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堂课中,旁征博引,通过“自由轮”的故事、的故事以及自己从事的亲身体验,讲解了一个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道理—“无知”胜于经验。德鲁克认为,人士不xx依靠自己的“专长”解决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利用自己的“无知”解决问题会获得更好的效果。
当德鲁克开始讲这一堂课时,我们以为他是在发表奇特的言论,以便证明自己的论点。但他不是那种爱吹嘘自己成就的教授,这与我当学生及后来当教授时见过的某些教授形成了对比。他从来不傲慢或以为中心,虽然他有时也讲一些并不太的逸事,以说明一个论点,但这个论点本身是{jd1}准确和极为有力的。
那是1976年1月的一个下午,大约4点多的样子,他开始给我们讲课了。那是哪{yt}我记不准了,但我记得那天的天气。那种寒冷不是北部或东部地区冬天的那种冷。事实上,在屋里是不冷的,但我仍记得室外的寒冷。我们学校在洛杉矶东边40英里,这里的冬季气温很少低于15摄氏度,有时还相当温暖。其他州的人到了这里都认为我们的冬天挺暖和。无论怎样,当我回忆这{yt}的情况时,我记得当天天气是寒冷的。
我们的教室是Harper楼里的一个较大的房间,那是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里的一座旧楼。
在Harper楼内的墙上,悬挂着曾在这里工作过的教授和大学者的大幅肖像。他们大部分人都穿着正式的(在毕业典礼等场合才穿的)大学服装。这间教室是人们一进楼首先看到的房间。
当晚的讲课一点都不乏味,而且德鲁克讲的内容像宝石一样具有重大。德鲁克首先回顾了自己在美国和日本几家做的调研和咨询工作。他告诉我们说,在他协助工作的公司里,一个局外人经常只要做些很简单的事,即可对该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内部人员离问题太近,而且他们根据老经验看问题,并错误地认为新问题和老问题是一回事。一个局外人会思考并质疑这些问题,而公司里的常常会忽视这些问题。
当一名学生问德鲁克,他作为一位成功的咨询顾问有何秘诀时,德鲁克回答说:“没有秘诀。你只问正确的问题。”
这时,我的一位同学突然举起手连问了三个问题:“您如何知道该问哪些问题?您的提问是基于您对行业的了解吗?当您首次当顾问、毫无经验时,您如何拥有做这件工作的和专长?”
德鲁克回答说:“当我提问题或承担咨询工作时,并不是基于知识和专长。恰恰相反,我xx把我的知识和经验放在一边,我以无知的心态进入公司的情况。无知是在任何行业帮助他人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因素。”
学生们立刻纷纷举手,但摆了一下手说道:“如果你知道如何利用无知,无知就不是一件坏事,所有的经理都必须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你必须经常以无知的状态去处理问题,而不能用老经验产生的套路去处理问题,因为你自以为拥有的知识经常是错的。”
德鲁克立刻讲了一个故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的故事通常都反映了他阅读和思考的广泛性—从天主教教会到日本以及政治、历史、犹太神秘主义、战争,当然还有。这些故事多数情况下相当短,但有时也很长。我曾多次听到他回答提问时并不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讲故事,而且一个故事中间套着另一个故事,如连环扣一样。
我要羞愧和遗憾地承认,我有时会听得一头雾水,以至我的大脑已跟不上他的推理。这是很不幸的,因为在他讲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所有的故事和都是互相有联系的。他在{zh1}会做个总结,而如果你一直跟得上他的思路,你即可发现如要充分理解他的总结,就要理解他讲过的一切其他东西,包括从他那“潘多拉盒子”里源源不断冒出来的故事。
但在这么一个寒冷的日子,他讲的故事并不长,也没有与其他几个故事相联系,而且这个故事与我熟悉的一个情况有关。当我在西点军校上学时,学校旁边的哈德孙河上停有几百艘退役的船只,足足占了几英里的水面。它们外观一样,每艘都有400~500英尺长,显然已是年久失修了。我听说这些沉睡的巨人被称为 “自由轮”,是在二战时期紧急建造的。德鲁克为说明自己的论点,开始讲述有关它们的故事。
