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西游记专访：“沉下心来读点书也蛮好”
作者：言咏,贺卫方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9-3-20
贺卫方这次真的远行了，不是南下钱塘江畔，而是西行新疆。
贺卫方说2008是自己的一个“折腾年”。这一年，他计划离开任职13年的北大去浙大执教，被媒体高调曝光。当离职手续办得只差{zh1}一个公章时，浙大表示不能接收。几个月后，贺卫方重回北大。他从外文局辞职的妻子现在仍然在寻找工作。
这么多动荡之后，远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有了尘埃落定的意味。到达石河子的第五天，贺卫方在博客里写了一篇《在石河子安顿下来》，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体的安顿，也是心灵的安顿。
西行
贺卫方在2月23日知道自己将被派遣到新疆支教两年的消息。
贺卫方对于北大重新接纳自己一直心怀感激，他觉得如果学校希望自己暂时去新疆教一段时间书，他没有理由问“能不能不去”。因此，回去和家人简单说明情况后，第二天他答复表示同意。
贺卫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朋友们3月份之后才陆续得知，因为“纸已经包不住火”——喜欢结友小聚的贺卫方，经常会收到邀请，比如“3月16日咱们一起喝酒？”他只好如实相告。之后，每天晚上都是一顿送别饭。
直到在石河子安顿下来，贺卫方都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山东的父母，他怕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多想。对于老人不会上网，他觉得挺好。
乘坐3月11日的飞机，贺卫方下午两点到达乌鲁木齐，在新疆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石河子距乌鲁木齐150公里，走高速两个小时车程。
这是当年由垦荒军人在马背上构思、在戈壁滩上凭空而建的一座城市。城市不大，去任何地方办事提前半个小时足够，空气污染少，水质好，绿化率高，据说达到了40%。3月的石河子依然残雪落枯枝，不过道路两边老树参天，顶部的枝丫交搭在一起，令人不难想象它们夏季蓊郁浓茂的样子。
这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30万人口中有17万老人。夜幕降临之后，街道上都是出门遛弯儿的老两口。
这不是贺卫方{dy}次到石河子，以前他曾有两次短暂的拜访。
到达石河子的第二天，贺卫方的老同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宗智即借出差乌鲁木齐之机前来探望。一番叙旧后送别至机场，几天之后，又听说龙宗智到了广州。这让贺卫方感叹现代交通的便利，让从前笼罩着远行者的那份悲凉苍茫消失于无形。他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亲戚在新疆，回一次山东老家几天汽车再加几天火车，每一次分离都像生离死别，家里的女人们全都哭红眼圈。
“临行前我调侃说要做边塞诗人，但现代交通工具之下是做不了的。诗人要受到很大的压抑，要非常沉重，愤怒，郁闷，才写得出凝聚情感的诗歌。我们现在哪有凝聚，短信、电话还有MSN，哗哗哗哗一会儿就宣泄掉了。”贺卫方说。
授业
贺卫方3月17日下午在石河子大学上了{dy}节课——司法制度导论。
可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坐无虚席，其实这门课的必修学生只有政法学院法律系07级的七八十人。除了学生，学校的一些年轻教师也前来旁听。事先校方除了常规公布课表之外，并没有做任何额外的宣传工作。
当贺卫方走进教室时，全场一阵掌声。棕色格子衬衫，黑色长裤，干干净净的褐色皮鞋，两鬓头发有些花白，但整体气色不错——他的外表给人以精致得体的印象。
贺卫方开始了在石河子的{dy}课。他幽默而善于调动气氛的演讲天赋尽显无遗，短短十分钟的开场白，引来至少六七次笑声。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课里，贺卫方侃侃而谈，磅礴流畅，时不时穿插一些“不差钱”、“小沈阳”之类的时髦调料，神采飞扬，信马由缰。
石河子大学是这个小城的文化中心，占地跨越了城市的三个街区，两条马路横穿了校园。它最早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解放军进疆途中创办的石河子医学院，今日的石河子大学合并了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兵团师范专科学校和兵团经济专科学校，去年年底刚刚进入“211”工程。北京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是教育部指定的对口支援院校。
校方给贺卫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配了一位助理——该校政法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一些同事半开玩笑地说这位教师有被陨石砸中了头的运气。贺卫方每周上六个小时的课，先上司法制度导论，然后是法理学。贺卫方说他在北大很多年没讲过法理课了，这一次重做冯妇。
他有意通过系统地讲授司法制度导论，进而形成一本自己的著作，一本既像教材也像演讲录的书。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把自己的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并增加注释。
