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倒流三十年，也就是1975年之前那个中国变迁动荡{zd0}的年代，那时我们正是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年龄，对世界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渴望尝试，其实“倒带”这段生活的场景，不仅仅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证明那一代人追求时尚、追求新潮的劲头一点都不比现代人差，在某种程度上，更玩命，更彻底，甚至更傻冒。就像电影《孔雀》里的姐姐在街上玩降落伞那个经典镜头——尽管风光了几十米就地卧倒，但毕竟像灿烂的流星一样，在人生的胶片之中留下一段张扬生命的痕迹。

{yj}牌自行车

那时候一辆崭新的上海{yj}牌自行车不亚于现在的马自达6。童年学骑的都是“二八杠”的旧车，因个子小，每次都要采用“掏螃蟹”的姿势歪歪扭扭的学骑车。那时没有现在的健身器材，因而许多孩子都把自行车玩的像杂耍一般，像“双手离把”、“金蝉脱壳”——当然这只是级别低的，更高级的是“定车”——双手离把用腰部力量来控制车身，车{jd1}不会倒下来。我亲眼看见城北车行一位姓潭的小伙子，与别人打赌{zh1}能“定车”将一碗阳春面吃掉。

巷子里有一个姓李的男孩子，家里为他买了一辆天津产飞鸽牌自行车，那是一种前面有探灯的车，每次车停在巷子里总是围满了孩子。那年我和另外两位少年朋友策划长途骑车去扬州（来回240里），这对当时15岁的少年来说无疑是一个伟大壮举，不亚于今天徒步去三峡探险。经过周密谋划，我们三人联手请飞鸽牌自行车的主人小李去五柳园吃了一顿包子，然后和他借车(说是去一趟乡下,如果说是借车骑扬州，他肯定心疼)。

那天我们是清晨4点出发，用披星戴月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幸好我领头骑的是小李那辆有探灯的自行车，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骑到扬州国庆路才上午10点多，然后在人民商场替邻居买了一支黑毛线，当天晚上返回县城已是晚上8点，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这次青春年少的壮举。不过付出的代价是腿哼哼地疼了两个星期。

18岁那年，我终于花了138元买了一辆{yj}牌自行车，还每天像丫环伺候老爷一样为它擦洗，把钢圈擦得雪亮。后来因为要用钱又卖给了别人，记得那天看见买主交钱后把车推走时心疼得像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

蝴蝶牌缝纫机 

缝纫机算是“三转一响”中的陪嫁品，一般要到了谈婚论嫁时才能搞定。那时一位女孩子除了爱好文艺，如再能会裁会剪会做菜，无疑就是女孩子当中的{jp}了。

县城南门有家陈家缝纫店，以做新款流行服装而名扬小城，每天来做时髦衣服的女孩络绎不绝，也就是说从70年xx始，我们小城的妇女就无师自通的流行“品质就是个性”的时尚理念。绝不会像如今在派对中出现“一模一样”的尴尬情景。

几年后，我老婆就是属于自学成才的典型代表，业余时间不但会裁会剪，还会做一手好的针线活，那时家里经常有小城里的时尚朋友光顾我家，甚至还有一个姓冯的漂亮女士硬要和我们做亲家（属于指腹为婚的概念），她们还指着我的鼻子夸我有福气，娶这么个能干的老婆。不过真正让我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是福气，倒是家里客厅的满地碎布条。当然更多家庭里的缝纫机用途是勤俭持家过日子。就像xxx他老人家说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也可以说老百姓家里的缝纫机往往见证了平淡如水的悠悠岁月。

若干年后我在南京买了房子，搬家那{yt}，一眼就看见楼下邻居过道里放着的一台缝纫机。看见它静静的放在那里，有一种温暖亲切的东西在心里涌动。

玻璃丝

 顾名思义是一种彩色透明的塑料线，原本是女孩扎辫子用的装饰品，就像是《白毛女》中喜儿用的红头绳，后来演变成用它编制各种装饰品。有花鸟鱼虫，栩栩如生，非常精致，可用在蚊帐钩子上，也可用在背包和钥匙扣上，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典型的时尚小资饰品。

