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大中型企业非常多，像大同矿务局、潞安矿务局、晋城矿务局、太原重型机械厂、太原钢铁厂、太原化工厂，它们都归中央直管，是国家重要的能源、重工业、化工基地。建国以来这些大企业为国家做过巨大贡献，现在各方面都老化了，像大同矿务局连家属带职工将近20万人，现在全部下岗。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种向上伸手、等上面指挥的观念，企业自身的造血机能不强。这些企业也出了很多干部，像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曾在太原重型机械厂当过党委书记，山西前任省委书记胡富国曾在潞安矿务局和大同矿务局当过技术员，后来任煤炭部部长，又回来当省长、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也是从大同矿务局出来的……这种隶属关系和干部们的升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企业的政治意识。
　　在山西还有一个现象，农民也能当大官，陈永贵官至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比陈永贵还早的是李顺达，一个农民当过几届中央委员。即使到了今天，还有一个老太太申纪兰，当过一至十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国惟一的一位。本届她还当选为人大常委，现在成了国宝。郭凤莲、申纪兰所在的太行山区过去也是穴居生活。陈永贵曾对李顺达说，我得叫你李老师，你在太行山头，我在太行山尾，咱们都是艰苦的地方，要很好地团结。李顺达所在的西沟地区，石头更多一些，所以他们不以粮为纲，而搞多种经营，特别重视种树，改善小流域气候及整个山区的资源。陈永贵这边是土比石头多一点，所以他们要开垦平地种粮，对外号称“虎头山下是粮仓”，这在客观上迎合了xxx以粮为纲的思想。现在大寨有毛纺厂、煤矿、衬衫厂、水泥厂、运输队，但总体上效益不太好。西沟利用山里的果子办过饮料厂，还曾经办过非常费电的硅铁厂，也基本上失败了。这两个地方都不尽人意，老百姓还是没有脱贫，这些劳模一生的资本主要还是政治资本，比起人们所熟知的华西村、大丘庄差得太远，今后也很难赶上。这两个地方正是因为艰苦才出经验，而且又迎合了当时{lx}的心态和思想，所以像陈永贵这样的典型就容易出来，一开始生产搞得好，后来政治味越来越浓，赋予了更多的阶级斗争色彩，慢慢地由乡村集团演变成了政治团体，大寨一度变成了山西的政治中心。山西农村很长时间里有两大派系，一边是陈永贵、郭凤莲为首的大寨，一边是李顺达、申纪兰为首的西沟，两边都获得过很高的荣誉。郭凤莲、申纪兰都曾当过省厅级干部，前者当过省妇联主席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后者被传说得最多的事迹，是省委让她当省妇联主席，她却在城里不习惯，要回家种田。就是因为出了这么一个不愿当官的典型，申纪兰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荣誉，这或许是她本人没有料到的……
　　　一些民营企业家也难免“俗”。晋城一带的煤层埋藏很浅，开采非常容易，煤质也非常好，可以拿煤直接炼铁，不需要转化成焦炭。不少乡镇企业便依靠采煤完成了原始积累，一些乡镇也由此实现了小康。不久前被杀害的海仓集团老总李海仓也是这样起家，在煤窑附近建电厂、钢铁厂，创造了所谓的坑口经济。这些人有了经济地位以后，又纷纷去追求政治上的地位，有的当上了市、县的政协副主席，有的觊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山西搞引黄工程的时候，有一个做焦炭的私人老板开着车送了20万斤白面到工地，一位省领导很是高兴，这个人后来果然当了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对外号称有几十亿资产的李海仓也不甘寂寞，终于坐上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位子。
　　由此，山西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企业文化是中央直属企业多，革命老区文化是产生革命干部多，农村文化是产生农民政治英雄多。山西今天经济的整体不发达，很大程度上便是这些文化的负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重政治而轻经济，重惟上、惟书而轻惟下、惟实。在几年前，你在山西干好干不好不是主要的，关系是主要的，要看你跟人跟得对不对……
　　在一个经济发展滞后的地方，客观上说只有当官才能克服资源匮乏、出路很少的局面，即使做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也会在工资、分房子、子女读书、就医等方面占有优势，日子才能好过一点，这就带来了社会上另一种风气——重学习，但读书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当官。在西藏{zyx}的人才都学佛教，一家三个儿子中{zyx}的总会送到庙里，只有在庙里才能上天堂，达到人生的{zg}境界。因而西藏的佛教文化发达，其他的智力资源总是紧缺。山西则是{zyx}的孩子都到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去读书了，毕业以后很少有人回家乡。再加上留在本省但日后又流失走的一部分精英，这对山西来说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无奈的事情。在北京的电视界中，从编导到管理者，以及各部门的技术人员，山西人xx可以组成一个中央电视二台。经商不错的山西人也慢慢转移北京，文化界也出来了不少人，留守山西的文化界朋友也多是因为年龄偏大不便出来，但多数人把子女都送出来了，省作协十个专业作家中有九人把子女送了出来。山西作家田东照晚年写的系列小说《跑官》写得非常好，深受读者欢迎。他没有离开本土，却将本土的官场文化表现、批判得入木三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离开”。
