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 研 报 告
中国戏曲学院07戏文陈方玉
调研时间: 2010年5月5日——5月7日
调研方式:电子邮件
调研话题:湖南地方戏的现状和未来
调研对象:孙文辉
1.笔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戏曲剧本创作的?怎么想到踏入这一行的?
孙文辉:我是1964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洞庭湖区务农,原业余写作小说、诗歌,兼写小演唱,成为县里重点业余作者。后xx期间,党和政府重视戏剧创作,把我往戏剧队伍中赶,开始学习写戏。由于业余作者希望有人扶持,政府既然重视,当然就踏入这行了。1974年为当时的益阳县治理烂泥湖工程指挥部政治处宣传队(一半成员为专业演员)创作小节目,有一曲艺作品《硪歌了亮》从工地一直唱到北京人民大会堂。终于在下乡11年后的1975年底,被招工至专业剧团(益阳县花鼓戏剧团)任专职编剧。1980年有大型花鼓戏《浪子吟》参加全省戏剧会演获奖,那些年也曾上演过三部大型戏曲和若干小戏。十年后,至上海戏剧学院进修,1985年底调入现单位。
2.笔者:您觉得现在湖南地方戏的演出市场怎么样?剧团经营状况如何?
孙文辉:演出市场不断萎缩,专业剧团难以维持生计,业余剧团艰难度日。此事为必然,不足为怪。不要把北京、上海的戏曲演出当回事,它们代表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的方向。早在1983年我在上戏进修时写过一篇《“戏曲”已近尾声》,发表在上戏的院刊《戏剧艺术》上,被人大复印资料传播,被时评认为“戏剧消亡论者”代表。自此之后,我花14年的功夫写了一本《戏剧哲学》,出版后有影响。我试图回答所有的戏剧问题,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著述超过我的认识。如有兴趣,可找来读读。特别是关于“戏曲问题”一节,能回答你的一些疑惑。
3.笔者:最近花鼓戏《花落花开》的演出,在我看来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任务。在进入市场经济后,怎样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票房号召力,在人民群众中真正有反响的戏?
孙文辉:不读我的《戏剧哲学》,不好回答你的这个问题。板腔体戏曲是一个时代的戏剧,那个时代结束了,戏曲成为了遗产,它需要保护,不需要它进入市场;把它任意地推向市场,无异于谋害它;硬推它,必将断送我们灿烂的历史文化。
同时,在目前阶段,我把政府也看成是戏曲演出团体的“买方”,他们买了自己需要的剧目,去送给农民、送给领导、去做他们政治工作做不到的宣传,又何尝不可。这也是市场经济的体现。
3.笔者:我最近要写一篇论文,查了查1992年后至今对于“戏曲新出路”问题的许多其他学者发表的论文,发现大家众说纷纭,建议提了一堆,但戏曲到现在还是那个老样子。
孙文辉:对的,很多问题涉及到我们的理论的贫乏。理论无法指导实践,理论要创新。比如说你们在课堂上学到的“戏剧本质”是什么?“戏剧本质”应该回答得出戏剧为什么会出现危机。但事实上教材上的那个“理论”回答不了,那么,那个“本质”就不是真本质。诸如此类,因此我一般反对在低层次上的无意义、无价值的讨论、争论。
4.笔者:您的《戏剧哲学》是1998年写的。在书中,您谈到了“戏曲的出路”。12年过去了,您就这个问题,有什么跟以前不同的想法吗?没想过再写一本新世纪的《戏剧哲学》吗?
孙文辉:不会的,那是我十四年时间的思考,不是一时的胡说。你要看一看,里面有一些全新的东西,包括戏剧本质,戏剧范型、戏剧原型……一些学院里的老师和教材并没涉及到的东西。
5.笔者:戏剧剧本到底应该怎么写?
