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年中，媒体曝光了许多特权事件，涉及特权车、特权房、特权学校、特权用人等等，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 根据生活经验，人们可以推断，没有被曝光的远比被曝光的多。被曝光的已不胜枚举，没有被曝光的有理由相信实际上已经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此众多的特权现象，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 特权现象，在中国是有悠久历史的。在中国古代，皇室享有{zd0}的特权，各级官吏等而次之，享有大大小小的特权。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说：“一切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但是，“特殊的待遇”还只是制度化的特权，它“应该取消”而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被xx取消，而其他非制度化的特权，更是随处可见，数之不尽。半个世纪前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严重匮乏，对肉、蛋等副食品的优先占有就成了一种特权。 根据当时的“xx”制度规定，从1960年8月起，对在京的高级干部(党员政府副部长以上、非党员副局长以上)和3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分别发给甲、乙级特需供应证。甲级证每月供应肉2公斤、蛋1.5公斤、糖1公斤；乙级证每月供应肉1.5公斤、蛋1公斤、糖0.5公斤。 从1961年2月起，凡科研9级、工程技术10级、医务12级、出版9级、新闻13级、文艺11级、高教9级、中专7级、中教4级、小教1级以上人员以及17级以上的干部(处级、科长级)，月供应食糖0.5公斤、大豆1.5公斤；相当于行政13级以上的人员(司局级、地市级)，每月供应肉1公斤、蛋1公斤、糖0.5公斤、大豆1.5公斤；相当于行政7级以上的人员(省部级)，每月供应肉2公斤、蛋1.5公斤、糖1公斤、大豆2.5公斤。 在物资充裕的今天，人们可能难以理解肉、蛋、糖、豆的重要性。只有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人，才能领会这种规定后面的特殊含义。这种特殊含义，可称“蛋白质特权”。由于生命活动不能缺少蛋白质，一个人每天需蛋白质0.8-1.2克/公斤体重，蛋白质摄入量不足会致病。人体所需蛋白质，主要来自肉类、禽蛋类等动物蛋白，和豆类食物中的植物蛋白，前者较后者为优。中国有发达的豆制品，主要原因就是古代平民百姓吃肉不容易，以豆制品替代摄取蛋白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肉、蛋等副食品严重匮乏，这时候蛋白质就成了一种极度稀缺的社会资源，优先占有蛋白质就成了一种特权。 从规定中可以看出，行政级别越高，蛋白质供应的数量、质量就越优越。当时戏称有权享受肉、蛋的干部为“肉蛋干部”，有权享受糖、豆的干部为“糖豆干部”“肉蛋干部”比“糖豆干部”享有更充分、更优质的蛋白质，而“糖豆干部”又比连糖、豆供应都没有保证的人更优越。这种通过制度化的力量确定的对蛋白质的等级性享有权利，显然是制度化的特权。 制度化的特权保证了行政级别越高健康越有保证。一般老百姓，只有病人、产妇、幼儿等特定人群才能享有数量不足、质量较次的蛋白质供应。比如从1959年10月起，规定对产妇实行一次性补助鸡蛋、肉、红糖各1公斤，病人每日补助肉食7钱、鸡蛋9钱，儿童每人每月补助供应食糖0.5公斤、鸡蛋2.5两等。1961年1月，规定对浮肿病人每人每月补助供应鱼1公斤。 这种在特殊年代对于享有蛋白质的等级性权利规定，是当时的“xx”制度的一部分。所谓“xx”，即特需供应，是对特殊人群的需求保障，是特殊人群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先占有权力。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这种“xx”制度，其渊源有两个：一是帝制中国特权制度的遗留，二是学习苏联。 在帝制中国时代，宫廷中对各类人等的食品供应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比如清代对皇帝的女人所能享受的食品用准法律的《宫中则例》加以规定。皇帝的女人分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宫中则例》规定她们每天可以享用的猪肉标准分别是26斤(清代单位)、12斤、9.5斤、9斤、6.5斤、6斤、5斤、1.5斤，蛋的规定则是皇后每天10只，皇贵妃每天5只，贵妃每天4只，妃、嫔及以下不保证供应。这种规定不是按个人实际需要量来确定的，而仅仅是体现特权的一种等级制度。当然，如果物资匮乏，那么等级地位越高的人享有优先占有食物的权力。 在苏联，有专门为苏共高级干部开设的“xx商店”，高干们可在里面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供自己及家人享用。苏共也为中央干部提供特殊的医疗条件，在莫斯科郊外和一些风景名胜区建立疗养院，供其免费疗养。此外，干部子女可以进{zh0}的学校学习，毕业后再进入{zh0}的部门工作，工作后又可以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位置。学习、工作、升迁，各个环节都特别优先，处处享受特权。苏共干部享有特权，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特权阶层，这使其失去了民心，成为后来大厦倾覆的重要原因之一。 特权反映了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在平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但是，要消灭特权，不能只是要求消灭特权车、特权房、特权学校、特权用人等等特权现象，说到底，这些现象只是特权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特权产生的原因。特权的实质，是对社会稀缺资源的优先占有。而社会资源常常是受权力支配的。因此，可以说哪里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哪里就会有特权，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支配能力越大，特权现象就会越严重。由此可知，要消灭特权，必须使权力受到有效制约，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应该尽可能交由市场化的力量而不是行政权力去完成，说到底，是要拔除优先占有社会稀缺资源的“特权精神”存在的制度之根。否则，“蛋白质特权”虽被取消，仍然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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