　　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赵 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xx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农民走西口的行为、卖苦力的无资本劳动与晋商文化联系起来，给外界造成了一个误会，认为山西人很会做生意，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晋商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过去有种说法是“金太谷，银祁县，平遥古城出票号”，这只是集中在晋中、忻州一带，不能代表全部的山西。大多数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于无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现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长城的某一个豁口，往北是内蒙古肥沃的土地，过去山西和陕北的农民到那里主要是从事挖煤、挖药材、盗墓、割麦子、拉骆驼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谈不上建立什么业绩，也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区的人跟游牧民族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吃整羊，是一种不成熟的农业文明，商业也不发达，所以大多走西口谋生。而晋中是一个富足的地区，太原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盛，如面食品种层出不穷，可以做出几万种花色。而且这个地方煤炭资源丰富，当地人可以烧小火慢慢地做，客人远道而来，他可以给你做一碗份量适中、火候正当、面好汤清的面食。因为有充足的燃料，还可以蒸、煮、烧、炒，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烧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来了，得赶紧往锅里放面，只能出大锅面、裤带面这些粗糙的面食，做好以后又得赶紧吃，形不成精细的面食文化。
　　晋中除了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带，离长城很近，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直接过去。晋商最初外出经商，不过是在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不成熟的游牧文明之中获利，用糖布烟酒茶换回牛马骆驼羊，原始资本就是这样积累的。后来晋中一带的商人生意最远的做到了俄罗斯，他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号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银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后来银子多得都驮不动了，像渠家大院曾经达到年进2,000万两白银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美金，这么多银子怎么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银子驮来驮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强盗，还要请保镖，准备快马，很麻烦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银票xx的办法。最早的银票xx是一张秘密支票，里面有暗语或密语，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过去的xx商业区像琉璃厂、厂甸、大栅栏都是晋商开发出来的。然而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过在晋中这一局部地区将传统的“仕农工商”颠倒，变成“商”字当头，“官”字退而居之，然而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陈建祖：长期的根据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些别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武乡县的文化馆长，在搞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时，他自己背着小米到北京，结果一趟下来拿回来180多个将军和部级以上干部的题词条幅，连xxx都写了，邓朴方的奶妈还活在当地，你说厉害不厉害？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拿着彭总自述所得的稿费，想到老区建一所小学，结果当年的房东老太太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老太太说你这几十年干什么去了？我们这里穷得这样你不管，当年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说口气大不大？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远都是“胜似闲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报纸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太原的尴尬》，说太原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见面就叫“领导”，这里始终是崇尚官僚……
　　全省的思想解放力度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ldz}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我认为这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
