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当Michael Jackson带领着各种肤色的明星齐唱“We are the World”的时候，我们还无法像今天那样对“同一个世界”感同身受。正当绝大多数时装设计师仍旧沿袭西方时装传统的同时，包括John Galliano?Vivienne Westwood?Alexander McQueen?Dries van Noton?Bernhard Willhelm以及更多亚洲裔设计师正在致力于创造模糊了地理和时间区隔的时装。在面对这些彻底割断了原本社会属性的时装时，只能说我们来到一个景观奇诡的“第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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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两个超级大国领跑，发达国家跟随，发展中国家的穷兄弟们互相取暖的“三个世界”划分，随着冷战的终结，已经显得非常不合时宜了。尤其是在时装界，国家间的差异正变得越来越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时装在不断全球化的进程中，并非只是西方的时装观念在单向度地输出，原本隶属于“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在不断为西方标准添加进“异国情调”。当下的时装景观，实乃“第四世界”。
“第四世界”原本是音乐概念。前卫音乐家Jon Hassel认为，“在电子化大众传媒的世代，这是个得以将个人、部落、国家等各种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他意欲打破文化上的地理樊篱，运用现代技术，把各种不同民族背景的音乐融冶于一炉。“通过电子手段，达到一种民族身份与全球身份之间的平衡，这是无法被独裁和预计的。”
未来学家Marshall McLuhan早在半个世纪前便准确预言了“global village”终将到来，却把个人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互动而产生的焦虑，留给了今天的人。这对“{dy}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居民而言，尤为重要，他们应该如何褪去原本带有浓重殖民色彩的东方好奇，来与“第三世界”居民平等相处，上升为关乎政治是否正确的重大议题。
“第四世界”似乎是个不错的居所，对那些购买具有民族风格时装的中产阶级和上等阶级妇女来说，这种融合了东西方特点的服装不需要你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作出艰难地选择。那些穿着着带有中式风格洋装的西方女性，以及穿着添加了西方剪裁技术的旗袍的中国女性，似乎很容易就沟通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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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Galliano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采用这种杂糅进一切民族和历史元素，进行创作的设计师。他的灵感来自于20年代的Art Deco艺术运动，以及70年代Yves Saint Laurent那些融合进北非?中国和日本元素，充满了梦幻色彩的Haute Couture创作。进入Christian Dior，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他得以将自己的创作观念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他为CD创作的{dy}个系列，便将马赛族的编织技巧和服装历史，彻底展现在长达410公尺的长礼服上。而他将1997年秋冬季的Haute Couture系列命名为“Suzy Sphinx”，西方时装评论如是描述这个系列：“一个Punk女孩，成天做着上大荧幕和到古埃及的梦。在服装秀中，她从英国的女校穿越埃及，被带到好莱坞。她在那里变成电影中的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坐在金碧辉煌的宝座上，穿着一件xx用金色胸针设计成的服装。”在时装秀中，既包含了异国场景的再现，又通过时装展示了异国的纺织技术以及独特审美。这种奇观，毫无悬念地征服了全世界的媒体。
跨越文化的挪用策略，并非只是John Galliano的专利。孙中山所发明的“中山装”便借鉴了由德国军服改良而成的日本大学生校服的元素。而Vivienne Westwood也在自己{dy}个高级成衣系列中，呈现了她对古代海盗服装研究的成果，进而不断开掘大英帝国的服装史，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复杂而又奇诡的时装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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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是这股潮流中，不可回避的决定因素，也是Marshall McLuhan对“global village”预言的现实基础。
100多年前的世界博览会是{dy}个集中呈现全球文化成果的媒体。没多久，巴黎名百货店Bon Marche和巴黎春天百货，都开始以剧院和展览的方式，将东方的场景融入，例如招来舞者在栩栩如生的土耳其后宫，开罗市集或者是印度神殿表演。在东方音乐和东方商品的陪衬下，整个百货空间被包装成梦幻的世界。包括莫奈在内的艺术先锋，都是东方名物的忠实拥趸，他有一副名画《日本女人》便以自己的妻子卡米尔为模特，描绘了一位身着炫丽日本和服的西方贵妇，模仿歌舞伎演员的时髦生活。
而1910年，由伟大的舞蹈家尼金斯基领衔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则初次展示了“第四世界”的面貌。他将夸张而炫目的充满了异国元素的服装，与西方舞蹈技术xx整合到了一起，表现神秘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迅速点燃了巴黎的Art Deco艺术运动，追求东方视觉元素成为了时髦。
摄影术的渐臻xx，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不断再现东方元素。如今网络的迅猛发展，更为设计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视觉原型。设计师们跨越地理和历史的旅行，加速了“第四世界”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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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Sontag认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人们不再相信意象所传达的现实。相反的，人们只相信意象与假象本身。”在她看来，过分信赖模仿的东西和重现的真实，恰是“现代性”的标志。而这不仅仅只存在于西方社会，原本西方主流话语以外国家也在经历这种“现代性”。
如果说，西方主流设计师在采用“第四世界”策略的时候，尚未摆脱西方时装有关身体，身体与空间之关系的常规观念的话，亚洲设计师则给于了更有力的答卷。川久保玲把全球的各种文化混成一体，将传统的风衣剪短，去掉燕尾服的后摆，用印度的典雅和日本的风格与西方传统相结合。她也早已摆脱了所谓的个人身份，日本身份与全球身份之间的冲突，并不那么执着于强化自己的日本性。这是许多中国设计师所要明确思考的。
而另外一部分西方设计师，则索性放弃了自己的“国籍”。德国小镇青年Bernhard Willhelm，发迹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他自诩“国籍”的概念从未真正驻足过，压根谈不上“国家身份”的认同。他坦言自己敏于通过间离的方法观望一切主流文化。“在德国，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是个契机，可以自由表达愚蠢的一面。当你离开自己的文化时，便得以用全新的视角来观望周遭的一切。”因此，在Bernhard Willhelm的时装中，尼日利亚、中东、巴伐利亚等民族服装的印迹随处可见。他强调：“我喜欢差异。不同的种族在我眼里是同等的。如果人们发现自己隶属于某个种族，那很好。去理解不同种族的差异，可以让时装变得有趣。”
也许我们即将广泛地通过时装把自己认同于“第四世界”的居民，这是媒体所带来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