他说道:“在二战于1939年爆发后,由于德国潜艇不断进行攻击,英国人损失了大量的船。这件事很重要,因为英国人需要这些船运来的给养和弹药,以便军民有饭吃并能继续作战。
“鉴于这种和德国潜艇造成的巨大损失,英国人设计了一种廉价的远洋货轮。这种货轮使用便宜的,简单,一般预计只能用5年。它们速度慢,笨重且运输不高。但它们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正是英国人造它们的原因—建造它们的速度比建造任何其他货轮都快很多。这是问题的关键因素,每艘货轮只用约8个月即可建成,这比以前造货轮所需的时间短多了。”
德鲁克继续说:“不幸的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尽管英国是全球xxxx的航国,拥有几百年的造船经验,但仍要用专家和熟练来造船,即使是一艘设计大大简化的船。英国为与德国作战,在各个方面都全力投入。造这批货轮所需的人力、船厂和设施并不存在。
“于是英国人指望当时尚没参战的美国帮忙。事实上,美国在前10年中只建造了两艘远洋货轮。英国当时非常绝望,希望美国施以援手,尽管美国在造远洋货轮方面几乎没有经验和专长。英方希望凭借英国的设计和帮助,让美方每造1艘货轮用约1年的时间。由于当时尚没参战,美国有可能为这个投入足够的人力,以生产足够数量的这种货轮,从而使这个项目有望成功。无论如何,除这个办法之外已别无选择,因为每天都有英国商船被德国潜艇击沉。”
继续讲他的故事:“由于很少有美国人理解如何建造商用货轮,英国人撒了一张大网,与美国造船行业之外的人士也取得了联系。他们联系的人中间有一位叫亨利•凯泽。凯泽对造船基本不懂,对造货轮更是无知。但他看了英方的设计后就干了起来,根本不依靠英方的帮助和专家,而是凭借自己的无知。
“英国人造远洋商船时用的是专业工人,他们不仅具有一般的造船,而且具有深入的专业知识。凯泽由于没有这样的工人,于是他问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干下去。基于对造船的无知,他想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办法。他了组装,采用了预制件,这样员工们只需了解整个工作的一小部分,而且起来也容易多了。他还采用了美国组装线的。
“英国人知道,要确保商船的高精度,就用重型机床来xx地切割金属。凯泽不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也没有重型机床。于是他再次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我该如何切割金属?’他再次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但不是英国人用的那种办法。由于他对此是无知的,因此他要求工人用氧乙炔炬切割金属,这比英国人的传统方法更快更便宜。由于他对此是无知的,因此他要求用焊接代替了铆接,这也比英国人的传统方法更快更便宜。
“凯泽称自己建造的货轮为‘自由轮’。他建造每艘自由轮所用的时间不是1年,也不是8个月,而是大约1个月。然后他又把这个时间缩短到2周,并曾为了的目的在四天半的时间里建造了一艘自由轮。”
德鲁克停顿了一下,然后指出:“由于是在无知的情况下处理这个问题,凯泽用(英国)船厂以前用时2/3的时间造了几乎1 500艘自由轮,仅是其他船厂的1/4。美国其他船厂立刻用他这个方法建造自由轮。有意思的是,尽管这些船在建造时不是为了使用,但目前仍有几艘在使用中。”
凯泽对建造商船一窍不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从无知出发,而不是从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出发,然而结果却很惊人。德鲁克在讲完这个故事后说,他在做咨询时会观察各的情况,由于他对有关情况一无所知,因此会从无知出发问一些问题,正像凯泽由于无知也被迫问了自己及部下一些问题。德鲁克帮助过的那些人经常惊讶地发现,这些“无知的”提问导致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帮助解决了难题。