那时女孩子非常盛行编织这些玩意儿。夏日纳凉往往可以看见三三两两的女孩子，坐在凉椅上编织这些工艺品，仅仅用心灵手巧来形容这些艺术品恐怕还不够，只有相当艺术气质的女孩子才能完成那些高难度的手工劳动。

邻居家有个大女儿叫钱小秋，不但人长的漂亮，编织出来的玻璃丝更是闻名于巷内外，每到傍晚，钱小秋洗完澡（身上带有好闻的肥皂味）,就坐在家门口的竹椅上编玻璃丝，一双雪白的玉手上下翻飞，时不时还用红唇咬住，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十分性感。也就是说从那个时代起我们小城女孩子就知道“借物放电”的道理，与现在酒吧里的时尚女子用纤纤玉手夹一根摩尔烟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我们亲眼看见追求钱小秋的男人像走马灯似的跑破了钱家门槛，最终钱小秋是被一位胡姓工程师追求了一夏天，才抱得美人归。

钟山牌手表

 童年有个歌谣叫“解放军叔叔好，穿皮鞋戴手表”。可见戴手表是那个年代时尚身份和派头的象征。一般来说，那时能戴上日本进口手表的是有海外关系的，一般新婚男女能戴上上海牌手表，立马就进入了白领阶层。但从普及型的角度来说，钟山牌手表只有人民币30元，因而更能“一表风行”省内外。由此可见从那时起，全省人民群众就有了自觉xx日货，保护民族工业的大局意识。

尽管钟山牌手表只有30元，但在那个时代仍算是贵重物品，进澡堂洗澡都要存柜。如此这般谨小慎微，手表还是被小偷列为重点下手的目标，以至于那时直接喊小偷为：偷手表的。我家里的一些亲戚朋友，都曾有过被偷过手表的痛苦经历。1976年唐山大地震，有个家伙竟胆大妄为发国难财，从死人堆里偷手表，革命群众抓到这家伙时，竟发现他衣服里面两只膀子都套满了手表，结果被当场枪毙掉了。

前段时期，我陪外地客人去南京东郊，走到美龄宫一带，一抬头竟看见“钟山手表厂”的字样，那感觉就像失散多年的同志一下子找到组织，感到异常亲切。

集体舞

 准确的说，集体舞应是70年代末兴时的由上而下推广的团组织的舞蹈，一群男女成双作对围成圈子，按着节拍在《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背景音乐声中翩翩起舞，那么多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放在一起难免就会以目传情，搞点小情况。就像我一位朋友，夫妻俩当年就是跳集体舞埋下了爱情的种子，几年后开花结果。

其实人只要经过舞蹈的基本训练，就会本能的收腹挺胸昂首，因而走出来就会有区别于他人的艺术气质，穿什么衣服都显得好看。那时的舞蹈队员走在大街上马上就会显出鹤立鸡群的气质，很有杀伤力。我们班有位军人家庭的女孩，姓袁，其实人并不漂亮，但在舞台上跳《草原英雄小姐妹》是大放异彩，害得班上许多男生得了相思病，其中有位姓蔡的男生，因为上课经常偷看她苗条的身影，竟看斜了眼睛。

江浙一带似乎天生就是一块文艺土壤，也许舞蹈本身就是人类起源xxx的形体艺术，从60年代的文艺宣传队，到70年代的集体舞，再到80年代交谊舞的盛行，可以看出一脉相承的东西。

白球鞋

 “白衬衫、蓝裤子、白球鞋”是那个时代标准的礼仪服，符合现在请柬上“请正装进场”的礼仪标准。我们每到节日和春游就会提前把白球鞋洗净晾干，再上那种雪白的鞋粉，然后穿上白球鞋趾高气昂的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在上学路上漂亮女同学穿着雪白的白球鞋，走起路来显得青春活泼。男同学的一双白球鞋在篮球场上更显得行云流水般的洒脱。可以说，白球鞋代表了那个青涩时代的时尚审美取向。有位姓贾的同学家庭困难，因没有白球鞋在别人面前很难抬起头来，于是他从上初中时就开始拣牙膏皮，卖废铁玻璃，一分两分的想攒钱凑满3。85元买一双期望已久的白球鞋，没想到攒到3。80元的时候，钱放在文具盒里却被人偷了，至今我还记得贾同学那副悲绝的表情。

