你越是放了棺材，你越是死不了。而每一个当事人都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却就是不能说出口。因为说出来就不灵了。原来，在这里，棺材是用来抵抗死亡的。对于他们来说，死亡是一种现实，家里摆着棺材也是现实。但它们之间产生出来的张力，就是文学的现实。

实际上，文学在审美的同时，就是一个不断地认识自我的过程，认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慕克在国内出版了两部小说，这两部都是历史小说，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两部xx现实的小说。这两部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渗透着作家对自己、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以及土耳其这个国家的情感现实。

因此我觉得，文学的现实应该在现实生活的深处，是现实生活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