孙文辉:写戏曲剧本只能慢慢来,正像格律诗,会束缚你们的思想和艺术激情的。这在我的书中涉及到了“范型”这个概念。比如“xx”戏剧,以曲填词;“戏曲”(板腔体戏剧)中大戏剧种唱词,更多地像格律诗;“小戏剧种”为民歌体;现代“歌剧”可为自由体新诗。总之,戏剧范型不一样,戏剧体制不一样,唱词就不一样。我给湖南大众传媒学院的影视剧系的学生上过一年课,从电视剧中的系列片教起,发挥学生的天性、创作热情,然后指导写舞台剧,不强调写戏曲,但到后来他们自然对学写戏曲感兴趣。这种事不能一蹴而就,急功近利。
6.笔者:您对于后辈的戏曲剧本创作者有什么期盼和建议吗?
孙文辉:多读优秀的戏曲剧本。但有些是案头之作,如《桃花扇》;有些是场上之作,如京剧中很多优秀传统剧本。读时要有一种场面感,即舞台呈现感。再在此基础上试着写。大戏剧种写历史剧、古代剧有优势;小戏剧种写现代戏要来得自然妥帖。
7.笔者:有时候我觉得,要想把戏曲剧本要想写好,还真得“人到中年”才行,要不太年轻了,写不出那个味道。
孙文辉:但正好与你改革的思想吻合,给戏曲带来新鲜东西,就要“无知才能无畏”。 不是学院培养剧作家,而是市场培养。只要你爱,坚持下去,你就是坚守的那一个了。创作是一份自由的职业,学的条条框框多了,反倒不利,做评论家还可以像模像样,做剧作家还要从头再来。
学院培养作家,{zh0}是从有舞台实践的剧作者中继续培养。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进修,我们那个班30多个人,到毕业后基本上没有离开戏曲队伍,出了上海的罗怀臻、河南的姚金成、湖北的郭大宇、浙江的王信厚、云南的甘昭沛、李世勤,四川的程贤光、山东的刘拥政等一大批剧作家(发表作品时有的用的笔名);以及王胜华、方方等戏剧学教授。
8.笔者:戏曲为什么不能也挪用电影,电视剧的“制片人中心制”的那一套。
孙文辉:不行的,戏曲不属于这个时代,无法以市场经济的一套来对待它的。你做这个制片人可以,但要拿到资金,才能随心所欲;但你给投资人的回报是什么,符不符合人的心意,就会要考虑了。
9.笔者:您现在正在进行哪些工作呢?
孙文辉:我现在的主要精力在做《湖南话剧志和话剧史》,编一本《陈健秋日记、笔记》(湖南xx剧作家,代表作戏曲《马陵道》《偶人记》《贵妃东渡》《宰相刘罗锅(其中三本)》;话剧《枫树湾》《水下村庄》等)和准备另一本书《湖南戏剧会演60年》的工作上马。同时指导三拨年轻人编辑。与此同时,还要看一些朋友委托看的本子,比如说剧作家彭铁森的《弯过了几道弯》,来势很不错,剧名是我给他改的,不知{zh1}接受了没有。
10.笔者:戏曲作为我国的国粹,已经被供进了神坛,且板上钉钉得告诉你“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动的东西”。不“变”则不能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下,戏曲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已经与“娱乐”脱了勾。而自戏曲在中国大地诞生之日起,这个东西与市井平民的娱乐生活是紧密相连的。没有了“娱乐”这个要素,它自然就萎靡不振了。“超级女声”也好,“犀利哥”,“凤姐”也好,这都预示着21世纪是个全民娱乐的时代。京剧,昆曲都保护起来了,很好。但地方戏呢,我们湖南的湘剧,花鼓戏呢?眼看着我们市花鼓剧团一片破败萧条的样子,只能扼腕叹息。既然您觉得戏曲不能硬推向市场,那么针对“戏曲剧团演出市场不断萎缩,专业剧团难以维持生计,业余剧团艰难度日”的情况,湖南地方戏的未来出路在哪里呢?
