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大串联”

                               轶群建民

  1966年8月18日{dy}次红卫兵接见以后，短短不到半月，8月31日，毛第二次又接见了红卫兵，而且当时得知还要继续接见红卫兵。所以，我们本想赶在第三次接见，即9月15日到北京，但却被告知：因火车安排不开，需要等待安排时间。当时“大串联”不但可以去北京，而且还可以到全国各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到处都设有“红卫兵接待站”，全部免费。北京暂时去不成了，我和几个同学一商量，说：“远处去不了，咱们就去近处。”大家都同意，但是，到什么地方去比较好呢？一个同学说：“咱们去大连怎么样？”大家说：“不错！咱们就去大连吧。”我们一行5、6个人就这样出发了。

  记得当时和我一块去大连的有我们班的，扬宁华、孟平、马岩、于晓胜、叶小琛等人。我们本来想去大连海运学院，但是，大连市的接待人员说：“海运学院已经住满了，你们就去大连医学院吧！”看来大连的接待准备工作很不充分（与后来去北京相比），到了大连医学院一看，宿舍里面什么也没有，除了光床板之外，床板上只有一个塌塌米，既没有被子、也没有褥子和枕头，只能和衣而睡，至于开水就更别提了。大连九月初的天气已经开始渐渐冷起来了，尤其是早晨和晚上。从沈阳出发时我们都没有带多少衣服，所以晚上实在是冻得睡不着，其中，叶晓琛冻得钻在了榻榻米的下面，看起来样子十分狼狈不堪。

  医学院的伙食也非常差，上顿下顿都是窝窝头，也难得能吃上点鱼腥味。但是，大连的水果非常便宜，苹果就不用说了，有一次门口有卖桃的。我就问：“多少钱一斤？”小贩回答说：“6分钱一斤。”于是我说：“买两斤。”当我付款时，他们看到我袖标下面的小字写着“北京红卫兵”，非常地兴奋，高兴地说：“这钱是从北京带来的吧？是从xxx身边带来的！”一时解释不清楚，只好将错就错，默认了。他们则赶紧把我付的钱十分珍惜地装在了另外的一个口袋里，并且说：“我一定要把它好好地保存起来！”可见，当时“个人崇拜”在全国各地已是非同一般了！

  当时到全国各地串联都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一是看大字报，一是看批斗会。学生们自觉不自觉地就学会了别人的做法，回来后马上可以照此办理，按副统帅的话说：“立杆见影”。看来毛让国家花这么多的钱并不是让全国的学生出去白玩的，他们回去之后都“不辱使命”地将毛预定让他们完成的任务，在潜移默化中圆满地完成了。正如副统帅的注脚中所说：“收获是{zd0}{zd0}{zd0}，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我们在当地的大学里也看到了让“牛鬼蛇神”唱“牛鬼蛇神歌”，虽然，歌谱里的调与沈阳的不一样，但歌词内容却是大致相同的，不是有罪啊，就是砸烂的。此外，剩余的时间主要用来去海边游泳，或者顺便捞点海带。因为，距星海公园不远的黑石礁附近就有一个人工海带养殖场，从山上往下一看，海带堆得象小山一样，不时地飘过来一些，所以，不用费劲就可以在海边拣到许多。回来把鲜海带放在窗台上晾干，{zh1}回家时每人都装了满满一包（xx挎包）。总之，生平{dy}次有机会免费到海滨旅游，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开开眼界吧！

  回校后我班同学有人告诉我说，你们搞串联没向组织负责人汇报，所以，25支队的支队长换人了，换成了本班一个女生叫沈丹彤。此人曾经与我是同桌，人很正统，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长得比较清秀，虽然话不投机，但总觉得她并不坏，据说是省林业厅长沈x的女儿。下乡插队时因我没随班走，所以去看同学时隐约觉得在相距较远的地方见过一次。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很不正规，也很松散，既没下什么文件，也没有正式通知本人就被人给“罢官”了，好象坐了一次过山车，至今都感觉到“糊里又糊涂”。但现在想来，兴亏被免了下来，不然真不知会欠上多少“冤债”。

  由于国庆节限制外地人员到北京，虽然10月1日毛又第四次接见了红卫兵，但我们却仍在原地没动，过了国庆节终于轮到我们去北京了。当时明知串联不要钱，我妈妈担心万一有用钱的地方，硬塞给了我5元钱，但回来时一分没花又如数带了回来。在火车车箱里挤满了学生，许多人没有座位，站到北京又坚持不下来，正好谁也没有行李，行李架上都是空的，一些人便纷纷爬上了行李架，行李架上的人满了之后，便有学生钻到了座位底下睡觉。开水和食品均难以供应，最难办的问题是上厕所，因为中间的过道根本就挤不动。男生有人干脆站在车窗的窗口，把尿尿在了车窗外面。可是女生问题就难办了，常言道：“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但后来却真的听说，有个女生在去串联的火车上被尿给憋死了，xx一例。估计其她人大概憋不住就尿在裤子里面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吗，更何况憋死恐怕也不能算“好死”。