德鲁克然后又回到自己原来的主题,并继续讲课,因为他已讲完了他的课堂故事:从无知出发去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
这是德鲁克讲课的典型方式。他教我们该做什么,他就这一点讲得很具体,但他不教我们如何去做,这将留给学生或咨询的自己去想。在他去世之后,《洛杉矶时报》上的一篇悼念文章引用了的话,他称赞帮他理解了该做什么来通用电气公司—一个在全球各地从事多种业务的。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但在这里值得重复一下,因为它强化了无知的。大部分咨询顾问的做法不会和德鲁克一样。他们可能一开始就着手对通用电气公司的、以及各种业务的地点、性质和情况做成本昂贵的、冗长的调研,而德鲁克直接问到了问题的核心。他对通用电气公司及其各种业务不太了解。但他知道该公司的情况是一团糟,并一个简化的过程。据说,德鲁克只问了两个问题:“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你今天会进入吗?”“如果答案是不,你将采取什么行动?”杰克•韦尔奇对采访自己的记者说:“问得很简单,是吗?但是却{jd1}很有力量。”
德鲁克从对通用电气公司的无知出发,问了两个问题,促使韦尔奇以这两个问题作为起点分析了公司的业务。韦尔奇必须回答这两个基本的问题,然后决定是采取行动,还是不采取行动。
韦尔奇决定:如果通用电气公司在任何业务上无法成为上的{dy}名或第二名,那他就不应选择进入这一业务领域。他收集了必要的,以确定通用电气公司是否在每一业务领域都能成为市场上的{dy}名或第二名。他使用这一衡量,无情地精简了部分业务。由于这一精简,通用电气公司变得更有,并把自己的集中于能切实带来的业务领域。通用电气公司的效率变得更高了,而且它的开始迅速上涨。这帮助韦尔奇赢得了美国xxx和最xx高级人之一的声誉。所以,在开始时有一点无知并不是坏事。
在德鲁克讲这一堂课时,我知道这是一个深刻的观点,于是就它(以无知处理问题)草草记了笔记,以便以后再细细琢磨。然后我转而注意听他讲的下一个主题。
我下课回到家里后,开始思考如何应用德鲁克的观点,即经理人应做什么来以无知解决问题。我知道他并不是想xx排除人们早先的经验、或专长。如果是这样,德鲁克怎么知道从何做起?他关于以无知开始的教诲,一定是基于一个通过知识、经验和专长而开发的模式。我相信,是他的记者背景使他有了提出这一概念的灵感。
此外,我认识到,当经理人按德鲁克基于提问的咨询意见去办时,如果他没有相当多的知识,就无法理解的问题。德鲁克并不是在讲战术性决定(需要马上和在现场做出的决定),这类决定必须基于先前的知识和经验。德鲁克是在讲更具性的决定,而人们对这种决定有思考的时间。由于已多次讲过经理人要信任自己的直觉情感,所以他的话也并不意味忽视直觉。
我的结论是,德鲁克的意思是:经理人不应匆忙拿出解决办法。在不排除经理的经验和直觉的情况下,他或她本人解决这些问题时必须首先有个开放的心态。于是该经理在各种资源来解决问题时就需承认,甚至强调他自己的无知。主要依靠自己的专长,事实上对于问题的{zy}解决是危险的。这就是德鲁克的意思,而这一点几年后在与他的私人讨论中才得到了证实。
我利用德鲁克的观点,开始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调查。对于问题的解决,据我归纳有两类方针,它们都涉及从“无知”的角度起步。从实质上讲,这些方针涉及左脑和右脑方法,即一是强调或依靠逻辑和分析,二是依靠独创性和情感。当然,这两个方针可以组合起来。重要因素仍是以无知的状态进入情况—尽管这两个方法可能涉及到收集和分析其他已有信息。
左脑解决方案
我早已见识过一种有效的左脑方法,它曾被用于对的调查,并且不仅能极有效地归纳复杂的问题并得出符合逻辑的解决方案,而且能极有效地向他人介绍这一,以使其相信问题解决者所提方案的有效性。我听说这一方法是xx在19世纪开发的,但在我的调查中,我发现也在使用和讲授这一方法。我后来还发现法律等行业已用了一种很类似的决策方针,以便在面对复杂和困难问题时分析和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左脑决策方法涉及:
界定问题
就与问题有关系的相关信息做出决定
就问题开发出潜在的备选解决方案
分析这些备选解决方案
从这一分析中开发出解决方案
{zh1}做出决定
问题的界定