　　陈建祖：这几年山西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我个人感觉全省的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ldz}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一位前省领导在山西干了不少大工程，比如修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工程、改造汾河。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山西在20世纪就没有高速公路。但他在调整产业结构这件大事上用心太少，措施不力，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而且那几年搞了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比如实行包税制，规定每个地市每月必须上缴多少税，本来一些企业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盈利，上半年没有多少利润，这样做就给一些新上马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再比如每辆车上车牌必须高征税，有一年省征费局征了30多个亿，与省煤炭运输公司的收入相差无几，逼得一些地区的车辆纷纷到邻省去上车牌。当然，这些千方百计征收来的钱都用在了搞大项目上。要评价这样的领导有些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亲民情结。下农村的时候，他拉着农民的手坐在炕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自己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他喜欢上党梆子，太旧高速公路修通剪彩的时候，他亲自粉墨登场上台唱戏，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百姓眼中他是一个好官，一些吃了饭却不愿做事的官员却讨厌他，在他们的眼里，他和吕日周一样也是一个异数。或许这也是一个中西部省份很值得琢磨的独特的官场现象。
　　吕日周的情况也有些复杂，1998年竞选副省长的时候，省委圈定的候选人当中没有他，但他一度进入了第九名，可见在干部群众中还是有些基础的。后来他去了长治，长治处于太行山腹地，自然条件不好，他去了以后办了一些实事，也搞了一些形式上的事情，比如在西沟上党课，所有的干部要在广场上宣誓……不过他的一些独特思维和让官场某些人惊世骇俗的行为，与现在提倡的亲民倾向、行政体制改革比较吻合。应该说他向往民主，提倡舆论监督，也是用民情民意压官僚，使现存的体制、机制对他没有办法，但他骨子里又有封建的“青天”意识。那么谁来监督他呢？而且他刚传说要走，所谓的舆论监督就推不下去了，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治。真正的法治是不管什么人在位退位，推行的那套理论与机制都还能执行下去。如xxx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但他定下的改革开放路线若有谁敢去否定，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山西的文化人对他还是认可和理解的，虽然我们看出他有点作秀，然而毕竟有这个人比没有要强，在一潭平静的水中，能溅起几点水花，搅起一点生气，不是很好看吗？如果能多几个吕日周，山西的民主政治可能会推进得更快一些，问题是他现在孤军奋战，充满人治色彩，不能说你自己一走，所有的东西就昙花一现，烟消云散，这算成功了吗？在山西没有人宣传他，一些官员对他是视若不见，政敌们更是芒刺在背。他调省里来当省政协副主席，选举时在九个政协副主席中他得票数最少，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操作能力已经结束了，至少是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些像唐·吉诃德。
　　赵 瑜: 山西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当今面临的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的确尚有不小的差距——
　　一些干部整体的价值判断大抵还是xxx时代的产物。他们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还是穿中山装出现在电视镜头前，这不仅是一种习惯，更可能是一种坚守。他们能经常引用xxx语录，群众的口语、俚语也能信口拈来，让百姓觉得亲切。推动工作总是通过运动式的各种做法，对这一套轻车熟路，如工作队下乡，骑自行车下基层蹲点，春节期间加三天班，过革命化春节……他们当年就是搞这种运动式做法的典型因而获得提拔。因为爱当典型，他们避免不了弄虚作假，最xx的是被《焦点访谈》给曝光的运城“滴灌”事件，为了争来滴灌工作的现场会，一些地方纷纷做假：地里通水的管子看起来四通八达，其实就是一段一段地浅埋在土下。在公路上看，建有一个个用于储水放水的水池，进到地里看不过就是外观作成圆孤状的土墩子。还有一搞拥军爱民活动，就报出成百上千个拥军模范，为了从中推举出更高规格的模范，xx派人下去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人的材料不是假的，就是掺了许多水……
　　这些官员对市场经济很陌生，不懂数字化管理，在当今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政绩。如果碰到朱基、徐匡迪这样专家、学者型领导来视察，就像油落在水里，他们没有办法对话，进入不了同一种文化氛围，他们自感坐在了冷板凳上而惴惴不安。虽然时代的大风向变了，他们可能走麦城，但也可能不走麦城，只要上面有人，这位首长认可他忠厚、听话，有朴素的阶级感情，他就有可能被再提拔，或者动一动。他们调离之时，决听不到本地有识之士们的评价，他们乐于看到一个万众欢送、挥泪如雨的场面，如果真有这样的场面出现，那也只是他们所赏识的人给安排的……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这不是山西省委的意图，我认为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我这不是对吕日周本人进行评价，而是对这种做法有异议。我曾对记者这样说，长治是一个矛盾纠葛几十年、现实发展又很艰难的老区，他才去了两年半的时间，你说能有多大变化？能做一些像修小水利工程、治理小流域环境等基础性的工作就不错了。我是在长治长大的，去年又在长治所属的平舜县住了整整5个月，我感觉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并没有明显改变，有的方面可能还更落后了。他走任时表面看起来告状的事件比较少了，其实是谁把人放出去告状谁负责的长官责任制限制了群众外出告状的渠道，并不是社会上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解决了。媒体上那种连篇累牍的炒作与呼应，不仅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没有好处，而且对吕日周本人也没有多大好处，他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发展经济上。