  火车很慢，要给货车让道，不知过了多久，我们终于到了仰望已久的首都，伟大{lx}毛xx居住的地方北京。我们在永定门火车站下车，出站后感到不是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首都北京的样子，好象是相差得很远。我和部分同学被分到了西郊北洼路北京无线电厂，我们与本厂的工人穿插混住在同一个宿舍楼里，因为他们当时还没有xx停止生产。我们吃饭就在工厂的食堂里，每个人发了五块钱的饭票自己买着吃，伙食还算比较不错，但主食每个人限制定量，不可能吃得太饱。宿舍里为我们准备好了被子和褥子，锅炉房可以打开水，若洗澡也有洗澡堂。我们出去串联，每人发给一个串联“乘车证”，相当于北京市汽车公司的通用月票，除了去十三陵的45路市郊公共汽车不能乘坐以外，其他任何一路有轨、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可以乘坐。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新华门国务院所在地和外交部，听说在那里有时能碰到xxx接待需要解决问题的红卫兵，所以我们也跑到那里去碰一下运气。但是，差不多等了一上午，也看了许多大字报，但就是没有等到xxx，我们只好扫兴而归。中间的几天，我们先后去过包括北大、清华、北京航空学院等许多首都的大专院校，我还陪着同学扬宁华去了一次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去找他大哥。在北大和清华看到许多写给{gjldr}的大字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刘少奇的大字报。许多内容是揭露个人隐私和进行人身攻击、污蔑的内容。{zh1}，我们还去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除了当时已经逝世的几位{gjldr}外，我们还特意找到了与历史事件有关的，如：“四八烈士”墓碑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人员墓碑等。

  10月18日，是接见红卫兵的日子，但是这次一改以往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做法。早晨我们六点钟出发，步行走了大约1个小时，然后，分别坐在马路两旁，等待车队前来检阅。由于起的较早，走路又较累，等待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不知不觉有的学生睡着了。当车队过来时，学生们一片欢腾，口号声和语录歌声此起彼伏、高潮叠起、连续不断，但当时车的速度很快，人们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车队已经急驰而过走远了。此时，睡觉的学生听到口号声被吵醒了，刚想问是怎么回事时，便发现检阅的车队已经飞逝而去，只剩下模糊不清隐约远去的背影与尘埃。这不啻于到北京白来一趟，顿时嚎陶大哭、如丧考妣，转而昏天黑地、泣不成声，可见对“伟大{lx}”感情深矣。我的感觉是，当时隐约可见毛、林两位“亲密战友”在{dy}辆车上，中间几辆没太看清，包括坐在第二辆车上的xxx，后面几辆车上看见了朱德等人，而遭到冷落并坐在{zh1}一辆车上的刘少奇，则记得非常清楚，因为，这大概也是他{zh1}一次公开露面。

记得当时人们唱得最多的是语录歌和xxx诗词歌曲，印象这些歌曲谱曲最多的人，是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如：《下定决心》、《蝶恋花》、《沁园春·雪》。另外他还作过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他歌曲，如：《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歌唱二小放牛郎》、《一代一代往下传》、《天大地大》、《祝福xxx万寿无疆》...。有人这样评价劫夫：他是高产作曲家,作曲多而快,快而好,一生共创作2000多首歌曲。他是个音乐天才,但在其他方面则显得幼稚,尤其是不懂政治。另外，还有一首歌曲，虽然不知道是谁作词作曲，但是这首歌是当时频率{zg}、反复唱得最多的。歌词是：“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毛的接见结束后，由于还是坐不上火车，所以，又等了一个多xx我们才离开北京。当时北京的一线地铁，即：从北京站到苹果园段，刚刚开始修建，据说是１９６９年开始通车。没想到，去北京串联４年以后，也就是一线地铁通车后一年，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北京。由于后来的“三支两军”，在我到辽宁昌图县下乡插队的同一年，即：１９６８年底，我父亲奉命到北京参加“支左”，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军代表”，我们全家也于１９７０年4月从沈阳迁往北京，先后住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宿舍和xx路总参通信兵干休所。

  在“xx”初期的“大串联”及后来的停工停产与“武斗”中，国家到底损失了多少钱？在“批斗”和“武斗”中，包括打死、破害致死以及xx的，一共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见到官方公布的准确数字。另外，受到株连与牵连的同事、朋友、家人子女又是多少？不知这些有人细算过没有。据说，在二战中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几百万尤太人，几乎全部留有名册，然而，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残杀的30万中国人，前不久才刚刚收集了8000人的名册。由于二战结束已经60多年，随着时代久远、目击鉴证人多己作古，因此，收集资料的难度越来越大。那么，在这60多年里我们都在干什么？想没想到过死难的同胞们，包括在战争中牺牲的烈士们，竟然还有许多烈士连其死亡通知书也没有送到家人手里，我们又如何面对他们的亲人，怎样让死难者瞑目呢？就连美国政府至今还在到处寻找二战失踪人员，那么，我们呢？。因此，建议政府出面，成立一个民间机构，专门收集和寻找死难者下落，以此告慰九泉下的英灵与死难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