组织上对贺支教的一个预期是推动石河子大学法理学硕士点的申报。这是石河子大学比较迫切的期盼，也是北大希望促成的目标。
北大自2001年起被列为石河子大学的对口支援院校，八年来数批老师前来支教。这其中以贺卫方引起的关注为最。休息之后再次上课的时候，一位学生走上讲台，拿出一张纸片，说这是他写给贺老师的诗，并且当众朗读出来。贺卫方向这位学生表示感谢，把纸片折好收到了外套的口袋里。
吃喝
当晚在石大宣传部宴请他的酒席上，贺在席间敬酒、闲扯、调侃、戏谑，展现出颇为生活的一面。酒意浓处，谈起音乐，他随口哼起肯尼基的那首萨克斯《回家》，声情并茂，神色飞舞。
贺风度儒雅谦和，但时不时会点燃一根香烟，好酒，也能喝。
他说自己是好食之徒，之所以对石河子印象不错，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饮食对其胃口。他喜欢吃羊肉，尤其是西北膻一点的羊肉。
石河子大学有一个专门给支教老师做饭的食堂，贺卫方只去过一次，他想把住所附近的饭馆挨个先考察一遍。
“走三分钟就有一家云南米线，再往那边一拐，是一家重庆火锅店。再过去是湘君府，吃湘菜的地儿。往北有家清真餐馆。楼这里有一个锦绣园，是当地特色。那边有一家山东鱼大姐饺子馆，旁边有家四川菜馆，对面还有一家重庆火锅。”说起附近吃饭的地儿，贺卫方张口就是这么一大串，如数家珍般的熟悉。
他说：我们今天去家没尝过的吧？
考察了一圈，{zh1}进了那家重庆火锅店。贺卫方问，能喝点酒吗？
点了两瓶啤酒。问他在红酒、白酒和啤酒之间有何偏好。他说，要看气氛。如果是老友相聚，那白酒是少不了的，只有烈性的白酒才符合那时的氛围。安静清淡的场合，可以喝些红酒和啤酒，清酒也是不错的选择。啤酒不管冬夏一定要冰镇了喝，不然少了很多滋味。
贺卫方回忆起大约八九年前有一次在衡山开学术会议。开到{zh1}{yt}时他们干脆不吃会议饭了，一群人下山找饭馆。走到半山腰看一家饭店不错，就进去吃。十来个人喝了九瓶酒鬼酒，每个人都喝了七八两，酒意盎然。喝到后半夜，他们夜爬衡山，看到一轮明月挂在夜空，“这样的时刻，没有白酒是不行的”，贺卫方说，“我比较热爱生活”。
客居
贺卫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区里。十几层高的粉红色板楼，三个单元是石大教师的住房，一个单元由学校买下，专门提供给支教老师居住。
贺卫方居住的是一套八九十平米的两居室。家具、电器等生活设备都很齐备，由于生活用品不多而显得有些空荡。客厅茶几上摆放着校方探望时送的水果，进门右手边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是摊开的笔记本，“有了网，我就像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状态”，贺卫方说。
书房的书架是空着的。他说不准备将北京的书搬过来，“这一次走和去年那次有很大的不同，去年那是连根拔起的走，这次是临时性的，我还是北大的老师，工资还是那边发”。
学校也把贺卫方当做贵客，极尽地主之谊。在石大宣传部的接风酒宴上，宣传部长张爱萍在开场祝酒词中说：“欢迎贺老师在石大做客两年。”
但两年的停留毕竟不同于匆匆数天的拜访，这让贺卫方时而也有了主人的心态。当老同学龙宗智来石河子探望他时，他陪着重逛了一次军垦博物馆，这让他有了“地主”的感觉。
由于每周只有六个课时，贺卫方的课余时间很多。他打算利用这两年好好游历一下这块有着中国最复杂地貌的广袤土地。
石大的同行告诉贺卫方，过去一个前来支教一年的老师，步行把这个城市走了个遍。贺卫方说或许他也会如此，他喜欢用脚步丈量一个城市。在欧洲一些小城闲逛，常常会不经意发现一些好地方，比如门脸小、肚子大的旧书店，比如弯弯曲曲小巷里有着历史韵味的去处。他期待这两年里能发现一些让其怦然心动的所在。
虽然客居边陲，贺卫方的行程依然很满，4月份的每个xx他几乎都要飞离新疆。月初回北京讲学，随后在武汉、苏州、宜宾都有会议和讲座。
偶尔会有一些孤独。性格外向的贺卫方在北京时一周至少四天在外面和朋友吃饭，有时甚至七天都轮不上在家吃。而在这里他有时会有一上午一句话都没说的感觉，一个人出去吃饭，拿本书，边吃边看几页，吃完饭回来也是一个人呆着。
“爱人在北京，孩子在上海，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贺卫方说。
专访：“沉下心来读点书也蛮好”
经济观察报：你来这里支教是一年还是两年？怎么决定下来的？
贺卫方：是两年。
当初我要调走，后来又要回来，北大这样的学校，你贺卫方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别人不说，我心里也有某种不安和歉疚。所以，学校这时候希望我暂时到新疆来工作一段时间，从任何角度——道义的角度，朋友的角度，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去，那太不近情理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博客里曾感慨北大“兼容并包，良非虚言”。
贺卫方：是，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注脚，成为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注脚。以后大家举例说你看贺卫方调动的过程，还是可以看出北大是个比较有胸怀的大学。
经济观察报：以前到新疆是短暂拜访，这次是长期居住，心态是不是不太一样？
贺卫方：是有点儿，有喜有忧吧。
不过，能有个环境让我安静下来，沉下心来读点书，对我来说也是个比较好的事情。新疆是中亚腹地，经历了很多历史变迁，有机会在这里呆一段，读些和这个地方的历史有关联的书，不是说追求去做这方面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个国民，一个在大学里工作的国民去理解新疆，也很令人憧憬。
经济观察报：你说2008年是你的“折腾年”，现在是不是有尘埃落定的味道？