你要先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才能达到它。这不是德鲁克的教诲,这是我的观点。我强调的是:要解决问题,你就必须首先理解问题是什么。上述造船的问题不在于用英国人的方式造船,而在于美国人能否造船。德鲁克认为的问题在于管理许多个业务部门,而这些业务部门与的实力不相吻合。
你可以发现,德鲁克关于以无知解决问题的教诲是非常重要的。在造船问题上,一开始对问题的界定是不对的。它一开始被界定为:“我们如何在没有同等人力和的情况下用英国人的方式造船?”事实上,你是办不到的。如果凯泽没有从无知出发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改变了对问题的界定,他和其他潜在的美国应急造船商可能到现在还在研究这个问题,或早就认为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了。以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同样,如果一家大的接下了的案子,并将其仅仅界定为的问题,它可能一开始就会对该公司各业务部门进行大规模分析。虽然最终也会出现一个共同的主题,就通用电气公司是否应砍掉哪些业务部门给出建议,但它拿出这一方案会花更长的时间并耗费更多的。而且,它可能会忽视韦尔奇的最终,因为若不是公司已经进入了某一业务领域,韦尔奇绝不会为是否该进入某一业务领域而伤脑筋。
的因素
在凯泽和韦尔奇的问题上,均有一系列因素与问题的具体环境有关。因此,在这两个问题上,均收集更多数据。凯泽知道自己不具有什么优势,也知道自己不具有什么资源。他进行了调查,分析,并确定自己可以更快、更便宜地建造这类船。同样,韦尔奇当时面对的问题是:确定按同样的标准衡量应砍掉或保留哪些业务部门。他决定,凡是做不到{dy}或第二位置的业务部门,均要统统砍掉。
备选的行动方案
在左脑过程的这一部分,凯泽要确定解决问题的几个备选的行动方案,选择之一是采用新战术。例如他可以在全球的中立国家寻找造船专家,并付给他们高;他可以设计新的金属切割机械,并用自己的方法迅速制造它。他的确可能考虑过这些或其他可选方案。同样,韦尔奇也本可以采用不同的标准,例如把无潜力达到一定水平的业务部门都砍掉。
所有的备选方案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韦尔奇以自己的标准为出发点可能卖掉了一些有的公司(业务部门)。他知道这种局面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也有可能发生,这就是这一备选方案的缺点。
凯泽采取的解决方案是有极大的。他在造{dy}艘船之前已投入了几百万。他采用的施工方法有许多是人们从没用过的,而且也是极具性的。据报道说,由于装配工新手要经过几年才能在船的上部上空踩钢丝行走,凯泽于是就雇了杂技演员来当装配工。
分析、结论和决定
在分析时,实际上在比较各备选方案优劣的相对重要性。有的备选方案没什么缺点,但也没有很大的优点。无论如何,经理需仔细权衡并把想法记下来,这样可在决策后对他人解释自己的决定,从而展示左脑决策法如何有效。
在上述两子中,结论来自分析,而最终的决定应是显而易见的。我肯定,凯泽在向经理、工人和解释自己的时,就是按这个一步步走的。他一定解释得很详细,并得出结论说:尽管有风险,但得到结果的{zh0}方法就是按他说的办法造英国人设计的船。同样,一定也向董事会及解释了情况,说明为什么要卖掉某些业务部门(即使它们是赚钱的),以便确保未来的增长和更高的。
右脑解决方案
用右脑解决问题,依然在于从无知出发。与左脑思考法那种很有逻辑的程序不同,右脑思考法不用固定顺序的逻辑步骤来得出解决方案。
关于右脑思考法在美国中的应用,{zh0}的例子之一涉及xx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虽然爱迪生的正式学历只有高中,但他发明了很多“高科技”装置,从电灯泡到电影。据他的助理说,他采用的右脑思考法是坐在一间暗室(有时坐几小时)专心思考,直到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想出来为止。
关于这种右脑思考法的应用,另一个例子是爱因斯坦,他介绍过自己是如何研究相对论的。人们会以为创立这一理论是非常复杂和数学上很深奥的事情,必然几千名科学家研究好几个月,而且还涉及在实验室里的高级研究。即使爱因斯坦可以用上今天的,这些研究也会占用大量的电脑运算时间。但爱因斯坦声称,整个相对论是他一个人想出来的,他仅仅闭上眼想象自己骑在光束上飞驰,并想象在自己以光速前进时,地球上的时间会发生什么变化。
