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迟到的春天
1、为父亲庆寿
1976年，xxx作古，“四人帮”倒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车轮由此滚滚向前，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社会上不再喊“阶级斗争为纲”了，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开始平反了，对一向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宽松了。象我姐夫保庆这样的“地主”分子，原来是受群众监督没有人身自由的，现在也可随便到亲戚朋友家去走访了，被“极左”思潮压得透不过气的日子终于过去了。
正是在这个迟来的春天1978年，迎来了我父亲的九旬高寿。回想他六十、七十、八xx寿的不同境遇，让人感慨良多。
老人家生于1889年，做过大清的子民，结婚做新郎时后脑还拖着大辫子。经历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挨过了艰苦的八年抗战、全国解放时已年过六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中又度过了三十个寒暑。他的同龄人，都已在饥馑的年代先后谢世，我父亲是家乡三村四巷公认的寿星。
1948年父亲六十岁庆寿，我在陆右丰做学徒，请假回家，二兄弟三姐妹兴高采烈地为父母亲祝寿。那时农村有老年人吃素修养的习俗，因此办的寿筵也是素食。我二姐积极筹措，请来了城里烧素斋的师傅，菜弄得很精细，亲友们吃了啧啧称赞，都说“荤的大鱼大肉吃过，这样的素筵还是{dy}次吃到”，听了赞扬，二姐很是高兴，因为素筵是她一手筹办的。
1958年，父亲七十岁，正值“反右”运动后阶级斗争的弦拉得紧紧的，三姐家被划成“地主”成份，大哥背了历史包袱不能昂首挺腰，连我也在1957年冬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下放回老家，寒冬闹积肥，跟着大伙到梁溪河畔挖鱼塘淤泥去了。在这样的一片愁云笼罩下，一家人还有什么兴趣为父母庆寿呢?两位老人也无声无息，亲朋好友也没人提及“做寿”二字，那年代一切旧的风俗传统，都被打上了封建迷信和资产阶级的标签，有谁会在这个年代去庆寿啊！
1968年，又迎来了父亲的八xx寿，1967年的冬天，正值xx盛期，地方政府瘫痪、无政府主义肆虐、社会混乱不堪。造反派之间不断磨擦，两派红卫兵也争斗不休，相互殴打武斗中吃了亏，受了伤，就拿没支持他们一派的当权派和教师出气。学校的当权派挨打受辱是平常事，教师都躲在家里，学校像一所破庙。
{yt}早上我去学校，冷不防被一凶悍的学生粗暴无理地打了几拳，伤及软肋。无奈之下我到上海大外甥祖荣家里休养了二个星期，以躲避那那疯狂年代中毫无理性的行为。回到无锡后，我家里也没去，大侄伯安就到火车站接我，用自行车直接带我回了北钱老家。闲着无聊，就跟着大家到田里劳动。学校有四个当权派，两个进了“老牛队”，另一个因出身地主而靠边站，我虽被xx，政治上没问题，校里有什么事都来找我。无故挨打之后，我负气躲在老家，不想再见他们。反正那时社会混乱，学校停课，当权派也没人管。学校没有领导签章，教师发不出工资，红卫兵拿不到经费，都急了。他们找到我家，要家里给我捎讯：“学生不会无理打人了，师生都希望钱书记回校”。得到家人转告，我这才回去。
就在这种社会极端混乱、生活不能安定的环境下，我父母亲平淡地度过了80大寿。平淡到家里连寿面都没吃一碗，大家好似忘掉了父母的年龄。这是社会环境和当时的政治氛围，迫使人们丢掉了传统的观念和风俗，乃至人之常情。