贺卫方：差不多吧。比较平静。去年的调动这个事还是让人有种不安的感觉，离开北大还是有种不大能割舍的感情。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所以情感上的波动还是挺大的，这件事也引发了许多议论，网络时代铺天盖地，让你不得不去关注一些东西，回应一些东西。
2009年一开始又是这样一件事。不过现在看来，如果心态安定一点，仔细做些阅读，也是一件好事，也算是休克疗法，彻底让你一下子进入一个平静的空间，稍微远离一点中心地带的躁动不安，也蛮好的。
经济观察报：以往的不能平静，更多地出自于哪种原因呢？
贺卫方：其一当然是个人因素，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交友，属于比较外向的类型；另外也许是我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受社会关注的领域，个人也自觉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所以说这种不平静多多少少还是自己造成的。要是自己想安静的话，即便在北京，也是可能的。
法学这个学科比较入世，需要把社会当作法学思想和制度的实验场，这没办法避免。以最近关于司法改革到底要走哪条路的讨论为例，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是想解决一个问题，走的路不同而已，你会发觉这里面特别有魅力，特别值得投身其中去论辩，去阐释，去说服更多人接受你的主张。更别说还有很多让人拍案而起的事情，像曾经的孙志刚案等等，这些给法律界提出太多的挑战，也涉及自己的良知，你坐不住。
但没有xx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就会变成离不开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知识界要发出声音了，你就要出来，如果你不想出来，别人会困惑，你为什么不出声了？许多人会坦率表达对你怯懦缩头的不满，你就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难以自拔。自己就往往会感觉到矛盾。
有些事情我特别想说话，也说话，但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说话，否则你就变成一台发言机器了。
经济观察报：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贺卫方：其实从去年或更早点开始，我也在做一些离现实遥远点的事情，比如对历史做一些小的考据。我去年写过《拿破仑的治国理念》，写过《黑船上的汉学家》，我还曾考据过钱钟书文章中的一把小扇子，后来利用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去当地纪念馆把扇子找出来了。
这些也是在知识上很愉快的事情。
另外，我很欣赏你们报纸提出的“理性，建设性”。当你遇到现实的问题时要认真考察，而尽量不要用泛道德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人。
经济观察报：你更愿意别人把你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人？
贺卫方：一个学者，一个关注现实，希望对现实的改变能产生合理影响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注意修辞学的学者。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法律也是一门说服人的艺术，我自己很着迷于西方辩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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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与胡适之
作者：周永坤
来源：雅典学园
来源日期：2009-5-7
昨天{yt}听会，听得很累。用我们时下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很不上档次的会——不要说部长、市长，连一个科级干部都没有光临捧场（不排除没有亮身份者可能有）。不过，精神上却是快乐。会上聆听了袁伟时先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高论，董健先生（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关于教授和大学的惊世之语，更领略了章诒和先生关于戏曲必然死亡的悲声。当然，更高兴的是见到了日日挂念的老贺。这一切当感谢德源（姑苏）文化论坛（一）“2009德源学术年会暨春季学术报告会”的举办者。
看来老贺在那里生活得很滋润，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并没有想象中的落魄。当有提问者用到“流放”一词时，老贺特别站起来辩误。说是他去石河子是支教，不是流放。当地人对于流放的说法很是不满，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天天在被流放。他说，“让我到新疆去教书，我觉得挺好。”但是老贺也说走得仓促，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并没有抱怨。我也认为流放一词用在老贺身上是明显不妥的，这次他可以飞来苏州就是证明——如果是流放，是不能从流放地“出走”的。如果有谁硬要说，制度会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流放，我也没有办法。
既然贺卫方到了，就没有不讲话的道理，这不光不合他的个性，相信会议主办方也不会放过他。老贺讲的题目是《胡适与中国历史》。
