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分管宝安财贸工作的李定说，他本想带着莲塘的干部养鸡，但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边不行，我们就去新界养鸡。”
虽然农民都可以凭《过界耕作证》进入香港，但是必须早进晚归。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庆延请到莲塘的大队办公室，说要在新界建个养鸡场，靠生产治外逃。他希望寇庆延给个政策，允许20个养鸡场工人长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这20个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这20个人就是逃港了。”
寇庆延当场在李定的报告上签了字。李定就带人在新界搞了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当时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广东当时另一个新措施就是“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发展就越快，过去靠逃港寄钱养家的家庭慢慢没有了优势。很多父母就叫逃港的孩子回来种地搞养殖。
当时横岗镇有个姓钟的宣传典型。她的两个儿子都外逃到香港，后来因为磨豆腐、养猪、养鸡，劳力不够，就把儿子叫了回来，{z}后一家就养了一万多只鸡。
李定说，到1983年前后，回乡定居搞种养的外逃农村青年多了起来。
树林里的人没了
在1978年的荒芜和纷乱中，宝安的两个地方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一个是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后搞对港小额贸易、挖鱼塘，再没有一个人外逃。
另一个地方就是拥有“中英街”的沙头角镇。1949年后这里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还外逃近100人。但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沙头角开展来料加工、对港小额贸易，不仅没有人外逃，还有几户全家逃港者要回来。
习仲勋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起这两个地方: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严重的海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成为习仲勋的选择。
早在1978年夏天，中央派到港澳地区考察的代表团返回。他们在广州先向习仲勋等广东省党政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港澳地区的情况。
大受启发的广东省革委会不久就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其中提出{z}迟五年内要在宝安、珠海两地建立外贸基地。
这一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被明确提出。
1979年1月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讲了中央精神。会议{z}后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
当时的广东省委已有共识:广东的面积超过欧洲一些大国，地理环境、人文条件都有潜在优势，如果中央给予一定的自主权，发展经济并不难。
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当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权力，在深圳、珠海划出两个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外部资金投资的场所，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1999年，习仲勋在接受《xxx理论与广东实践》摄制组采访时讲到了xxx的回应:“xxx当时还鼓励我们，要大胆实践，并将广东准备在深圳、珠海、汕头办的贸易合作区，定名为特区。”
xxx就在这时说了那句xx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
(特约撰稿赵晓宇对此文亦有贡献)
90年代中期曾有港报估计，至少有2万名东莞籍港人先后到内地投资经商，其中可能有一多半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逃港者或者他们的后人
记者山旭 东莞报道
1979年的春天，虎门龙眼村的祠堂里热闹了起来。看见有人抬机器进去，上了岁数的老人不禁抱怨了起来，怎么又大炼钢铁了，而且还是在祠堂里。
没多久，人们在祠堂门口还看见了早年逃港的张明、张细兄弟。不过他们不是被五花大绑遣送回来的，而是西装革履，还和村支队张旭森一起谈笑风生。
终于有{yt}，祠堂门口挂出了龙眼发具厂的牌子。原来祠堂后院安装的设备并是生产假发的。张氏兄弟就是假发厂的老板。
若干年后，当广东省整理改革开放的诸多线索时，确认龙眼假发厂是全省{dy}家落户农村的“三来一补”企业。进而推之，乃是中国农村{dy}家“三来一补”企业。
张旭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那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还没有逐级下达到龙眼村，但是社会上已经传出了大变革的消息。
封闭了30年的国家终于开放，逃港者也迎来重归之日。
想赚钱的逃港者
1978年的广交会有些特殊:南广场的语录墙被拆掉了。
不过，张明当时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他和许多港商一样，仍对巡逻的民警有些“敏感”。16年前的1962年，家徒四壁的张明渡海外逃到香港，成为几十万逃港者中的一个。
现在，龙眼村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记得这个破产地主的儿子。50年代初的运动中，张家{z}后一些土地和财产被集中到公社，一大家子里的兄弟几个天天扛着锄头种地。
1978年，张明的弟弟张细在逃港大潮中又偷渡去了香港。此时，张明经过10多年打拼，已经在香港开了家有点规模的张氏发具厂。
不过这个时候，香港的制造业已经遭遇瓶颈。张细说回内地办厂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当时香港劳动力资源非常缺乏，而用机器生产成本高，质量也不好。
而张细在去香港时，广东地方上已经传出了一些风声。张家一个在东莞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亲戚告诉兄弟俩，省里领导想加大进出口力度，让香港人到内地投资，搞来料加工。
张家兄弟商量了一下，决定利用广交会的机会回来探探风声。
张明到了内地，果然听说了政策松动的消息，这时反而拿不定主意:回来投资建厂，人工成本低，地皮几乎不用花钱，只要办起来肯定能赚钱；但是政府只是说要建外贸基地，并没有“赦免”他的外逃者身份。如果追究起来，不仅吃苦十几年换来的好生活没有了，可能还会做牢。
踌躇了许久，他打电话给老家的村支队张旭森“问政策”。
张旭森告诉记者，当时心里是希望张明这些人回来投资的，开会讨论的时候，大多数干部也很赞同。这个时候，虎门镇上已经有了中国{dy}家合资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
不过终究没有文件肯定，允许外逃的人回来公开搞工厂。而且农村能不能搞，刚经过了20多年“运动”的人们心里都没底。
“走资派”找来了“地主加外逃犯”
1979年初，张旭森写了个材料去找虎门公社书记黎桂康，希望得到支持。打电话到公社，说黎桂康去广州开会了。
张旭森准备了点干粮，坐了{yt}车赶到广东省委党校，没想到黎桂康开的会就是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省委正鼓励各地干部搞来料加工。
张旭森连忙回到龙眼，筹措具体办厂事宜。找到贸易局，贸易局局长也很高兴。
不过这个时候，张明还是担心。广交会是一个特殊场合，并不代表自己回虎门也不会被抓。
劝了许久，张氏兄弟终于同意在靠近边界的宝安见面。又解释了很长时间，张旭森再三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当年的逃港者才同意回龙眼村看一看。
这一年的春季广交会上，展馆内的语录标语降到了12条，而1966年时有2673条。展馆周围的50个xx子也被分给各个外贸总公司，分别做了轮胎、衣服等商品广告。
由于参会外商太多，广州涉外宾馆爆满，结果在各大宾馆的草坪、大堂都睡着采购商，这令当时的广东省领导大为恼火。从第二年起，广交会专门为此设立了订房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