我又想起了我的大姐，1960年血吸虫病未治引起肝硬化，需高糖高蛋白营养，可在那饥荒的年代，食糖、鱼、肉、蛋，都按计划供应，有了钱也买不到。星期天，我曾买了几个小鲫鱼去看望了她几次。大姐病后苦挨了10年，1969年冬逝世，她生肖属狗，终年60岁。咽气那天遗体入殓，我赶去看望，大外甥祖荣还没到家，只见姐夫抱着小孙儿背倚大门木讷地坐在矮凳上，躺在床铺上的大姐，双目紧闭，眼眶深陷，颧骨高耸，那干瘪枯瘦的形体，一想起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1969年冬天中苏关系紧张，林彪为树个人xx，发布了一号通令：全民动员，准备打仗。城市搞人口疏散，把老干部流放到边远地区受折磨，学生向解放军学习，“拉练”到农村。大姐出殡那天，正值全校师生步行“拉练”出发去港下，我带着两个大饼，一个水壶，随师生队伍在锡沪路上行进，经过朱杨巷，顺道进村到了大姐家。大姐的遗体已入殓放进木棺，我看了一眼，脚未站稳即和大外甥及众亲友告别，急速回到“拉练”队伍，唯恐掉队。我两足随着队伍前进，心中却在悲鸣：大姐啊！你谅解小弟吧！非小弟忘亲情也，而是时势所逼也。
1977年的冬天，结束了十年动乱的人们已感到了春的气息，我父亲虽年老，可仍思维敏捷，深谙世事。在七十、八十岁生日时都不曾提过祝寿一词的他这时主动提出：“九十岁了，要热闹热闹了”。一点不错，人生七十就古来稀，更何况九xx寿，又好不容易盼到了好年景，是该好好庆贺一番了。
祝寿定在1978年的春节。大年初一的早晨，村里的晚辈们都来向寿星拜年，家里早早准备好了花生、糖果、红枣百合汤等招待。我父亲一生善良，和蔼可亲，在家乡人缘很好，大家一声声“老寿星、老寿星”的喊着，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父亲也乐得笑呵呵的。年初二子女们在老家设寿筵，寿席按家乡传统，远道亲戚、好友{dy}批坐席；近邻“七房门”的子孙、自己子女，第二批坐席。年景好，又是九十高龄的长者，来祝寿的亲朋好友到得很齐，寿星自己的儿女孙甥也都从各地赶来，四世同堂，亲朋好友坐了一桌又一桌，好不热闹。
那年秋天，可元以无锡高考第二名的高分被清华大学录取，阖家欢欣。去北京那天，正值休假，姐妹都在家，天空晴朗，大家兴高采烈的送可元去车站。我的父亲，身体硬朗精神爽，跟着大家，步履轻快送孙儿，走到工运路，记不起是谁提出：“全家人这么齐，去照个相留念吧”！好，大家走进照相馆，留下了九旬寿星送学路上同儿孙们的珍贵合影（见图）。
2、官复原职任书记
1978年12月，教育局党委发文，恢复我胜利门中学党支部书记职务，党的干部政策落实到了我的身上。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全国开始拨乱反正，肃清“xx”运动的余毒，而学校工作的重点，在于恢复正常的教育秩序。
我到学校工作已经二十年，十年动乱，无所作为。但“xx”前在省重点中学市一中的六年，接触了众多不同风格、不同类型的教师，与有丰富办学经验的承校长、范书记坐一个办公室，共事多年，增长了见识。耳濡目染，深深懂得，要办好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必须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尊重知识，依靠教师，特别是骨干教师。复职后，我公开对教师讲；“教育是精神生产，不同于物质生产，办好学校，必须遵循教学规律，发挥教师的主动性和责任感，不能用管理生产工人的方法要求教师”，他们听了很受感动。有关教学业务，我放手让分管教学的校长和教导处去抓。党支部主管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做法是对教师批评少，鼓励多，管得比较宽松。胜中的教师，责任性都很强，学校从没出乱子。管得宽松也不是放任不管，大事不能糊涂，特别是个别人的错误若影响全校，更要严管。1972年，学校来了12位锡师毕业的中师生，工作了一年工资定级只有35元，有一位体育课老师，看到工厂的同龄人工资都比他高，觉得吃了亏，不仅不安心工作，还牢骚怪话不断，旁人劝解帮助也不听，影响到其他中师生。我找他谈话严肃指出：“青年教师工资低，这是国家政策，校领导也无权变更。教师的待遇，今后会改变，要用长远的目光看问题。做教师要讲师德，牢骚怪话影响不好，你若一定要离开学校，有好的去处，我也不挽留。”我的话很严肃，我让他走，他不走了。我虽对一个人讲，可等于是讲给全校的中师生听，要他们安心教师的岗位，不要受影响。历史证明我的话是正确的，经过在职进修和自己的努力，大多数中师生成了学校的骨干教师，有的还当了领导，可平连元街小学的同学韩永芬，在胜中入党后提任为江南初中的校长。
