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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飞机坦克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国战场上对垒的中日两军仍装备着军刀，并且频繁发生刀对刀的白刃战——这大概是整个二战战场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从日本方面来说，明治维新后日本“全盘西化”建立起了近现代化的xx。但其武士道传统的影响却根深蒂固，操着现代枪炮的日本军人仍然自视为古代武士的传人，佩带军刀仍然有一种睥睨众生的高贵感。1933年2月，荒川五郎、栗厚彦三郎等人在东京下议院向政府提出复兴日本刀剑的建议案，以提倡日本精神及固有文化，获得一致通过。一个月后，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重兵突袭我长城防线，在喜峰口遭中国第二十九军大刀队重创。因此，在荒木陆军大臣、柳川陆军次官、山冈军务局长等皇道派头面人物的倡导下，日军于1934年废弃了华而不实的“Ｐ”字形握柄的西洋式军刀，军官和士官的军刀一律改为日本传统的长把子“东洋刀”。

从中国方面来看，抗战期间xx重型武器不足，士兵的基本武器为毛瑟步枪和手榴弹，且很多步枪都没有刺刀。为了应对白刃战，很多非中央系的xx普遍给士兵配备了一把大刀，并将刀术作为基本军事技能进行训练。

至于为什么抗战期间白刃战如此频繁，则决定于两军的主导兵器的现代化水平。战争中的基本规律是，用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当时，中日xx的主导兵器都是非自动步枪，日本是“三八大盖”，中国是“中正式”或“汉阳造”步枪，都是打一枪拉一下枪栓，打完五发子弹就要换弹夹。如此慢的射击节奏，发起冲锋后自然难以凭火力压制对方，靠近了就必须拔出军刀来干了。相反的例子是，在日本与苏联进行的诺门罕之战，及日军与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斗中，尽管日军一次次举着军刀挺着刺刀发起“白刃突击”，却总是在距离对方阵地很远的地方成片倒下，因为苏军的“波波沙”冲锋枪和美军的M1伽蓝德自动步枪根本不给日军提供表现东洋刀术的可能。

笔者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武林》杂志中曾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是当年西北军武术教头的后人，他讲述了当年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山西打造大刀、训练刀术的情景。据说刀是用晋东南出产的镔铁打制，刀的形状脱胎于“前锐后斜”的宋代手刀，借鉴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大刀的形制。刀术训练是依照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刀法，为了便于缺乏武术功底的青年士兵掌握，武术教头提炼出了{zj1}实战作用的一招“缠头裹脑”。操作要领是：遇敌时，右手单手握刀自然垂于身体右侧，当日军以刺刀突刺时，迅速以刀背在胸前磕开刺刀，顺势将刀从背后绕一周至右上方，而后双手握刀照准对方尽力劈下，力道猛的可以将对方从左肩砍至右胁。此招法将防御与进攻融为一体，不给对方招架之机，为绝杀之技，在战场上屡试屡爽。

日军一直将中国xx的大刀叫做“青龙刀”，这大概是受了《三国演义》中关羽那柄“青龙偃月刀”的影响。一些日军士兵在战场上捡到中国大刀，都拿着照相做纪念，有人还在家信中说要缴获中国的“青龙刀”带回去，可见中国大刀已经蜚声岛国。事实上，此刀没有传说中“青龙偃月刀”那么大，也没有那多的花哨装饰。特别是刀柄没有那么长，但又比传统的单刀要长一些，便于双手持握使披砍有力，这显然是出于实战考虑。

可以将中国大刀和日本刀做个比较：日本刀钢质好，锻造及淬火工艺精良，刀身虽窄但强度很高，刀刃锋利，刀鞘及护手的造型和装饰精美；而中国大刀钢质一般，刀刃宽阔，分量较重，美观不足。虽然中国大刀无论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日本刀，但是大刀是根据实战需要而诞生的，钢质和工艺的要求低使得任何一个农村铁匠都能制造，宽厚的刀身让锋利的日本刀也对它无可奈何，在砍劈时还能以自身重量来弥补锋利程度的不足，所以在与日本刀的对战中并不吃亏。如果说中国大刀对日本军刀打个平手的话，在两军大规模白刃战中则占优势，因为大刀是刺刀的“克星”，大刀中国官兵人手一把，而日本军刀仅军官和士官装备，大部分日军士兵都只是端着装有刺刀的步枪。

中国大刀是在长城抗战中举国闻名的。1933年3月，侵占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8万余众，分别向我长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处进攻，长城抗战爆发。11日，二十九军一○九旅赵登禹旅长率董升堂、王长海两团夜袭喜峰口外的日军，当时日军正在宿营，未料到中国xx会主动出击，一时被中国xx的大刀砍杀数百人，其中包括一名炮兵大佐。经笔者仔细检索，查到此役中用大刀砍杀日军最多的几位留下姓名的英雄，他们是：士兵王元龙半小时内砍杀日军十二人；二二四团班长侯万山砍杀日军七人，阵亡后留下一对双胞胎遗孤，被军长宋哲元收养；副营长过家芳在狼洞子附近一寺庙内的日军指挥所内，砍杀日军十五人，缴获其兵力分布图一份；旅长赵登禹和副旅长何基沣也亲手操刀砍杀日军多人。此外，在四年后爆发的卢沟桥抗战中，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名19岁的山东籍士兵陈永，以大刀砍杀日军十三人，并生擒一人。