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贺的专业是外国法制史，不知什么时候研究起胡适来了，而且卓有成效。上得讲台，老贺就飞起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可谓妙语连珠。老贺说，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关注的是胡适的人权与法学思想。老贺从胡适留在大陆的二儿子的惨死，讲到胡适的藏书今安在，{zh1}归结到胡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四大贡献：
{dy}，胡适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好的文化基础——提倡白话文。老贺说，法律需要特殊的语言来表达体现。从古罗马发展起来的特殊语言是法律特有的载体。物权法公布出来，有人说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法律有专业的语汇。河南提倡“脱下法袍”，说一穿法袍就与老百姓有了距离。老百姓热天干活都光膀子，不知河南的法官会不会光膀子办案？古典时代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语言讲究对仗，甚至判决书是一首诗。明朝传教士吃惊地看到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是“写诗了没有？”于成龙在广东有一妙判。美则美，但是，过分追求美，与事实离开太远。要有xx的语言，xx的语言人民才能监督。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为法律文书的写作提供了方便。
二是胡适提倡学习西方。胡适早期思想是激烈的反传统。他说，少年朋友们，我们只有承认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才能学习人，才能造就好的国家。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但是他并不是xx拒绝中国传统的人。
三是提倡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老贺说，胡适认为建设宪政国家特别需要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比如，胡适强调要学会开会，他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孙中山也看到，中国人不民主，有些是不会民主。老贺说，现在有些事决定下来了才开会，上访都不成了。那样的会还不如不开。要学会开会，学会开人人讲真话的会，其实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的要件。胡适认为不要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造。胡适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梦幻感。罗素、罗曼%26#8226;罗兰、鲁迅也是，鲁迅没有觉悟。xxx主义是很伟大的学说。但xxx主义是良药，不是饭。斯密才是饭。我们吃了60年的药。西方有人说，剥夺财产是将财产从更多的私人手里转到更少的私人手里。如果一个社会中社会改良被推到对立面，这个社会会走极端。胡适身上体现了健全的思考。
第四，提倡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对话关系。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30年代蒋介石非常尊重胡适，但是胡适不入党。因为人一入党，说话就不大可信了，胡适对政党处于警觉中。知识分子是统治者的批评者，但是不是敌人。当时追求自由的人希望胡适起来组织反对党，但是他不愿意。胡适死了，蒋介石不知是不是真悲哀，如果真，那是失去了一位诤友。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应当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胡适平等待人。现在有些人不会笑，标准笑。人的尊严在于如沐春风。胡适不求回报。为民主而抗争不要过分，否则就是革命家了。两党长期打，打到{zh1}大家很相象了。我一朋友办一网站，专门批评学术腐败，乐此不疲。我说，偶尔干干可以，不要太投入。因为与小人打架，久之自己也变成小人了。追求民主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空间。
在回答提问时，老贺提到评法批儒。他说，小时候评法批儒，好一点的人都归入法家，xxx喜欢法家。有人认为法家是赤裸裸的专制，儒家是温情脉脉的专制。任何专制者都喜欢将人变成原子，如此则没有办法与国家抗争。我们建设法治社会不是法家社会，需要特别警惕法家。法家与儒家是配合的，不是对立的。历史有效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儒家和法家）都不能开出法治花。本土法治资源太少，宝贝在西方，这并不否认偶尔用一下中国古代思想。他说最近在研究孟子的独夫思想。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判处查理死刑是要论证的，说查理叛国，当时叛国就是背叛国王，怎么证明“国王背叛国王”。但是英国人还是在法律范围内论证它。
两点说明：{dy}，上面转述老贺的话是本人的记录，未经老贺审阅，肯定不尽合原意，为避免可能的谬种流传，请勿转载；第二，对老贺提一点批评，当称“胡适之”或者“适之先生”，称“胡适”是不礼貌的。不知当否？另外本人未带照相机,有朋友能提供老贺演讲的照片么?