xx期间派到学校的工人教师，都回原单位了，只有第二电机厂来的一女工，她认识可元，初中学历，到校后勉强讲政治课，并做班主任，但工作很努力，还积极参加在职进修，一再表态热爱教育工作，不计较待遇，学校把她留下了。她在教育岗位上勤恳耕耘了30年，得到了丰收，我200年回校见面，她高兴地对我说：“已经评到中学高级教师的职称了”。如果当年她回到工厂，现在不是下岗，也该退休了，如今一个普通工人成了高级教师，真是天壤之别。我把她留下，给了机遇；她自己的执著、努力，取得了成就。
做领导，要有宽阔的胸怀，听得进各种意见。知识分子是很会提意见的，我不计较提意见人的态度，能跑到办公室来直抒己见的是好教师，他们耿直，责任性强。教师信任我，有问题都愿意和我讲，甚至亲友间发生了纠纷也来告诉我，我家住市中心，离学校近，晚上常有教师跑上门来谈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是他们信得过的领导。
我做领导不搞亲疏，不喜欢阿谀奉承的人，从不用手中权力去压制不顺眼、不听话的人。教师有过错，只是正面帮助，不记前嫌，不给人穿“小鞋”。
对“xx”运动中的是是非非，相信各人自己会认识。有一位年轻的音乐代课教师，“xx”初期，她参加了积极造反的“红教兵”组织，在转移“黑材料”的斗批会上，她挺积极，带领师生喊口号，“xx钱志澄！xx孙颂德！！！”一声声那么清脆响亮。风暴过后，我从没去计较她，人们谈及，我也一笑了之，运动嘛，难免有过错。她教学工作很认真，个性爽朗，我给她转为正式编制，她十分感动。她丈夫是南大的教授，让她调南京去工作了。日后，她还邀我去南京，去了热情接待，陪着我游览了古城。
我不善口才，大会讲话，小组发言，不会滔滔而谈。党支部书记管政治思想，我不讲套话、假话，憎恶台上讲大道理道貌岸然，私下做卑鄙小人。我反对说教，认为讲话噜苏，使人生厌。
我不会赶浪头，赶时髦做沽名钓誉的事，做事务实，兼有“中庸之道”。在胜利门中学校领导岗位上工作25年，所谓进取性不强，没评到过先进，是缺点，但也是优点。因为不做“过头”事，不做出格的事，不会犯大的错误。事实证明我办的事，经得起岁月的检验。因此，我退休后好友多，好评多，没人指着脊背非议，心灵上得到安慰，视为人生的一大快事。而接我任的一位学校主要领导，心胸狭窄，好奉承、多疑，甚至听到教师对领导作风有非议，不检点自己而猜疑，怀恨他人。结果耿直的教师受压抑，关系紧张，到后来学校里出现了讽刺和丑化他个人的匿名信，使他难受，心态失衡。真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愁戚戚”，弄得退休时满身是病，没人同情。他比我小八岁，200年冬在街上碰面，见他手拄拐扙，我诧异，问“怎么这样啊？”，他答：“脑血栓小中风呵”！
我又想起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江坚市长，鼻梁上戴着金丝眼镜，穿着背带西装裤，显得很潇洒，象个西化的资本家，不象“土八路”，怪不得xx运动首当其冲地被xx。他是个知识型的老干部，富有远见，他承续了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参政提出的城市西移的设想，几十年前就大胆地提出把无锡市区向蠡湖地区延伸，把无锡市建成东方日内瓦的规划。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后错误路线的干扰，建设蠡湖新城的步伐推迟了半个多世纪。
胜利门中学地处市中心公花园旁，五十年代，江坚市长已规划城中公园要扩大。到了九十年代，扩建公花园的规划真正实施，市里动员学校迁并，我的后任校领导积极活动，走通关系，结果学校不仅没有迁走，还拆了旧校舍，原地盖了二幢高楼。可是没几年，市里换了领导，再次强调公园要扩大，责令胜利门中学与东林初中合并。由此，学校新建后使用不满十年的二幢高楼被铲为平地。退休教师座谈会要我发言，我不客气地说：“六十年代，江坚市长就给胜利门中学打招呼：学校要让给公园，不能扩建。可到了九十年代，通过走后门，拉关系建了高楼，是不尊重科学、不讲全局、浪费纳税人的钱啊”。我想过，若是我在任，是不会干这种事的。可见多了城市建设中前建后拆、一任领导一任规划、计划没有变化快的通病，常想为什么没有人来追究这些拿着纳税人的钱拍脑袋定方案、拍胸脯上项目、拍屁股走人的官员的渎职罪呢？
