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票史·第二卷》记述了清代国家邮政时期的邮票发行情况，时间起自1896年，迄于1911年，内容包括万寿和小龙加盖改值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日本版和伦敦版蟠龙邮票、宣统纪念邮票，以及欠资票、快信票、邮资明信片和蟠龙加盖西藏贴用邮票等邮资票品。
　　当清代国家邮政于1896年3月20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奉旨开办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处于危机重重之中。列强各国正在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清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清代国家邮政甫经成立，英法两国即在邮政主管人员的安排问题上展开激烈的争夺，直接影响了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的进程。清末政局动荡，机构变动频繁，主管海关(和邮政)的衙门在十年中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又到督办税务处，{zh1}才由邮传部接手，这不能不对邮政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国近代国家邮政的邮票发行工作，就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艰难起步的。
　　清代国家邮政是仿效西方国家(主要是英国)的相关制度设立的，在其开办后的十余年中，仍由海关兼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是依靠海关提供的组织框架和必要的资源，国家邮政才得以在与列强“客邮”和本土民间信局的竞争中，在既无专项经费又缺专业人才的情况下，维持生存并逐步发展壮大。从邮票发行管理的角度看，清代国家邮政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dy}，建立垂直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体系。这种脱胎于海关组织的机制，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规划邮政推广的步骤，从而为邮票发行工作有序而有效地展开奠定了基础，符合邮票发行要求信息通畅、令行禁止的内在规律。第二，制定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清代国家邮政制定了中国{dy}部邮票章程，参与制定了中国{dy}部伪造邮票等项治罪章程，其关于邮票保管、储存、请领、记账及使用等具体规则，为后来各个时期邮政主管部门所沿用。第三，根据邮政业务的需要xxxx和邮资票品。清代国家邮政在中国邮票史上创造了许多“{dy}”，如{dy}批加盖改值邮票，{dy}套正式的纪念邮票及发行规定，{dy}套欠资票，{dy}种快信票，{dy}版邮资明信片等等。清代国家邮政邮票发行中的得失成败，为后世提供了值得认真总结和汲取的经验教训。
　　本卷编写体例与{dy}卷相近。{dy}章介绍邮政状况，限于篇幅，只简略叙述了清代国家邮政创办的过程，以及要了解邮票发行必须掌握的邮政发展背景，如各地邮政官局正式营业的时间，官局针对“客邮”和民局的经营策略，邮政推广的概貌和邮政管理的沿革等。这一章还专辟一节，介绍和分析清代国家邮政在邮票管理和使用方面的规章制度。第二至第八章大致按时间顺序分述各套邮票和邮资票品，内容涉及邮票筹印的起因，图案设计的特点，制版印制的经过，以及发行和使用的情况等。与邮票发行关系比较密切的币值变动、邮资调整和印制工艺等分别在各章中结合具体邮票记述，邮票的版式特征、齿孔差异及纸质变化等，一般不作过多描述。1897年开始发行的加盖改值邮票，内容较为丰富，故分两章(第二、三章)介绍。清代国家邮政成立后正式筹印的蟠龙邮票，分别在日本和英国订印，制版印刷工艺不同，发行和使用情况差别更大，所以也分为两章(第四、五章)。宣统纪念邮票，欠资票、快信票和邮资明信片，以及蟠龙加盖西藏贴用邮票，内容均相对独立，故分别在第六、第七、第八章予以记述。
　　清代国家邮政发行的邮票距今已将近一个世纪，官方虽然公布过一些文献资料，但数量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编写邮票史的需要。本卷编写过程中发掘出一批以往未见利用的档案文件，主要包括日本版蟠龙邮票和清代{dy}版邮资明信片印制当事人的公私信函，以及海关造册处关于伦敦版蟠龙邮票印制工艺和价格、改变刷色、添印新面值、加盖欠资票等业务的往来公文。这些档案资料，提供了蟠龙邮票印制和发行内容丰富的细节，据此可以纠正长期以来流行的一些错误说法。对于该时期的邮票，特别是万寿、小龙加盖改值邮票、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和清代邮资票品，中外集邮家和研究者在半个多世纪中，广泛搜集实物资料和文件记载，精心研究，取得了相当有说服力的丰硕成果，本卷的相关部分尽量予以择采。此外，本卷还从旧时邮票目录、书信集、论著和邮刊文章中，爬梳出一批相关资料，以与档案文件和存世实物相互印证，较为详实地论述了邮票和邮史研究中探讨已久的一些问题，如“IPC”与“PIC”的关系，海关造册处所存的110令有水印纸，“北海票”、“莫伦道夫票”和“飓风票”，以及伦敦版蟠龙5分邮票刷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