卖花姑娘

《卖花姑娘》是当年一部朝鲜影片，从掉眼泪的角度至今为止没有那部悲情电影能打破它的纪录。相信那种男女老幼争相观看《卖花姑娘》的盛况，许多人都记忆犹新。

这是部描写一对孤儿姐妹的苦难故事，每回看电影之前，尽管听别人忠告要多准备两条手帕（那时还未兴时纸巾），但进场之后还是哭得稀里哗啦。据说还出现女子当场哭晕倒被担架抬了出去，后来从安全出发，县医院还派出两名值班医生现场办公。那时在电影院工作是个人人都羡慕的好职业，就像现在xx写字楼的白领和机关公务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因为人多票少，电影院虽然从早到晚不停的跑片加场，仍然满足不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需要。那个时期还经常放一些内部观摩电影。能搞到这类的票无疑是高贵阶层身份的象征，难怪那时电影院里的男人哪怕是一脸麻子，也能找到俊俏的对象。

电影票的紧俏就是黄牛党猖獗之时，那时黄牛党贩票倒也开放搞活，竟打破xxx提出的货币理论学说，不只收人民币，什么粮票、布票、棉花券，包括物品通通都收。我亲眼看见一位男子为了看场《卖花姑娘》，竟把刚从百货公司买来的大号铝锅换了一张票，我想这位男人在xx之前一定会在电影院门前痛苦徘徊，就像哈姆雷特一样面临着“精神与物质”的痛苦抉择。你要知道，那只大号铝锅可是一家数口吃饭的家伙啊。我有一位初中同学，为了看一场《卖花姑娘》，竟深夜用绳子爬进电影院的高墙，不幸摔断了腿，后来走路成了瘸子，我们当时还没心没肺的取笑他走路“立场不稳”。

美学书

    按理说美学是大学里一门高深的学科，奇怪的是，在那个年代却是全国上下一窝蜂掀起学习美学的热潮。那时新华书店的美学书籍特别热销，许多年轻人站在柜台前打开美学书籍，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一样。哪怕工厂里的十八、九岁的小青工，谈资中也会不时的蹦出莱辛的《拉奥孔》，以及像朱光潜、蔡仪这些xx美学教授的名字。男女青年谈恋爱，男青年只要煞有介事地说句我最近研究美学，人一下子就尊贵起来上了档次，说不定立马会俘虏某位年轻姑娘的芳心。说来也是，对比那些外语、数理化和文学创作而言，美学的门槛的确很低，只要初识字就可以入门，包教包会。

研究美学是那个断层年代特有的时髦风尚，前些天，与南大一位知名教授闲聊，说起当年他就是研究美学当了教授。说实在的能在那个年代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不由让人脱帽致意。

大白兔奶糖

现在超市里遭冷落的大白兔奶糖，可当年却是糖果的宠儿。因为那个年代能喝上牛奶就相当于享受资本家少奶奶的待遇，而大白兔奶糖一是上海产（本身代表洋气），二是有奶（代表新型的生活方式）。如果说喝牛奶是中产生活，而吃上大白兔奶糖就是小资情调了。当时这个2.43元一斤的糖果宠儿，市面很紧俏。那时只要有人去上海出差，都要替亲戚朋友带上海货，什么羊毛衫、皮鞋、丝巾等，当然少不了带大白兔奶糖。往往出差归来是大包小包累得气喘吁吁，还要掏出小本子记账核对，不能因为小差错弄得亲朋之间不开心。说也奇怪，那个年代男女恋人结婚之前，都要双双去上海采购，或干脆就叫旅行结婚，弄得好像民政局结婚登记处设在上海一样。当时许多新婚夫妇都暗暗叫苦：这哪里叫蜜月旅行，简直就是购物苦旅。除了大包衣物和结婚用品，还不忘了背几十斤喜糖，在火车上累的像民工一样。

