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 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钎，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馆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拥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xx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风雨中{yt}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不翼而飞，一直踪影皆无。 九泉之下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xx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着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为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xx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zh1}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xx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账本、铁链、铁枷、脚镣xx、xx、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着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地哭诉、痛骂”。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zh1}{yt}，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 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1959年7月29日，陈列馆举办了{zh1}一次非正式展出， 即于11月8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一）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部长看了翘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xxxx”、“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 、 “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xx”、“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xx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 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dy}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列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17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案例的基调自然在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里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因此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 “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 ”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dy}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 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zh1}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 （二） 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xx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zd1}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zg}、对时局影响{zd0}的，莫过于“水牢”。 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 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里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 xx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着专车，到xx、 机关、 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着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xx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 “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xx统计，“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 xx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钢”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也就永远地失去了讲坛。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zd0}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xx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xx烟室”。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 刑室” 。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5间。靠近佛堂的{dy}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 辟为“刑具室”。其余4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有5个画板，第1个是脚镣xx；第2个是钢刀手杖；第3个是xx祭剑； 第4个是青杠扁担；第5个是弹簧钢鞭。这5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着“坐老虎凳”、“背火背篼”、“吊打” 等3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xx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5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监狱） 。于是，随着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1964年改馆给庄园陈列馆带来了空前繁荣。 从开馆到1962年3年间，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共62万人次， 而在第2次改馆之后，庄园陈列馆接待的游客每天都有数万之众，陈列馆每天都是人头攒动。 面对空前繁荣，主管部门固然有一种成就感，但更多的还是危机感、紧迫感。 1964年秋，庄园陈列馆负责人提出用民间泥塑形式再现当年农民交租情景的建议，省文化局特事特办，调派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等组成《收租院》创作组。一干人马于6月初开到安仁。 创作《收租院》一经定案，就被当作四川文化界的头号重点工程，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稍有差错就是政治事件，谁敢掉以轻心？ 和制作蜡铸模型、《百罪图》、“水牢”的指导思想一样，创作《收租院》的指导思想也是“阶级斗争为纲”。 （四） 《收租院》由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制定的创作宗旨是：既要表现农民的悲惨生活，也要表现他们的不屈和反抗；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凶恶残暴，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和恐惧。 在总体设计的指导下，创作人员把《收租院》分成“交租”、“验租”、“算账”、“逼租”和“反抗”四大板块。然后进行分段设计。每段从中心思想、情节到人物形象的塑造， 都是依靠集体力量。《收租院》114个人物可以说没有一个是谁独立完成的。 创作过程历时四个半月。1965年国庆，大型泥塑《收租院》正式对外开放。刘文彩收租现场118米空间布满了黄色雕像，个个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如果撇开其“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内涵，纯就艺术角度而言，泥塑《收租院》还是有一定审美价值的。“雕塑界的大革命”当时成了艺术家、政治家评价《收租院》的口头禅。 为了进一步扩大《收租院》的政治影响，主管部门决定，组织《收租院》进军北京。12月24日，由部分原作者和北京、天津一些雕塑家共同复制的《收租院》群雕在中国美术馆公开展出，《收租院》热至此进入高潮。仅仅过了三天，即到12月27日下午，《收租院》门票就已预定到1966年2月底。 轰动北京，实则是轰动权力核心。中国美术馆冠盖云集，前来一睹《收租院》风采的高级干部成群结队。 随着《收租院》在中国文艺界霸主地位的确立，《收租院》主角刘文彩的“中国几千年地主阶级总典型”的身份也得到正式确认，历史上的皇帝只能做他们所在的那个朝代的地主阶级政治上的总代表，偏远的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一个土老冒，却可以压倒历代枭雄，雄踞中国三千年罪魁榜首。 地主庄园陈列馆，在极左政治达于{df}之时，即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遭致灭顶之灾，差点被它自己呼唤出来的极左狂飙所吞噬，这是主管部门做梦也不会料到的。陈列馆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到来了。 最早受到红卫兵小将拷问的是庄园陈列馆的名号。小将们一见到陈毅元帅手书的门牌，便大为光火：“竟敢叫地主庄园陈列馆！这不是给刘文彩办纪念馆吗？” 就地开了一个声讨会。庄园陈列馆只好立马改正，易名为“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初战告捷的红卫兵小将更加斗志昂扬。登堂入室，公开展出的五个馆全遭到红卫兵大字报地毯似的轰炸。 刘文彩的“看守人” 被打翻在九地之下，1971年8月30日，四川省革委会批准了“关于整顿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的意见”。 大改之后的刘文彩，其形象更为荒诞不经。最荒诞的是对刘文彩结局的处理。 刘文彩本来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改馆却说刘文彩是被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吓死的。岂料“吓死”说遭到红卫兵的严厉批驳。四川医学院几位红卫兵就在大字报中指出：“整个展览馆有几处都提到刘文彩是解放前夕被吓死于成都，这种说法极端错误。他是怎样死的，就应该如实揭发出来，而决不可能被吓死。一个顽固的、反动到极点的大恶霸地主决不会一吓就死。”于是，《收租院》增加的《武装斗争迎解放》一组塑像中，作为“胜利结局”的高潮，安排了刘文彩被枪毙的情节。 刘文彩就这样“变”个不休，只不过他的“变脸”并非自主，而是别人操纵的。他不过是一具表演“变脸”绝招的政治木偶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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