3．两个决定成就两件大事
{dy}件事，办起了全市闻名的校办工厂。
1971年，遵xxx的“五、七”指示，全市学校掀起办厂热潮。“工宣队”到校后分工我任办厂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老许和一位工宣队员，老许是物理教师，开始是负责安装电器和设备，我是校领导分管，主要是出主意，做决断，工厂的具体事务都由老许负责。
组员顾老师通过关系找到了树脂厂一位工程师，提供工艺资料，帮助校办厂生产一种催化剂，用于生产环氧树脂，还可稀释成烫发剂。当年树脂厂是无锡市的明星企业，纳税大户，产值高，利润厚。胜利门中学依靠树脂厂赚了大钱，工厂由小变大，生产由土法上马到半机械化，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生产环氧树脂的工厂和经营美容理发用品的公司，工厂在全市出了名。
学校办工厂不仅为赚钱，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参与劳动实践，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催化剂属化工行业，所用原料有烧碱、氯乙酸等，腐蚀性强，生产过程中产生有害气体，不适宜青年学生参加劳动，于是，我作出用化工争的钱发展金工车间的决定。
在发展金工车间时，还帮助了老家的大队企业。那时车床很紧张，家乡农丰大队弄来了二台毛坏车床，请上海师傅加工安装好后一台给了大队，一台留校办厂，加工过程中所化的钱，大部分是校办厂出的。金工车间由小到大，经几年发展，车、钳、刨、铣、磨，各种普通机床基本齐全，还建了一个有行车设备很象样的大车间。
金工车间的产品，开始是建材仪器，一种灌水泥的铸铁方框，拆开方框拿出凝聚的混凝土方块，加压以试验水泥强度。后来，因车间新，设备齐，受让了市二中校办厂生产的消火栓，发展成一家消防器材厂。
我和许1991年同时退休，接任的厂长是一位72届的中师生，工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了无锡实力最强的校办厂，兼并了教育局下属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前几年的“转制”风潮中，学校师生辛苦创办的校办厂一夜间转为私人企业，后任厂长理所当然地成了社会主义的“红色资本家”。
老许对此一直有牢骚，也难怪，我们作为当时的创业者如今两手空空。然我很洒脱，我是这样想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历史规律。社会上对一夜暴富的现象感到不公，贬的多。我总是说，时势也，根原还是在五十年代的“对私改造”，没有那时候一阵风地消灭老的资本家，就不会有现在一夜暴富产生出新的资本家。
第二件事，把会计职业班办成了中专
七十年代初，实行初中生直升高中，初级中学也办了高中班，到八十年代初，为适应经济发展和便于青年就业，初级中学停办高中，改办职业班。办什么专业，由学校决定。我想到自已在解放初期曾学过会计，业务熟悉，而财会人员是各行各业都需要的，经我提议，学校决定筹办会计职业班。财政局，银行，都极力支持。特别是银行，急需人员补充，委托学校办了二届银行班，毕业生全部由银行录用。
办学的关键是教师，特别是缺专业教师。解决的方法一是把校内的青年教师送出培训，二是聘校外教师。当时聘请了两位五十年代给我授会计课的退休教师作为骨干，两位老教师事业心很强，设课程，编教材，带教师，为创办会计班做了大量工作。
会计班的学生毕业了一届又一届，分配到银行、工厂、企业，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好评。1994年，职业班毕业生获批享受中专待遇。这时的学校既有中专会计班，又有初中班，校舍设施不能适应，教育局决定把胜中的会计职业班迁到通扬路原十中校园，胜利门恢复办初中，要我留在初中，担当恢复初中的任务。我表示服从，我已经55岁了，淡泊了名利，心胸也洒脱了。同我搭档的姜校长，比我年轻十岁，去会计职业学校任校长。
4。复办初中筹校庆