我家院子里有位邻居，用现在的话属于中产阶级，每天早餐是油条牛奶，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家养的那只大花猫也享受中产的待遇（现在养宠物是毫不稀奇）。有次这家老太婆还剥开糖纸，亲自给大花猫喂大白兔奶糖，是可忍，孰不可忍。终于有{yt}，我和妹妹把他家大花猫关在我家堂屋内，用竹竿打得那只猫到处乱窜，尿都洒了一路。这种发泄的心态，等同于现在民工划掉小区里停放的新车，是一种典型草根阶层的仇富心理。

手提录音机

    手提录音机在那个时代是最为流行时尚的东西了。当时一个家庭能拥有两喇叭录音机就算白领，而拥有四喇叭录音机就忽然中产了，总之喇叭的多少成为身份阶层的标志。记得我家那台红灯牌两喇叭录音机，是我家上海亲戚家大儿子排了一夜队买来的，以至若干年后看郭冬临拿件军大衣和小板凳演那个排队卖火车票的小品，心里就有些发酸。

    70年代我和一位兄弟去扬州看演唱的演唱会（那疯劲不亚于今天的追星族），当演出散场时，一位帅哥立马在剧场里打开刚录的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那现场原汁原味的李谷一甜美歌声，让那位帅哥享受了全场的注目礼，风头了一把。

    当时拎一台正在播放的录音机游走街头已成为很牛的时尚风景，不过到了80年代，在街头戴墨镜、穿喇叭裤和手提录音机已成为不折不扣的流氓分子了，往往会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如果当时一位小伙子这身打扮就算玩完，因为品行再端正也不会有好人家女孩爱上他。而如今戴墨镜、穿肥大裤叫“酷毙”，或叫有个性。就像大街上那些带音响的飙车族，车座后面往往会坐着一位美腿妙龄少女。时代不同了，审美不一样，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旧军装

当兵对那个年代的少男少女来讲，是一件很牛的事情，在这里可借用《汉武大帝》中的那句台词——威武，其风光程度不亚于现在中学生出国留学。我当时虽然因为近视眼早就断了当兵的念头，但仍挡不住那如火的热情，比如陪男同学体检——从窗子外面看他们光溜溜一字排开“立正——稍息”；看他们穿上又肥又大一点不威武的新兵军装；还在寒冷的冬天清晨参加欢送新兵，我亲眼看见一位被体检刷下来的男生，就在运新兵的轮船鸣笛离开码头时，竟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里游向轮船，希望用自己的意志和决心感动xx首长，来实现当兵光荣的梦想。

那时的男孩女孩能拥有一件绿军装和一条绿军裤，等同于现在的流行xx服饰。那时在街上不经意就可看见时尚人士——上身穿绿军装、下身穿蓝裤子的帅哥，以及上身穿白衬衫、下身穿绿军裤的靓女。当年我托人搞了一件老式样的军装（不但有四个袋，肩膀上还有放肩章的襻子），能拥有这样有品质的军装是件非常牛皮哄哄的事，我只要出席重要场合或去公园拍照都要穿上它，而且穿过每次都会用肥皂将它刷得发白，这样才会符合当时的审美取向，借用当时流行语叫朴素大方。

《少女之心》

写下这个标题，我心里还是有些余悸。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属于巨黄的手抄本是要被公安局收缴的。其实《少女之心》的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少女表妹在暑期里遇上漂亮的表哥，{zh1}发生了不健康的故事——说穿了的功效就像古时候女儿出嫁送的“压箱底”，xx期间知青偷看《赤脚医生手册》，以及现在医院里为未婚男女举办的新婚培训班，都是起到性启蒙的作用。但不管怎么说，当时这本手抄本对少男少女的杀伤力是颠覆性的，一些同学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抄写这本书，甚至冒着被抓的风险，前赴后继地走上不健康的道路。

都市放牛有句经典语录——我的优点是纯洁。这句话恐怕用在30年前的少男少女最合适不过，记得初中时看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其中有一段药店老板姨太太穿一件水绿色睡衣的细节描写都让我们心狂跳不已，何况像《少女之心》这样极不健康的重磅xx。据说1980年严打，许多犯错误的少男少女交待就是中了《少女之心》的流毒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就像现在许多网吧青少年上黄网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所以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