发明缝纫机
在19世纪40年代,伊莱亚斯•豪对缝纫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先驱者在前100年中为发明缝纫机而进行的奋斗。这些人想发明的机器要能和人一样进行缝纫,但速度要快很多。事实上,他那时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但他对用机器完成缝纫动作的速度非常着迷。
当时他有一个想法,认为只要让线从两个不同来源出来,这种机器就能工作。问题是的缝针是让线从上部的针眼穿过,但这样机器就无法工作。有{yt}他睡觉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次日早上又想了起来:他身处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受到了土著人的攻击。土著人都拿着奇怪的长矛,矛上拴着绳子,但不是像捕鲸叉那样拴在矛柄处,而是拴在矛尖处的一个小眼里。当他醒后回忆起自己的梦时,他立即醒悟出这是缝纫机针的解决办法。他在缝纫机上安装了针眼在下部的缝纫针,现在可以让缝纫针扎透布料了。这样可在布料反面形成一个圆环,这时通过滑轨上的摆梭在圆环上穿入第二股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缝。
右脑导致了橡皮泥的问世
在二战期间,世界的大部分橡胶产自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橡胶林,但这一地区已被日本人。工程师詹姆斯•赖特在1943年试图通过混合硼酸和硅油来发明一种合成橡胶,结果产生的有极不寻常的性质。当它掉落到地面时,它的高度异常高。它不会腐烂,柔软而且可以延展,甚至可拉长许多倍而不断裂。如果用印刷品紧压在它的表面,它即可印出印刷品上面的文字或图形。{wy}的麻烦是,由于有了以上特性,它不是橡胶的良好。
詹姆斯•赖特继续去做其他发明了。通用电气公司对这种奇怪的材料及其不寻常的特性大惑不解—通用电气公司有了一种,但它却没有实际用途。幸运的是,它没有被抛弃掉。通用电气公司将这种产品的送给了世界各地的一些科学家,并请他们为其开发或发现一种用途,但无人能做到这一点。
几年之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革新者偶然看到了这个产品。人们对他的描述各不相同,有人说他是一个的,有人说他是一个失业的,或是一个到处跑的。他的名字是•霍奇森。霍奇森在参加一次聚会时看到了这种产品。他用自己的右脑为其发现了许多科学家没有发现的用途。当他看到成年人玩这种东西乐不可支的样子,他感到这作为儿童玩具必有大得多的。通用电气公司把这种产品的权卖给了霍奇森,于是他为其取了名字:弹性橡皮泥。
在这种产品卖出无数个后,同时亦在好多年之后,我曾去中国给学生讲授美国的理念。这些MBA学生无人能说英文。我带了一些弹性橡皮泥,以便让我的中国学生了解美国人在营销上的机智。当我从公文包里拿出这些样品时,还没等翻译说话,我的中国学生就异口同声叫“弹性橡皮泥”。
对于通用电气公司的詹姆斯•赖特来说,当他开发出这一材料时,他知道自己开发了一种,但不知道可以拿它做什么。他一直保持着对这种产品的信心,直到霍奇森出现并用右脑思维法为其找到了用途。
许多用这种右脑思维法的人都声称,他们会努力琢磨某个问题,带着问题入睡,而醒来就有了解决办法。如果凯泽或愿用这种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他们只要“带着问题入睡”即可。不管怎样,都是感到骄傲的,因为这些被问题困扰的人都是以无知应对—并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以无知应对问题。我对德鲁克这堂课的{zh1}结论是,任何人都不应害怕解决不了问题(无论是上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虽然某个经理在解决问题之初可能缺乏具体的、经验或专长,但这不一定是件坏事。相反,以无知开始,并承认无知,可能是应对问题乃至找到{zy}解决方案的{zh0}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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