　　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
　　山西确实困境重重，很需要国家扶持的政策。山西的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应该对山西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不应当为与自己过去相比而产生的一些进步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王 进：除了政策上的原因，山西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山西是一个穷省，一方面对新兴产业如旅游、电视、报业支持不够，没有钱投入；另一方面重复建设又非常严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100米之内不能重复出现大型连锁超市，但在太原平均50米就有一个大超市。国家规定40公里之内不允许有煤矿重复出现，但在山西40公里之内至少有十几个大小煤矿企业，这说明政府对投资引导不够，监管力度也不够。山西能赚钱的行业主要是煤炭业和冶金业，这些行业都需要比较大的投入，往往要投入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凡能投得起者都要有相当的原始积累。在这之中，一部分人是正当的原始积累，一部分人玩的都是银行的xx，通过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获得了xx，看起来是阳光作业，实际上是暗箱操作，我想人们有理由对山西某些民营企业家的财富品质产生怀疑……
　　煤炭虽然是利润很高的产业，但风险也很大，山西去年大大小小发生了十几次煤矿安全事故，每次都有人员死亡，有的地方还瞒报，繁峙义兴寨金矿发生事故后，把民工的尸体摞在汽车轮胎上烧，轮胎烧完了，尸体也没了，在21世纪竟然还发生如此残忍的事情，举国震惊，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形象。
　　　陈建祖:山西{zd0}的企业是太原钢铁公司，主要产品之一是不锈钢，现在还没能xx改制。还有一个特大企业是大同矿务局，有十几万工人，前两年濒临破产，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山西现在最麻烦的是很多矿脉已经枯竭，如太原的西山矿务局，已经挖过汾河了。而且现在内蒙有一个东胜煤田，煤质相当好，开采很方便，通过神木铁路往外运，国家组建了一个华能集团来开采，这都对山西的煤业构成一定的威胁。山西现在虽然在旅游业方面初见成效，却还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将来这些煤矿企业煤挖完了，这么多工人怎么安排？煤矿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工，没有什么文化，这又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采空区地下的那些大窟窿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大的地壳运动，那是很麻烦的。辽宁的煤矿企业转型比较快，本溪、抚顺都上去了，国家对辽宁的煤矿比较重视，对山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至少在媒体上感觉没有像对辽宁那样重视。
　　山西这几年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太理想，招商引资也不是很好，现在进来的企业规模不大。除了煤和电，山西没有什么xxxx，原来有一个海棠洗衣机，早就破产了。原来汾酒很有名，经过1997年假酒案的影响，现在已由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变成地方性的品牌。汾酒、竹叶青、杏花村都是山西的名酒，尤其是竹叶青，上世纪初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人家茅台酒、五粮液、酒鬼酒比较注意维护自己的品牌，但我们不太注意这些。山西还有一个古城奶粉，这是一个家族企业，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起步了，现在用的是荷兰进口的{yl}设备。内蒙古的伊利乳业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古城的产品本来比伊利奶粉好得多，但不善于广告策划，不注意产品的包装，消费者很少知道有这个产品。现在伊利把古城的奶粉调过去，深加工后做成酸奶、奶油冰糕等等，增加了附加值再推向市场。内蒙又出了一个蒙牛乳业，加上原有的鄂尔多斯羊绒衫、仕奇西服等几个品牌，短短几年的时间，几个品牌一抓住，内蒙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力就凸现了。现在仅鄂尔多斯年销售额有十几个亿，人家用的绒线比金子都贵。可喜的是山西近年出了一个恒康乳业集团，今年投入了4,000万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这个民营企业的实力很强，可以说山西近年来还没有过这么大的手笔。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建设物质、精神、政治三个文明，但山西更多的是注意数字的变化。比方说人均GDP值和人均存款数，虽然这些指数也很重要，却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太原的城市规模很大，在中西部地区不算落后，消费很旺，你在太原多待几天就会看到，很多饭店都是灯红酒绿，价格远远超过郑州、石家庄、西安。娱乐业和xx业比较发达，号称“十万歌女下并州”(太原在古代又称并州)，很多北京人xx来这里消费，常常上午到五台山烧香拜佛，晚上去温泉宾馆享乐。一些本地人消费也一掷千金，他们中开煤矿的人特别多。有了外来游客和这样一批暴发户，再加上畸形的消费，也使当地老百姓沾了一点光，至少是可以解决一部分人就业。山西人均存款的储蓄率在全国xxxx，但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并不多，存钱多的是老板。山西的产业比较单一，投资渠道不畅，老板们钱不是吃喝玩乐了，就是存在了银行……