作者：言咏,贺卫方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09-3-20
贺卫方这次真的远行了，不是南下钱塘江畔，而是西行新疆。
贺卫方说2008是自己的一个“折腾年”。这一年，他计划离开任职13年的北大去浙大执教，被媒体高调曝光。当离职手续办得只差{zh1}一个公章时，浙大表示不能接收。几个月后，贺卫方重回北大。他从外文局辞职的妻子现在仍然在寻找工作。
这么多动荡之后，远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有了尘埃落定的意味。到达石河子的第五天，贺卫方在博客里写了一篇《在石河子安顿下来》，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人身体的安顿，也是心灵的安顿。
西行
贺卫方在2月23日知道自己将被派遣到新疆支教两年的消息。
贺卫方对于北大重新接纳自己一直心怀感激，他觉得如果学校希望自己暂时去新疆教一段时间书，他没有理由问“能不能不去”。因此，回去和家人简单说明情况后，第二天他答复表示同意。
贺卫方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朋友们3月份之后才陆续得知，因为“纸已经包不住火”——喜欢结友小聚的贺卫方，经常会收到邀请，比如“3月16日咱们一起喝酒？”他只好如实相告。之后，每天晚上都是一顿送别饭。
直到在石河子安顿下来，贺卫方都没把这个消息告诉山东的父母，他怕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多想。对于老人不会上网，他觉得挺好。
乘坐3月11日的飞机，贺卫方下午两点到达乌鲁木齐，在新疆这正是吃午饭的时间。石河子距乌鲁木齐150公里，走高速两个小时车程。
这是当年由垦荒军人在马背上构思、在戈壁滩上凭空而建的一座城市。城市不大，去任何地方办事提前半个小时足够，空气污染少，水质好，绿化率高，据说达到了40%。3月的石河子依然残雪落枯枝，不过道路两边老树参天，顶部的枝丫交搭在一起，令人不难想象它们夏季蓊郁浓茂的样子。
这里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30万人口中有17万老人。夜幕降临之后，街道上都是出门遛弯儿的老两口。
这不是贺卫方{dy}次到石河子，以前他曾有两次短暂的拜访。
到达石河子的第二天，贺卫方的老同学、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宗智即借出差乌鲁木齐之机前来探望。一番叙旧后送别至机场，几天之后，又听说龙宗智到了广州。这让贺卫方感叹现代交通的便利，让从前笼罩着远行者的那份悲凉苍茫消失于无形。他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亲戚在新疆，回一次山东老家几天汽车再加几天火车，每一次分离都像生离死别，家里的女人们全都哭红眼圈。
“临行前我调侃说要做边塞诗人，但现代交通工具之下是做不了的。诗人要受到很大的压抑，要非常沉重，愤怒，郁闷，才写得出凝聚情感的诗歌。我们现在哪有凝聚，短信、电话还有MSN，哗哗哗哗一会儿就宣泄掉了。”贺卫方说。
授业
贺卫方3月17日下午在石河子大学上了{dy}节课——司法制度导论。
可容纳200多人的阶梯教室坐无虚席，其实这门课的必修学生只有政法学院法律系07级的七八十人。除了学生，学校的一些年轻教师也前来旁听。事先校方除了常规公布课表之外，并没有做任何额外的宣传工作。
当贺卫方走进教室时，全场一阵掌声。棕色格子衬衫，黑色长裤，干干净净的褐色皮鞋，两鬓头发有些花白，但整体气色不错——他的外表给人以精致得体的印象。
贺卫方开始了在石河子的{dy}课。他幽默而善于调动气氛的演讲天赋尽显无遗，短短十分钟的开场白，引来至少六七次笑声。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课里，贺卫方侃侃而谈，磅礴流畅，时不时穿插一些“不差钱”、“小沈阳”之类的时髦调料，神采飞扬，信马由缰。
石河子大学是这个小城的文化中心，占地跨越了城市的三个街区，两条马路横穿了校园。它最早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解放军进疆途中创办的石河子医学院，今日的石河子大学合并了石河子农学院、石河子医学院、兵团师范专科学校和兵团经济专科学校，去年年底刚刚进入“211”工程。北京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是教育部指定的对口支援院校。
校方给贺卫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配了一位助理——该校政法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一些同事半开玩笑地说这位教师有被陨石砸中了头的运气。贺卫方每周上六个小时的课，先上司法制度导论，然后是法理学。贺卫方说他在北大很多年没讲过法理课了，这一次重做冯妇。
他有意通过系统地讲授司法制度导论，进而形成一本自己的著作，一本既像教材也像演讲录的书。每一章都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把自己的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并增加注释。
组织上对贺支教的一个预期是推动石河子大学法理学硕士点的申报。这是石河子大学比较迫切的期盼，也是北大希望促成的目标。
