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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府在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原文转自:中国泛蓝联盟网站()

发表: 天明

    命运多舛的时代：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在艰苦的抗战中，也始终没有忘记推进国家的民主的各方面建设。

    早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就在外患内忧中开始实行训政，并筹备宪政，并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没有全面抗战的爆发，那么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从训政走向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的民主进程，诚然是可以想像和预见的。
虽然全面抗战的爆发，阻挡了训政的进程，阻碍了宪政的准备，破坏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困难，但是，迁都西南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坚持民主建国的理念，积极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努力发展大后方经济，刻苦加强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

    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成就

    1938年7月，武汉战役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lx}（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作为战时{zg}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lx}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1939年9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dy}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 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无法召集，乃于1940年9月15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 1940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 28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1941年8月9日被日机炸毁，加之1942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和国民大会无以召开的现实，1943年9月8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
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

    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非但没有强化训政时期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相反，为了在战时推行宪政和准备宪政，却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参政，包括进行了十年叛乱和叛国的中共和在训政期间曾因创建国家社会党而被捕过的张君劢、张东荪等。于是各种党派应运而生，多党政治渐趋成形。这就为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的相继召开，以及推动多党民主政治逐渐打下了基础。这对于一个正在戮力抗战，亟须统一军事、思想和政治的时代，诚然是不可想像的。较之中共至今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集会、结社与组党的自由，其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之xx不同的性质因此而泾渭分明。
在抗战八年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继承和发扬了训政时期给予人民以相当广泛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从而使得抗战时期的国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国民党抗战，以责政府和国民党之不当。连对心蓄颠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夺权篡国的中共，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亦在中共伪装提出「四项保证」之后，释放了亲共派人士，即为中共一党图存而不顾整个国家危亡的沈钧儒等七人，以及中共{lx}陈独秀，允许中共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开办书店。据1942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一百三十多家。图书出版量迅速增加。

    中国的出版事业继在上海和战时的武汉出现繁荣时代之后，在抗战时代的重庆竟进一步得到了巨大发展。显然，这样的思想与出版自由，对于一个正在坚持艰苦抗战、日日血溅中华的战争时期来说，实在是不能想像的。它较之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于{jd1}和平时期竟能全面废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实有天壤之别。

    战时国家经济建设成就

    全面抗战八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在蒋介石提出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我们一切政策，一切实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据国防来判断」的总决策下，战时的工业、交通、贸易、农业，均有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对持久抗战作了保证。

    一、工业建设。据大陆1993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的将一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迁入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批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们，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下，不远万里撤厂内迁。据统计，截止1940年6月，迁入大后方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二百五十家，技术人员达万名以上。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亦从上海或武汉络绎迁入……此后从长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达纂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以重庆为中心，在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中国抗战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矿业、冶金、机器制造、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电器、日用百货、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属于军工系统的飞机制造、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等在内的，门类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民营资本约占大后方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与战前的大后方工业相比较，不仅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工业门类的配置、产品数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显的发展。

    二、交通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迅速切断了国民政府的国际交通。 1942年，中国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缅公路和西北方面联系中苏的甘新公路先后受阻，香港的沦陷又使中国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转据点，日本更是叫嚣「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此后，在中、美、英等国军民的艰苦劳动下，中印公路于1945年1月建成使用。这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中国昆明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系，为盟国xx反攻日本提供了条件。此外，中印航线的开航和数条国际无线电路的开通，不仅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纪录，而且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1937年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1938年10月公布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由是，1938至1941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万美圆……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1943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总体看来，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当时工矿企业还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家侯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贡献。 「侯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钟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矿剂》 ，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就。

    五、战时农业建设。 1989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xx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xx，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

    历史的事实是：1941年12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dy}、第三、第四和第五条：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征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xx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战时教育文化建设

    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忍痛免去自己的得力助手陈立夫的所有职务，专任教育部长之职，以解决抗战期间青少年就学受教育的大问题。

    陈立夫一上任，立即招收沦落流亡街头之沦陷区教师和青年学生，成立战时流亡中学。如国立一中在河南晰川县上集镇、国立五中在甘肃天水成立，并责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厅成立流亡小学和中学。同中共掌权后对中国人民施行的恐怖镇压性劳动教养不同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将流浪学生收容起来、接受正规教育并养育起来给饭吃。

陈立夫在抗日战争八年中任教育部长七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万的流亡青年免于冻馁，而且也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据说在成才者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生。

    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中亦着重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xx社会学家孙定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份子当中，「高级知识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着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创作叠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到1942年7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 「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1942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据统计，1943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只需稍稍比较一下，1949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局面。 「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当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

    简评《中华民国政府在艰苦抗战中的建国成就 》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足以让自诩为是人民的政党的中G汗颜，足以让大陆人民清醒中G到底是什么货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