分校后，着手恢复初中的工作，我一人担着书记兼校长，忙不过来，就提拔了二个副职，为重建一支有质量的师资队伍，在全市“招兵买马”。不仅录用年轻的师院毕业生，还从其他学校引进骨干教师。根据胜中地处城中和有校办厂的经济实力两大优势，为鼓舞士气，我提出了办学的目标：把胜中办成一所规模小、设施齐、师资强、校风好、质量高的初中。经五年努力，学校面貌有所改变，教学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1989年，迎来了胜中创办五十周年。胜中原名道南中学，创办于抗战时期，校长顾绳武，他办校舍得化钱，重金聘用高水平的教师到校任课，道南中学在众多私立中学中，教育质量居前，又处市中心，故在无锡有一定的名声。顾校长在县城是名人，抗战胜利后被推举为中一镇镇长，这个职务害了他。解放后镇反运动中很多镇长被判死刑枪决，念顾校长是知识分子，任伪职无大的罪恶和民愤，得以宽大，定为历史反革命，就地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在学校管理图书至退休。
1956年，私立学校都改为公立，道南中学改名胜利门初中，派孙颂德同志，（xx中同我一起被大会斗批开除党籍的老孙）任公方校长。老孙参加地下党之前是羊尖中心小学校长，她父亲任过苏州鸿生火柴厂经理，参加国民党任区分部委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家庭出身，使老孙受屈，“肃反、审干”中追问她：“你父亲是资本家，国民党，你为何要参加共产党”？甚至说她是打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真叫人啼笑皆非，欲哭无泪。她比我年长十八岁，我曾说过，象他们年龄的一代知识分子是最倒霉的，跟了国民党，成专政对象；进了共产党，仍被怀疑，得不到信任甚至受折磨含冤至死，如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老孙有文化，有品德，有能力，参加革命早，可副校长一职一直任到退休，“xx”中还受了不少苦。我很同情她，幸亏好人天佑，老孙活了92岁还健在，挨过了磨难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去年（200年）我去看她，她笑着对我说：“过去从没想到我会活这么大岁数”，这是内心深处的话啊！
胜中地处市中心，上下班方便，干部、教师都愿意到胜中工作，在人事调配上有选择余地，胜中历届的领导都作风正派，有一支好的教师队伍，我在学校，以坦诚宽容待人，认真务实处事，虽没耀眼的成绩，但学校风气正，教育秩序一贯正常，我在校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5年直到退休，说明上级党委对我是信任的。
50周年校庆活动，用二只教室展出50年校史资料，还编了校庆特刊。金秋十月，天高气爽，阳光灿烂，开大会没借礼堂，在学校蓝球场举行，用乒乓桌搭了台，拉了横幅，少几分奢华，多几分朴实，照样隆重热烈。邀请赴会的来宾有五十年代管教育的徐静渔副市长和夫人汤聿敬，教育局党委书记邱雪珍，关联兄弟学校的领导以及校友。主席台上还有我特邀的原胜中团委书记现任溧阳县副县长顾华珍，她因爱人在溧阳工作，调溧阳后进了机关。“xx”在学校曾遭冲击，学xx“派性”还挨了拳。她特关心那些学生的现状。我去函告诉她：“你的学生想念你班主任，现工作表现都不错，随着年华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懂事了，知过去所错，有愧疚之心，要我转告，盼你回校师生晤叙”。我要她宽恕年轻人的莽撞，责任在于那个时代而不是娃娃。校庆那天她高兴地专车赶来，还给往日的同事带了礼品，每人二斤茶叶。学生见了都围到她身边，气氛和谐、欢欣，一笑泯往事，聚在操场与班级同学合影，成了校庆活动的一个亮点。1998年，顾调任溧阳市政协主席，邀“xx”期间共事已退休的近30位同事去溧阳，我还带了不轻易跟我出游的妻子，她夫妇俩人陪我们免费遍游景点，午餐在天目湖饭店设鱼头宴招待，大家尽兴而归。