北大自2001年起被列为石河子大学的对口支援院校，八年来数批老师前来支教。这其中以贺卫方引起的关注为最。休息之后再次上课的时候，一位学生走上讲台，拿出一张纸片，说这是他写给贺老师的诗，并且当众朗读出来。贺卫方向这位学生表示感谢，把纸片折好收到了外套的口袋里。
吃喝
当晚在石大宣传部宴请他的酒席上，贺在席间敬酒、闲扯、调侃、戏谑，展现出颇为生活的一面。酒意浓处，谈起音乐，他随口哼起肯尼基的那首萨克斯《回家》，声情并茂，神色飞舞。
贺风度儒雅谦和，但时不时会点燃一根香烟，好酒，也能喝。
他说自己是好食之徒，之所以对石河子印象不错，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饮食对其胃口。他喜欢吃羊肉，尤其是西北膻一点的羊肉。
石河子大学有一个专门给支教老师做饭的食堂，贺卫方只去过一次，他想把住所附近的饭馆挨个先考察一遍。
“走三分钟就有一家云南米线，再往那边一拐，是一家重庆火锅店。再过去是湘君府，吃湘菜的地儿。往北有家清真餐馆。楼这里有一个锦绣园，是当地特色。那边有一家山东鱼大姐饺子馆，旁边有家四川菜馆，对面还有一家重庆火锅。”说起附近吃饭的地儿，贺卫方张口就是这么一大串，如数家珍般的熟悉。
他说：我们今天去家没尝过的吧？
考察了一圈，{zh1}进了那家重庆火锅店。贺卫方问，能喝点酒吗？
点了两瓶啤酒。问他在红酒、白酒和啤酒之间有何偏好。他说，要看气氛。如果是老友相聚，那白酒是少不了的，只有烈性的白酒才符合那时的氛围。安静清淡的场合，可以喝些红酒和啤酒，清酒也是不错的选择。啤酒不管冬夏一定要冰镇了喝，不然少了很多滋味。
贺卫方回忆起大约八九年前有一次在衡山开学术会议。开到{zh1}{yt}时他们干脆不吃会议饭了，一群人下山找饭馆。走到半山腰看一家饭店不错，就进去吃。十来个人喝了九瓶酒鬼酒，每个人都喝了七八两，酒意盎然。喝到后半夜，他们夜爬衡山，看到一轮明月挂在夜空，“这样的时刻，没有白酒是不行的”，贺卫方说，“我比较热爱生活”。
客居
贺卫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小区里。十几层高的粉红色板楼，三个单元是石大教师的住房，一个单元由学校买下，专门提供给支教老师居住。
贺卫方居住的是一套八九十平米的两居室。家具、电器等生活设备都很齐备，由于生活用品不多而显得有些空荡。客厅茶几上摆放着校方探望时送的水果，进门右手边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是摊开的笔记本，“有了网，我就像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状态”，贺卫方说。
书房的书架是空着的。他说不准备将北京的书搬过来，“这一次走和去年那次有很大的不同，去年那是连根拔起的走，这次是临时性的，我还是北大的老师，工资还是那边发”。
学校也把贺卫方当做贵客，极尽地主之谊。在石大宣传部的接风酒宴上，宣传部长张爱萍在开场祝酒词中说：“欢迎贺老师在石大做客两年。”
但两年的停留毕竟不同于匆匆数天的拜访，这让贺卫方时而也有了主人的心态。当老同学龙宗智来石河子探望他时，他陪着重逛了一次军垦博物馆，这让他有了“地主”的感觉。
由于每周只有六个课时，贺卫方的课余时间很多。他打算利用这两年好好游历一下这块有着中国最复杂地貌的广袤土地。
石大的同行告诉贺卫方，过去一个前来支教一年的老师，步行把这个城市走了个遍。贺卫方说或许他也会如此，他喜欢用脚步丈量一个城市。在欧洲一些小城闲逛，常常会不经意发现一些好地方，比如门脸小、肚子大的旧书店，比如弯弯曲曲小巷里有着历史韵味的去处。他期待这两年里能发现一些让其怦然心动的所在。
虽然客居边陲，贺卫方的行程依然很满，4月份的每个xx他几乎都要飞离新疆。月初回北京讲学，随后在武汉、苏州、宜宾都有会议和讲座。
偶尔会有一些孤独。性格外向的贺卫方在北京时一周至少四天在外面和朋友吃饭，有时甚至七天都轮不上在家吃。而在这里他有时会有一上午一句话都没说的感觉，一个人出去吃饭，拿本书，边吃边看几页，吃完饭回来也是一个人呆着。
“爱人在北京，孩子在上海，我们一家三口三个地方”，贺卫方说。
专访：“沉下心来读点书也蛮好”
经济观察报：你来这里支教是一年还是两年？怎么决定下来的？
贺卫方：是两年。
当初我要调走，后来又要回来，北大这样的学校，你贺卫方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别人不说，我心里也有某种不安和歉疚。所以，学校这时候希望我暂时到新疆来工作一段时间，从任何角度——道义的角度，朋友的角度，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去，那太不近情理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博客里曾感慨北大“兼容并包，良非虚言”。
贺卫方：是，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注脚，成为蔡元培开创的兼容并包传统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注脚。以后大家举例说你看贺卫方调动的过程，还是可以看出北大是个比较有胸怀的大学。
经济观察报：以前到新疆是短暂拜访，这次是长期居住，心态是不是不太一样？
贺卫方：是有点儿，有喜有忧吧。
不过，能有个环境让我安静下来，沉下心来读点书，对我来说也是个比较好的事情。新疆是中亚腹地，经历了很多历史变迁，有机会在这里呆一段，读些和这个地方的历史有关联的书，不是说追求去做这方面的专家，而是作为一个国民，一个在大学里工作的国民去理解新疆，也很令人憧憬。
经济观察报：你说2008年是你的“折腾年”，现在是不是有尘埃落定的味道？
