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长，我被调到我们附近几个村合办的有高小、有初中，有高中的戴帽中学教语文了。一个乡村初小的教师，能被升调到高一级学校、也是当地{zg}学府任教，这可能是对我的肯定，也是对一个刻苦自学青年的奖励，我自认为，离大家为之奋斗的公办教师的身份确认，靠近了一步。至于为什么升调，个中原因没人对我讲过，我猜测，也可能是因我的高考语文成绩得了高分，也可能是民办教师考试我的的语文成绩在片区{dy}名。从此，我进入到一个新的教学领域，我的古诗文功底得以彰显，我更加喜欢上了语文，更加勤奋努力，不知疲倦的工作。

那时候，各学校那些“老三届”和想圆大学梦的民办教师，很多都在全身心复习功课准备高考，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工作。校委会就研究决定，想考大学的别教书，想教书的就别考大学。就这样，1978年秋天，我去校长办公室领取民办教师任用证书的时候，毫不犹豫的签下了xx参加高考、铁心当民办教师的保证书。

那时，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身份归属。全县树起了几个战胜困难、公而忘私、以校为家、做出贡献的民办教师榜样，但那时学术上的名师成了我的追求，成了我的偶像。户县二中是省级重点中学，一个生物特级教师，为了解决学校生物实验室缺少实物标本的困难，组织学生采集自制标本，甚至捡拾到一个无人认领的乞丐遗体，用架子车运回学校，自己用大锅熬煮，做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体骨骼标本，用于生物教学。县重点一中的语文特级教师史翔晖，教古诗文不用课本教案，报刊上常有诗文佳作发表，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也经常骑车子去一中旁听史老师的语文课，收集他的诗文讲义，简直成了疯狂粉丝铁杆儿玉米，连书记动员入党都断然不顾。所以，对今天学生的追星崇拜偶像，我是能够理解的。

那时候晚上自习经常停电，学生每人从家里带来一盏煤油灯，秉烛夜读。我就坐在讲桌前，一盏煤油罩子灯，边批作业、备课、边给前来询问的学生解答问题，陪学生学习到深夜。星期天常常为学生免费补课，没有现在的乱收费。

上课时，与学生比赛背诵课文，与学生争论疑难问题；闲暇时，如饥似渴地阅读语音、汉字、语法、修辞、文学、文化等基础知识的书籍，甚至通读了《现代汉语常用词辞典》、《古汉语常用词辞典》《辞海》的一些分册。经常向老教师请教，有空就听老教师课，这是那时候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主要途径。

那时候，县上一个月发五块钱的民办教师生活补助，村里每天记十分工，粮食棉花生产队按工分分给，油盐酱醋用粮食兑换。从家里拿米面交到学校教师食堂，就可以在学校就餐。有时候耽误了就餐时间，自己在办公室用烧水壶煮挂面，放点咸盐和辣椒粉，倒点儿醋和酱色，就是一顿很可口的午餐。

就那点儿收入，竟然先后自费订阅过《小说月报》、《短篇小说选刊》《音乐》杂志。在西安钟楼新华书店和南院门古旧书店，我是被店员盯住不买书而蹭书的常客。一本八毛钱的《修辞学发凡》，要骑自行车六十里去西安踅摸好几次才能买回。

学校也有青年教师组织的乐队，乐器都是老师自己的，学校只有风琴。我是乐队柳琴手，记得我们的器乐组合《太阳出来照四方》、《金蛇狂舞》《秦腔曲牌》经常在学校演出，还参加过公社的会演。

每学期学校都要组织去西安的重点中学听课观摩，晚上在易俗社、三友社等xx秦腔剧团看秦腔，有时也听音乐晚会，中央广播文工团、中央民族乐团、东方歌舞团的演出也看过好几场。自此，欣赏的层次高了，露天的、广场式的演出竟然看不上眼了。

回忆那时候的乡村教书生活，土虽土吧，但不以为土，倒也过得丰富多彩；苦虽苦吧，但不以为苦，反而以苦为乐。教师的{zg}学历是中师，但每年也能教出一些学生考上中专、技校和大学。

多年以后，教过的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对我说：“那时候，您也就比我们大两三岁，戴着眼镜、书生气十足，一看，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教书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