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倒逼不应止于价改[王尔山]__鲜橙互动南都网南方都市报新闻 ...

    “倒逼机制我也非常不懂,市场选择之后就是应对或者变革,倒逼是个什么东西?”谈到能源新闻,同行这样问。

    然后发现,至少在能源领域,多数涉及倒逼的新闻,都是直接开始讨论新一轮倒逼的目的,比如天然气价改或成品油价改,看是不是合理,有没有条件,很少在意为“倒逼”二字给出一个定义。

    不过,经他这么一问,倒是想到一个理由:它是一个直观描述,直观到无须另外解释。

    比如,中石油集团宣布西气东输二期工程全面投入营运,进口气即将抵达北京,“倒逼”再次出现在新闻标题里,比如“西气东输二期倒逼天然气价改”,而其逻辑跟之前“气荒倒逼天然气价改”差不多,说的都是由于天然气价格机制没有理顺,结果,无论提前来临的寒潮还是按照计划进入国内市场的高价进口气都成了问题,都向现行价格机制提出挑战。

    更早进入民生的其他能源产品也一样,比如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从上世纪90年xx始讲到现在,然而现行方案还是不能叫人满意,以至于“倒逼”二字还会不时出现在报端,比如“国际油价倒逼国内油价上调”。

    显然,“倒逼”的意思是,从规划到市场,如果在市场这一头出了问题,就要回溯过去找原因,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拿出对策。

    比如天然气,你总不能叫企业亏本卖给你吧,这无论如何是不可持续的,但“倒逼”到价改就够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仍以进口气抵京一事为例,原来在北京供应的是国产气,现在加上进口气,比例占12%左右;按照企业和一些专家的说法,这两种气的价格不同,进口气价要跟国际油价挂钩,因此,若以每桶80美元的国际油价推算,进口气价就会明显比国产气高出一截,结果,如同新华社在相关专题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说,“目前价格倒挂,供{yt}气就亏{yt},中石油急死了,希望国家发改委赶快定价。”

    但该专题没有回答,为什么要用每桶80美元的国际油价作为推算依据,是不是因为当前油价处于这个水平,如果是,有没有想过油价曾经回落以及可能再次回落到这个水平以下的情况?

    这同一个专题还提到一组数据,“西气东输二线每天供给北京的气量约为660万立方米,相当于北京{yt}用气量5300万立方米的12.4%”,这又是什么意思,是北京市场原来存在这个缺口,现在由进口气补上,还是现在额外增加了这一部分?

    相比之下,这后一点更值得xx,因为它迈出了“倒逼”的{dy}步,而我们只有一路回溯上去,直到挖出根源,也就是规划,才能了解当初是谁做这个规划,有没有问题埋伏在里面,比如,我们掌握的天然气资源到底够不够,在我们决定推进天然气战略的时候。

    可惜现在的“倒逼”多半止步于要求理顺价格机制,而这通常又意味着涨价,然后陷入有没有道理以及有没有条件涨价的讨论,属于“xx医头,脚痛医脚”,没有追究到源头,对最初的规划问一个为什么。

    但我们有必要习惯问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处于发展与转型的过程中,面临和即将面临的问题并不限于天然气或能源领域。

    比如,1月26日到27日在北京举行的“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国家税务局一位前官员在评论其中有关分税制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演讲时指出,在我国,地区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相当一部分源于税制不合理。

    他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西气东输项目,把新疆的天然气一路送到上海,管道绵延几千公里,沿途多个省份都要参与,征用土地、维持治安……但{zh1}这个项目的营业税只在上海征收(其中60%归中央,40%归上海),其他省份一分钱也拿不到,为什么?他说,因为企业的注册地在上海,按照现行税制,营业税就只能在上海征收。

    这是上世纪90年代税制改革方案留下的一个缺陷,他也参与了制订过程,他说:只不过当时这个缺陷的影响看起来很小,现在却变得越来越严重。比如,他估计当前全国约有九成以上税收存在税收与税源地不一致的问题,有些地区有超过20%的税被其他地区收走。他并且总结道,如果把转移支付和税制看做一个黑盒,那么这个制度效率很低而成本很高。

    来自长江商学院的第二位评论员补充道,中央拿税收的大头,而地方要承担支出的大头,这里存在一个不匹配,由此催生很多问题;比如地方会有很大积极性要去寻求税收外的收入,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卖地,希望卖高价,因此不会卖很多;又比如公路收费站大量存在,抬高国内陆运成本,据估算,物流成本已经占到我国GDP的18%——— 他自己就曾从上海开车到黄山,这一路上的路费加油费已经远超机票价格——— 因此货车司机都想多载、超载,导致事故以及对道路的损害同时增加;再比如,地方在提供社会服务的时候要收费……

    恰在同{yt},1月27日,也是在北京,北京市财政局在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回应“土地财政说”,指出,北京市在2009年完成2026.8亿元财政收入,这不包含土地出让金收入,而后者的合同地价款为932亿元,实际完成494亿元,因此社会上因2009年北京卖地收入超收较多而产生的“土地财政”的担心和忧虑xx没有必要。

    到底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土地财政”,数据最有说服力,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卖地收入在总的财政收入占多大比重。以上述数据为基础,如果用合同款计算,比例为31%,如果用实际完成款计算,比例为20%,而实际完成款又相当于2007年和2008年的总和。

    这能不能xx顾虑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已经造成顾虑又是一个问题。

    关键是,“倒逼”不能止步于治标,而要回溯到根源,从那里开始寻求治本对策,比如税制设计有没有缺陷,可能有什么问题。哪怕最终发现答案只能用“历史遗留问题”带过,不能追究任何人,但我们作为承载后果者总要弄个明白,否则扭转局面就会成为空谈,我们仍将不明不白地为前人有意无意的失误买单。

    王尔山(作者任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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