贺卫方：差不多吧。比较平静。去年的调动这个事还是让人有种不安的感觉，离开北大还是有种不大能割舍的感情。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所以情感上的波动还是挺大的，这件事也引发了许多议论，网络时代铺天盖地，让你不得不去关注一些东西，回应一些东西。
2009年一开始又是这样一件事。不过现在看来，如果心态安定一点，仔细做些阅读，也是一件好事，也算是休克疗法，彻底让你一下子进入一个平静的空间，稍微远离一点中心地带的躁动不安，也蛮好的。
经济观察报：以往的不能平静，更多地出自于哪种原因呢？
贺卫方：其一当然是个人因素，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交友，属于比较外向的类型；另外也许是我研究的对象本身是一个受社会关注的领域，个人也自觉积极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之中，所以说这种不平静多多少少还是自己造成的。要是自己想安静的话，即便在北京，也是可能的。
法学这个学科比较入世，需要把社会当作法学思想和制度的实验场，这没办法避免。以最近关于司法改革到底要走哪条路的讨论为例，可以看出来大家都是想解决一个问题，走的路不同而已，你会发觉这里面特别有魅力，特别值得投身其中去论辩，去阐释，去说服更多人接受你的主张。更别说还有很多让人拍案而起的事情，像曾经的孙志刚案等等，这些给法律界提出太多的挑战，也涉及自己的良知，你坐不住。
但没有xx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就会变成离不开的人。发生了什么事，知识界要发出声音了，你就要出来，如果你不想出来，别人会困惑，你为什么不出声了？许多人会坦率表达对你怯懦缩头的不满，你就在这样一个状态中难以自拔。自己就往往会感觉到矛盾。
有些事情我特别想说话，也说话，但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说话，否则你就变成一台发言机器了。
经济观察报：把自己绷得太紧了。
贺卫方：其实从去年或更早点开始，我也在做一些离现实遥远点的事情，比如对历史做一些小的考据。我去年写过《拿破仑的治国理念》，写过《黑船上的汉学家》，我还曾考据过钱钟书文章中的一把小扇子，后来利用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去当地纪念馆把扇子找出来了。
这些也是在知识上很愉快的事情。
另外，我很欣赏你们报纸提出的“理性，建设性”。当你遇到现实的问题时要认真考察，而尽量不要用泛道德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中的人。
经济观察报：你更愿意别人把你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人？
贺卫方：一个学者，一个关注现实，希望对现实的改变能产生合理影响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注意修辞学的学者。孔子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法律也是一门说服人的艺术，我自己很着迷于西方辩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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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与胡适之
作者：周永坤
来源：雅典学园
来源日期：2009-5-7
昨天{yt}听会，听得很累。用我们时下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个很不上档次的会——不要说部长、市长，连一个科级干部都没有光临捧场（不排除没有亮身份者可能有）。不过，精神上却是快乐。会上聆听了袁伟时先生关于新文化运动的高论，董健先生（原南京大学副校长）关于教授和大学的惊世之语，更领略了章诒和先生关于戏曲必然死亡的悲声。当然，更高兴的是见到了日日挂念的老贺。这一切当感谢德源（姑苏）文化论坛（一）“2009德源学术年会暨春季学术报告会”的举办者。
看来老贺在那里生活得很滋润，他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并没有想象中的落魄。当有提问者用到“流放”一词时，老贺特别站起来辩误。说是他去石河子是支教，不是流放。当地人对于流放的说法很是不满，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天天在被流放。他说，“让我到新疆去教书，我觉得挺好。”但是老贺也说走得仓促，没有商量的余地，不过并没有抱怨。我也认为流放一词用在老贺身上是明显不妥的，这次他可以飞来苏州就是证明——如果是流放，是不能从流放地“出走”的。如果有谁硬要说，制度会发展，这是一种新的流放，我也没有办法。
既然贺卫方到了，就没有不讲话的道理，这不光不合他的个性，相信会议主办方也不会放过他。老贺讲的题目是《胡适与中国历史》。
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老贺的专业是外国法制史，不知什么时候研究起胡适来了，而且卓有成效。上得讲台，老贺就飞起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可谓妙语连珠。老贺说，胡适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关注的是胡适的人权与法学思想。老贺从胡适留在大陆的二儿子的惨死，讲到胡适的藏书今安在，{zh1}归结到胡适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四大贡献：