孙文辉:这个问题谈了二十余年,不想多谈,发点原来的材料给你。
附:(摘录,重点为笔者所加)
怀臻:你好!
……2、纵观戏剧发展史,中国戏剧有渐变时期,也有突变时期。在突变时期形成的戏剧范式是:宋元杂剧、明清xx、近现代板腔体戏曲、现代民族歌剧。这正如你所说的“文脉虽然延续着,但已标志着不同的时期。既是递进、发展,也是开辟、创新,彼此间无法互换,不能代替,难以类比。”这种递进与发展,在根本上来说,是戏剧的体制发生了变化(我本想对“戏剧体制”问题作一番系统研究,但精力和条件都不具备),音乐体制、文学体制、演出体制,都有很大的区别。这就叫“转型”,即戏剧范型的转换。你所说的话剧《桑树坪纪事》、京剧《曹操与杨修》和“都市戏剧”,并没有从传统戏剧(近现代板腔体戏曲)的体制中转换出来,还是梅兰芳先生所说的“移步不换形”,即我所说的“渐变”。这种渐变的戏剧范型,不可能成为当代戏剧(舞台艺术)的主流。
3、中国民族歌剧的诞生与板腔体戏曲相关,是一个时代的戏剧样式,我们忽视了这一阶段的存在;可是它后来的发展,被人为地阻隔了,这在我的书中已有详解,不再详说;我只想说,这种戏剧范型,它有一个完整的体制、有一系列代表作,而且与地方戏曲血脉相连。但是,它发展至当代,仍然出现危机,为什么?它与当代人的审美,与当代人的情感形式,仍然有阻隔、有距离。
4、你所说的“传统戏剧现代化”和“地方戏剧都市化”(前者似乎偏重于内容,后者偏重于艺术形式),并认为是”重建和重振中国戏剧的重要选择和必然途径”。作为一个口号,未尝不可;但作为一种理论,并无充分的依据。我不欣赏“重建”和“振兴”这样的口号。艺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的意志不可能将它改变。因此,在艺术上我们也要“尊重自然”。当然,戏剧界自身的努力,能够改变“戏剧人”、“戏剧团体”的命运;但改变不了戏曲剧种的命运。
5、贤光夫妇在京剧《她从雪山走来》作过探索,余秋雨也在黄梅戏上作过实验,我们湖南也有不少戏剧家在戏曲走向市场方面作过种种努力。这些剧目,虽被理论家、评论家冷落,但毕竟曾经轰动过。然而,最终还是昙花一现。我想,这种想以戏曲的改良替代戏剧的变革的做法,既不能赢得市场,也不能讨好专家,更不能拯救戏剧。
6、近年来,我常常跳出“圈子”看戏剧,广大人民群众对戏剧的冷漠有其深刻的根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你对戏剧的视角,不同于一般人,与在圈子内“混”得很深、很好有关,你也需要跳出圈子看戏剧。最近,我为《歌剧艺术》今年{dy}期赶写了一篇文章,谈了一些想法。我认为,当代舞台艺术-戏剧的新范型,应该是音乐剧。我对音乐剧作了十多年的研究,我想,音乐剧应该是未来戏剧文化的主流,是真正的都市戏剧。你写过音乐剧,但我认为你写的音乐剧,在文学体制上,还算不上音乐剧。
7、这并不是说,戏剧界目前的努力和探索都是“白搭”。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数百万戏剧的从业人员,也需要有自己的事业(音乐剧很有可能不在这些团体中诞生)。中国音乐剧的诞生,也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更加繁荣的时期。因此,目前戏剧界的努力首先是要求生存,其次是求发展。发展的方向有许多,一是保护传统,让传统不在新时代中消失;二是走出国门,让民族艺术走向世界;三是走向市场,与旅游相结合,展示一种地域文化;四是改革,让戏曲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多元的市场中……。但总总,它们都会在未来的社会中占得一席之地,却不能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戏剧。
……
——节录自2004年1月29日孙文辉与罗怀臻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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