中国大刀之威震撼东瀛，当时的日本报纸惊呼：“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以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此事在当时中国国内的媒体上更是被广泛宣传，深受感染的上海青年音乐家麦新据此写了《大刀进行曲》一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为抗战时期{zj1}代表性的歌曲，大刀也渐渐成为抗战精神的象征。后方民众到前线慰问，也对大刀情有独钟。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等女士手捧大刀的留影，在当时很是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而长途跋涉从广东赶到前线的广东女师学生，更是送了二十九军一大堆的新打造的大刀。

其实，当时在宣传大刀杀敌的事上还是有点不同意见的。比如受南京政府委派、协助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指挥的内政部长黄绍竑将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他曾对王孝英、沈慧莲等慰劳代表说，中央军关鳞征、刘戡部在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激烈得多，大家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xx都忘了。”黄将军后来对报界颇有微词，曾对《申报》老板史量才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吧？”但史量才也道出了报人的苦衷：“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

客观地来评断这一段争议，应该说作为高级军事指挥员的黄绍竑将军是一个清醒而务实的人，他担心对精神因素无节制的颂扬会让国内的抗战准备误入歧途，的确不乏警示之效。当时美、英、苏、德等国家xx的武装现代化程度较高；在我们看来装备精良的日军，与他们相比也低了一个档次，因此日本对美英和苏军作战时也特别强调精神的作用。当时中日两军均配备了用于实战的军刀是客观现实，且白刃战几乎贯穿了八年抗战的始终。在平型关伏击战中，八路军一一五师{zh1}是冲下乔沟用大刀和刺刀才解决战斗的；据第二集团军参谋处长何章海的回忆，在台儿庄血战中，西北军的大刀发挥了很大威力。“有一人手刃敌兵九人者，也有一人杀死五人者。参战的大刀队，平均每把大刀砍死敌人一个半”；即便是国军装备{zh0}的机械化xx第五军，在昆仑关战役中也多次与日军展开激烈白刃战。因此，在这一具体背景下宣传大刀之威并不算太离谱。这与义和团以红缨枪对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愚昧狂热还有区别的。

弹指一挥六十年过去，大刀片和东洋刀殊路同归，都进了纪念馆或博物馆。前不久，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将珍存多年的一把二十九军大刀捐献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此刀是当年在喜峰口开新闻发布会时宋哲元馈赠给《申报》老板史量才的，在海外流落多年后终于回到宋将军后人手中。而作为罪证的日本军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柜中吸引着参观者好奇的目光，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当年是如何被收缴的——

日本战败投降后，奉同盟国之命在各地参加投降仪式，被解除武装。日军在各地的{zg}指挥官向同盟国受降军官交出军刀，表示降服。“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将自己的军刀交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则将其交给英军蒙巴顿元帅。这两把军刀作为胜利纪念品，如今分别被收藏在北京和伦敦的军事博物馆里。

冈村宁次的军刀还引出过一段波折。他曾在日记中写道：“（1945年）11月8日，今天将各自所持军刀、xx及望远镜集中交给中国方面。”他又加注，“据说我交出的军刀，后来何应钦将它赠送给美国MBA运动（1938年在美国组织的和平运动，总部设在瑞士）的创始人李普曼博士，该博士作为和平象征用以装饰自己的住宅。然而，长谷川峻国会议员却说他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看到刻着我名字的军刀。这是中共虚假宣传之一例。”

事实上，主持受降任务的国民党何应钦上将拿到冈村宁次的军刀之后，专做了一个红木盒盛放军刀，盒盖上刻“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大将呈缴自佩战刀一柄谨呈委员长蒋，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的字样，立即送与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仓皇逃离南京时未及带走，此刀连盒为解放军所获。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的何应钦自然懂得冈村宁次军刀的意义，这样重要的战利品他怎敢送人，何况是外国人。

1945年中日双方在研究日军投降问题时，十分重视军刀问题。冈村宁次在9月2日向何应钦提出《有关停战协定之请示事项》，共五条。其中{dy}条第二款要求“请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遭到中国拒绝，除此之外各条照准。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事先规定未携带军刀入场，也就没有向何应钦呈缴军刀的仪式，少了一个极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此前，9月2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以重光葵、梅津美治郎为首前来参加投降仪式的日军将领也未带军刀。据悉，当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曾以“中字”第17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称：“根据盟军{zg}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一、日军缴械时不举行收缴副武器之仪式；二、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三、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一俟正式投降，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军刀。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希贵官知照并转饬所属日军遵照。”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不无感念地提到这一细节，大概这让他们少了些战败的耻辱感。但在中国战区所辖的16个受降区，有些并未执行这一规定，如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受降仪式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上将就接受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缴出的21把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