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教育事业，胜中50周年校庆活动，好似为我的学校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春节，我六旬初庆，接着便退居二线，离开了校领导的岗位。
5、雏燕展翅
经历十年动乱，儿女们一个个地成长，走上了工作岗位，建立了小家庭，离开了爸妈的怀抱，展翅飞翔。我为他们庆幸，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年头，可平、可伟，分别在苏州审计局和崇安区宣传部工作，可元、可英分别在清华深圳研究生院和无锡市技术师范学院工作，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个人才能。
三十年年的改革开放，社会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家庭也享受到了变革后的成果，但不能忘了过去，不能忘了艰苦的童年。过去，妇女产假只有56天，产假期满，母亲要上班，顾不了吃奶的孩子，一般就只能将孩子交给奶妈抚养了。感谢我的父亲，四处奔波为一个个孩子找到了奶妈，让他们在那吃不起、也吃不到牛奶等营养物品的困难年代能够吸吮着奶妈的乳汁健康成长。
可平的奶妈，住查家桥南，瘦长个子，人样长得很清爽能干，讲话利齿，象个城里人，就是有残疾，瞎了一只眼睛，她的丈夫是裁缝，可那个年代没人家雇用，农村里的人辛勤种了一年地，口粮还不足，若自留地种了作物出售，那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根本无其他收入，经济都很困难，自已的孩子断了奶，抱个婴儿喂养，每月能有7元收入，对农家也是不菲的补贴，而纺织工人的月工资有60多元，可以承受。可平是我俩婚后盼了足足四年才养的孩子，宝贝似的，父亲隔三差四去看望，因是夏天，总见孩子睡在摇篮里，我父亲便坐在旁边，轻轻地摇晃，我夫妻俩也去看望过。那年头正值朝鲜战争结束，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开始了{dy}个五年计划，政治宽松，是解放后全国人民最舒心的日子。那一年(1956年)，我离开了私企调到国企，当了国家干部，也是个人心情愉悦的时期。春节，还邀奶妈带了小可平到城里玩了几天，留下了我俩抱着胖女儿的照片。断了奶，父亲便抱回家带着，可平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北钱老家度过的，因而村上人都熟识她，还有年龄相仿的同伴，东村近邻有玉华，所以，她对老家农村有着一份孩童的感情。
可元的奶妈住鸭城桥，传说是春秋吴国养鸭的地方，村南，东西横贯的塘河碧水畅流，那跨越塘河的石拱桥，气势宏伟，不亚于南长街的清名桥，可惜现在老桥已被折除，原址已盖了新桥。村里住户有名门望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村庄。可元的奶妈，是一个很随和少心眼的人，见人总是笑呵呵的，抱着可元村里转着玩，懒得做事，还对别人说：“我抱着孩子玩，每月有7元，你们从早忙到晚，到年分红也拿不了多少钱”。可元出生于1957年，这一年，开展了反“右派”运动，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绷紧，政治气氛急转直下。冬天，我下放了，运动一个接一个，心情不宽松，何来闲情逸趣，对孩子也少关心了。直到我下放农村可元断奶抱回家，鸭城桥奶妈家我没去过。
可红是1958年冬天大跃进年代出生的，也是找奶妈喂养，可怜她还是稚嫩的雏燕时就夭折了。
可英出生在1960年，正是闹饥荒的年代，农村出生率下降，奶妈也难找，我父亲好不容易在东乡一个偏僻的小村找到了奶妈，小个子，长得很结实，年轻体健，可农村缺粮xxxx缺营养，奶水少，可英刚满周岁就断奶抱回了。先是养在徐巷上琪仙娘舅家，后又抱到三姐家。养了近一年时间，我去看望，只见两个女孩（另一个是小外甥女），睡在一张铺上，也没人看管，见可英瘦得手臂软绵绵的，小眼晴望着我，该牙牙学语了，可嘴不会讲话，不哭也不闹，好可怜。三姐是地主家庭，困难更多，巧妇难为无米炊，也顾不上孩子了。我回到家对妻讲：“再不抱回来，这孩子会没命的”，商量后立即抱回家调理，买到了一瓶深海鱼油拌着饭吃。