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罗的面具”是一个大四学生的QQ名，我以前并不认识，是我一个同事同学的儿子，在这个疏远而陌生的关系中，我们保持了一个小时的在线聊天，作为他的一个采访对象，我以传统媒体人的身份和他有限地聊及了公民社会在体制下的生存和走向。这不是一个专业性的对话，我也无法从学术角度对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只是作为曾经的新闻学学生以及曾经的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涉及到了这个新闻课题。

他的课题是《公民新闻在中国危机事件报道中的作用：》，因为，在被推荐的情况下，他要我说说那次采访的一些感受。起初一问一答，显得很中规中矩，小伙子也显得很有礼貌，但我发现随着问答的深入，他显然已经绕过了汶川地震的研究范围，转而开始进入他的主题：公民新闻。我是很久不曾接触有关新闻学的一些东西了，所以对他提出的“公民新闻”这个概念还是有些未知，我以为是一个自造词，但他说在一些新闻论文中已经被提出了，在学术范围或许已经有了初步的概念，他说，主要指的是民众利用现代科技比如网络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我不知道“公民新闻”在中国是否已经成型，所以我倒是自造地问他，是不是也应该有“新闻公民化”这个概念。

“佐罗的面具”有些谦虚地说，可能还没有。其实我的意思很明确，在目前中国新闻的体制下，公民新闻只是一种雏形，它应该尚未xx成熟，所以他也说目前来说，传统体制下媒体似乎很难逃离“喉舌”这一定位，而他的问题是：现在科技发达，普通民众其实也可以参与到报道中去，那么作为主流媒体，较之于普通民众自发的报道，在采访报道上有什么优势呢？

我说过我不是新闻研究者，我只是一个媒体从业者，我对党管媒体现状只能有限发表个人见解，我说，xx性和完整性也许是个优势，但是互动性和快捷性倒是凸显了公民新闻的价值和作用。而在新兴媒体比如网络的开放性上，这些优点确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而且越来越把传统媒体逼向一个尴尬的境况。虽然如此，政府对新兴媒体的管制也日益严重，在某种程度上，新兴媒体在形式上进行了革新，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本质上，公民新闻只是一个外壳而已，在其精神实质上还是国家新闻。

“佐罗的面具”把汶川地震作为这个课题的事件切入点，倒是有很多可以佐证的材料，特别是网络媒体的发展助推了个人记者的涌现，很多前方的个体都担当了向后方传递地震灾区各类动态的职责，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多元化的报道格局，但是过滤体制仍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所以实际上仍然传递着政府的声音。“佐罗的面具”也问我，去年在采访中是否遇到所谓的？ 我有点哑然失笑，作为一个小媒体，我们的采访任务就是表达“国家新闻”，为其价值体系增补一些鲜活的素材，而不可能去触及一些敏感话题。这一点或许在学院里的大学生无法体会到，所以他对我的回答一定有着一种无奈和遗憾，或者从大的角度来说，公民新闻只是一些一厢情愿的报道体制和模式。国家体制自上而下垄断了新闻从业人员的象征资源，当外来象征表述出现时，它能够排斥或“驯化”它们，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自己的“霸权”地位。

我说，也许我们目前的新闻报道体制就像你的QQ名一样是“佐罗的面具”，你无法真正看到面具背后真正的面孔，也就是说，真实和透明在党管媒体时代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传说，呈现出来的新闻就必须戴着面具，如果民众的力量足够强大，如果公民新闻成为新闻体制上的突破，就根本就不需要戴上面具，也就是说，当人人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者的时候，真正的佐罗也就不存在了。

美好的期许，当14年的从业经历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倒是要感谢“佐罗的面具”，把内心曾经挣扎的东西被挖掘了出来。我告诉他，14年前我毕业时的论文是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课题，那时意气奋发，那时生气勃勃，那时觉得新闻业还是需要很多的激情去开拓，还是那么认真地深究客观真实和价值真实的区别，可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根本不能到达新闻现场，根本无法逾越国家新闻的鸿沟，所以对待新闻，必须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必须表现你的奴性。

“佐罗的面具”无疑在我身上揭开了某些新闻体制带来的伤疤，当我14年来在新闻工厂生产产品的时候，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生存考虑更多的突围，或许我看到了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但是和所有从业者一样，我们只是戴着面具，旁观者是看不清那眼睛背后的喜怒哀乐，我们活着，仅仅是个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