　　应该说，山西包括太原在内都没有摆脱困境，太原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0多个亿，全省一年的收入也就是200多个亿，只能说在中西部各省中还不算太落后。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没有真正地xx。至今一方面讲山西要留住人才，一方面却是大批人才闲置，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怎么可能引进人才，而且出去的人都是不错的。《深圳特区报》至少有四五十个山西人在那里，都是个顶个的人才。《深圳商报》、深圳电视台、广东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也有很多山西的文化人。。。。。。留下来的人虽不甘于山西的现实，内心却都有一些无奈。
　　赵 瑜：山西确实困境重重，很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zh0}能纳入国家西部开发的范围，作为衔接东西部的过渡地带，但山西恰恰没有被纳入西部开发的范围。就目前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山西要在几年之内变样是比较困难的。山西的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应该对山西当前的形势保持清醒，不应当为与自己过去相比而产生的一些进步而沾沾自喜，因为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刚从云南回来，过去在人们的想像中，像云南这种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边疆省份一般都比较封闭落后。我现在的看法却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现在会发展得很快，那里受中央集权观念的束缚相对较少，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很多，它们具有自治功能，不受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加上外国人天天往这儿跑，越跑得多，本地人知道外界的信息就越多，只要政策支持他们干，很快就发展起来了。现在云南除了昭通地区差一点以外，其他地区全部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运作，主要是依靠蓝天碧水和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开发旅游产业，而且开发得相当成功。在云南昆明的街头，你丝毫没有边陲城市的感觉，xx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气派，风情万种。从昆明通往四周的水陆空交通也很发达，可以输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迪庆是一个藏族自治州，以前明珠暗投，现在成了香格里拉，从昆明可以直飞到达。我在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时候曾经去过云南，那时还没听说过丽江，现在这个地方的旅游业红火得不得了。整个云南除了烟草业，就是旅游业发达。由于云南的少数民族多、地域广、差别大，愈发使彩云之南令人有流连忘返、乐不思蜀的感觉。我在云南边看边想，什么时候咱们山西能这样该有多好！我在郑州的感觉也很强烈，“xx”前后，山西人到河南拉麦子补充粮食，火车站附近到处是流浪汉席地而睡，给人的感觉是脏乱差。现在xx不是这种感觉了，郑州已位于中国{yl}大城市之列。在太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太原作为一个大城市的框架可能已经出来了，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个省会城市，连基本的环境污染问题都没有解决……
　　从云南回来，觉得山西还是有希望搞上去的。山西是一个旅游大省，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文物古迹星罗棋布，还有太行山、晋陕峡谷的自然风光，这些丰富的资源足以让山西旅游业做强做大，这可以从晋中地区目前的发展势头看出来。去年国庆节和今年春节，仅晋中一个地区就收入几个亿，乔家、祁家、渠家、王家几个大院在北京产生了连锁反响，《北京晚报》发出“今年北京人去山西多”为题的消息，而且是作为重要消息发出来的。现在山西的很多官员意识到了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都在想办法开发旅游资源。我非常希望这个开发的过程能快一些，早日让老百姓过上小康的生活。
　　我想起了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说过的一句话：“山西的版图像一枚树叶，更像一艘希望之舟。”让我们一起祝福山西。
　　胡 平：三晋之行，让我领略了什么是大自然对人类无声的报复——
　　不管是早上还是黄昏，天总是不见亮色，像是一床晾出来透气的被岁月染黄的巨大棉絮。马路上看什么都湮进几分土黄。洗净的车子停在宾馆门口，次日早上再用车，手一摸，车盖、车棚上都是一层薄薄的粉尘。近年来太原已经在美化、亮化自己，走在南北向的迎泽大街上，大街平坦宽阔，据说仅次于北京的长安街，两边一幢幢满是现代气息的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的士司机又拉我去滨河大道，一排排华灯流光溢彩，他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是太原最漂亮的夜景，这条东西向贯穿太原城的汾河却已经干涸了……
　　这还是在省会，其他地方呢？这还是在地上，那目力不及的地下呢？

      走出南昌机场，被无边的春色包围的我为之沉醉。我告诉朋友们，与山西相比，江西真的没有任何理由搞不上去。我还想说的是，人类不能再为所欲为了，必须对大自然怀有切切实实的敬畏之心！
　　同时，“山西”这两个字对我不再无关痛痒。我将比以往更为关注她时下这一场英勇而又艰难的突围。我知道，在2002年山西的GDP增长速度为10.9% ，高于中部诸省。2003年山西{dy}季度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公布，GDP的增长是13.2%;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21.7%，财政收入的增长达到了28.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增长了13.9%，农村人均现金收入也增长了9.5%。
　　我想起了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说过的一句话：“山西的版图像一枚树叶，更像一艘希望之舟。”
　　让我们祝福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