孩子的先天机能是健康的，补充了营养，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1962年，可伟出生，农村里已找不到奶妈，被逼只能自已带了。六十年代初，是国家最困难的时期，也是小家庭最困难的时期，五个孩子，妻工作的纺织厂，制度严格，我在市一中也很忙。幸好，一是我父亲给我带了可平，继而又带可红。二是市一中办了个全托的幼儿园，先是可元、可红两个孩子全托，后是可英全托，我推着一辆公车，前面车杆上坐可元，后座上坐可红，周一送，周六接。用了公车遭人非议，就自己买了一辆凤凰牌新车接送。三是同二姐住一起，她对胞弟的家是真诚的关怀，也可说是操心，老人孩子都得到照顾。大姐和三姐，在我拖儿养女最困难的时侯都助了我一臂之力，父母姐弟的亲情，我铭记终生。
孩子的启蒙教育是在家庭，家庭的氛围，直接影响孩子人格的成长。我家的孩子，在劳动者的家庭成长，左邻右舍，都是住房条件差，生活不富裕的普通劳动者，孩子们穿着两膝和臀部补了大补丁的裤子进小学和中学读书，女孩子小小年纪，就要拎了马桶穿街过弄去厕所洗刷，拿了扁担水桶去水站取水，在家庭中养成了俭朴、勤劳，诚实的气质。纺织厂三班运转的工人，最辛苦，中班、夜班，回到家就是上床似睡非睡的休息，特别是夏天，没有电扇空调，别人在室外乘凉，妻却睡在床上，夜深人们感到凉快要回室内上床了，她却拎了一只包要去上班了，好可怜呵。一周只有{yt}假日，就忙着给孩子洗汰缝补。那个年代我也只顾忙自己的工作，做父母的同孩子交流少，因此，我家的孩子都不是那种能言善辩、擅长交际的外向型性格，而长于干实事。
我家住房虽低矮，可独门独户，孩子们有一个好的习惯，出了校门回到家里就聚一起做作业，做游戏，不到外面去游荡。完成作业很自觉，在我的记忆里，我这个当老师的父亲，从没帮孩子识过一个字，解过一道题，与现在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是天壤之别。只记得1968年可英进小学{dy}学期，语文{dy}课学习就遇到困难，课文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万岁”。把抽象的政治词语，给一年级学生做启蒙课文，读书简直是受罪，也是摧残儿童，什么叫总路线？这是政治术语啊！教师都难以一言解释清楚，更何况没社会经历的孩子们呢？我也没办法向孩子解释，只感觉教材是个问题。记得可平小学一年级的课文，图文并茂，琅琅上口，充满童趣，姐姐在读，弟弟在跟了，甚至有些课文也能背诵了，缘于孩子有兴趣也。
我家四个孩子都在连元街小学就读，可平学习成绩优秀，四年级跳六年级，只读了五年小学，可元六年小学，闹“xx”中间停了二年，可他俩人的基础还是小学里奠定的。
可平1970年初中毕业后到塑料一厂，辛苦地当了三年工人，1973年，抓住了去天津轻院学习的机会，读了三年大学，参加了党，取得了大专学历。
可元1972年初中毕业后进电机厂，做了三年机修学徒，1975年进工大学习。没进高中，依靠自学，1978年统考获得高分录取清华大学，后又在清华读了五年研究生和博士生。
可英是在十年动乱学校教育秩序极不正常期间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基础不扎实，技校毕业后留校工作，由于自己有强烈的进取性，婚后怀着孩子读夜校，取得了会计学大专xxx书，
可伟的童年，也是在十年动乱中度过的，在小学，参加了宣传队，经常背着一只月琴，排着队到校外去演出，影响了学习，但文科基础好，进了师范。
我庆幸自己在而立之年调到学校，安心留下，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工作，熟悉了教师和教育，家庭里有了尊师重教的气氛，孩子们受到感染，都很重视学习。四个孩子，都是经过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才进入机关和学校工作的，他们都珍视自己的岗位，有良好的操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做父母的感到xx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