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副院长徐勇委员为此准备了一个“明确看病难的定义与标准”的提案，认为，“各省市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看病难’的标准，根据病情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医院看病，医院要多长时间xx、xx到什么程度，都有相应规定。如果超过这个规定，视为‘看病难’。如果病人从新疆跑到北京看病，那就是难。但这种难，超出了基本医疗的范畴，不能在抱怨的范围内。”
         看病难不难，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如果抛开其他方面不论，徐勇委员的说法未必就没有道理。如果所有的人无论身处何地，或者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都跑到大医院去xx，那么必然造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疗资源被严重透支。看病难是必然的。但是这难显然与人们求医标准高低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无论大病小病，人们需要的只是在减轻和解决身体的痛苦方面能给自己或家人以信心而已。如果一些地方小医院乃至社区诊所xx能够满足人们的这种起码的信任和需要，又有谁愿意舍近求远自找麻烦？既然与所谓的求医标准无关，那么徐勇委员的提案显然也就失去了落脚点。
         徐勇委员所描述的现状，实际上体现的是我国在医疗资源配置上的极度不平衡。这就又回到了人们对我国医疗现状的基本判断，一是我国的卫生、医疗资源本来就相对不足，截至2006年底，我国卫生机构床位数仅为351.2万张。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总费用的2%左右。二是医疗资源分布及配置上的不平衡：先进设备、先进技术和先进医疗力量都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这就造成了农民都到城里看病，小城市人都到大城市看病。一些地方的小医院、社区诊所门可罗雀。这也就是徐勇委员的提案所针对的现状。三是医疗保障覆盖严重不足，有相当一部分居民是在医疗保险之外的，即便是农村绝大多数地方建立了合作医疗，但是由于相关制度匹配不到位，农村合作医疗的功效也未能得到有效发挥。
         如果按照徐勇委员的提案：“各省市根据自身条件制定‘看病难’的标准，根据病情需要，在不同层级的医院看病，医院要多长时间xx、xx到什么程度，都有相应规定。”一来是以点带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肯定于事无补。二是可操作性不强，而且有重回计划与控制的嫌疑，违背医疗事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要解决问题，必须针对上面提到的医疗现状的基本面对症下药：一是继续加大医疗投入，医疗资源配置要向农村以及社区医疗倾斜，提高农村和社区医疗水平。而在政府投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降低医疗准入的门槛，为民间资本的介入创造条件。使得民营医院能够与公立医院实现真正平等基础上的竞争；三是将基本的社会医疗保险落到实处，扩大医保范围。事实上，数易其稿的医改方案基本上是以上述思路为核心的。现在面临的{zd0}问题，不是上述思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如今的医疗乱象之下如何摆平各个层面的利益纠葛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破局，两会代表的作为才能真正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