{dy}，胡适为中国法制建设提供了好的文化基础——提倡白话文。老贺说，法律需要特殊的语言来表达体现。从古罗马发展起来的特殊语言是法律特有的载体。物权法公布出来，有人说看不懂，看不懂就对了，法律有专业的语汇。河南提倡“脱下法袍”，说一穿法袍就与老百姓有了距离。老百姓热天干活都光膀子，不知河南的法官会不会光膀子办案？古典时代中国官员所使用的语言讲究对仗，甚至判决书是一首诗。明朝传教士吃惊地看到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是“写诗了没有？”于成龙在广东有一妙判。美则美，但是，过分追求美，与事实离开太远。要有xx的语言，xx的语言人民才能监督。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为法律文书的写作提供了方便。
二是胡适提倡学习西方。胡适早期思想是激烈的反传统。他说，少年朋友们，我们只有承认什么都不如人，我们才能学习人，才能造就好的国家。取法其上，得乎其中。但是他并不是xx拒绝中国传统的人。
三是提倡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老贺说，胡适认为建设宪政国家特别需要温和的改造社会的努力。比如，胡适强调要学会开会，他介绍罗伯特议事规则。孙中山也看到，中国人不民主，有些是不会民主。老贺说，现在有些事决定下来了才开会，上访都不成了。那样的会还不如不开。要学会开会，学会开人人讲真话的会，其实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性的要件。胡适认为不要追求激进的社会改造。胡适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梦幻感。罗素、罗曼%26#8226;罗兰、鲁迅也是，鲁迅没有觉悟。xxx主义是很伟大的学说。但xxx主义是良药，不是饭。斯密才是饭。我们吃了60年的药。西方有人说，剥夺财产是将财产从更多的私人手里转到更少的私人手里。如果一个社会中社会改良被推到对立面，这个社会会走极端。胡适身上体现了健全的思考。
第四，提倡知识分子与统治者的对话关系。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30年代蒋介石非常尊重胡适，但是胡适不入党。因为人一入党，说话就不大可信了，胡适对政党处于警觉中。知识分子是统治者的批评者，但是不是敌人。当时追求自由的人希望胡适起来组织反对党，但是他不愿意。胡适死了，蒋介石不知是不是真悲哀，如果真，那是失去了一位诤友。知识分子与统治者应当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胡适平等待人。现在有些人不会笑，标准笑。人的尊严在于如沐春风。胡适不求回报。为民主而抗争不要过分，否则就是革命家了。两党长期打，打到{zh1}大家很相象了。我一朋友办一网站，专门批评学术腐败，乐此不疲。我说，偶尔干干可以，不要太投入。因为与小人打架，久之自己也变成小人了。追求民主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空间。
在回答提问时，老贺提到评法批儒。他说，小时候评法批儒，好一点的人都归入法家，xxx喜欢法家。有人认为法家是赤裸裸的专制，儒家是温情脉脉的专制。任何专制者都喜欢将人变成原子，如此则没有办法与国家抗争。我们建设法治社会不是法家社会，需要特别警惕法家。法家与儒家是配合的，不是对立的。历史有效证明中国古代思想（儒家和法家）都不能开出法治花。本土法治资源太少，宝贝在西方，这并不否认偶尔用一下中国古代思想。他说最近在研究孟子的独夫思想。但是中国始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判处查理死刑是要论证的，说查理叛国，当时叛国就是背叛国王，怎么证明“国王背叛国王”。但是英国人还是在法律范围内论证它。
两点说明：{dy}，上面转述老贺的话是本人的记录，未经老贺审阅，肯定不尽合原意，为避免可能的谬种流传，请勿转载；第二，对老贺提一点批评，当称“胡适之”或者“适之先生”，称“胡适”是不礼貌的。不知当否？另外本人未带照相机,有朋友能提供老贺演讲的照片么?
时代的法学教师——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作者：贺卫方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9-11-7
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zh1}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zj1}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lx}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亚律（Harrovon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xx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zj1}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dy}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dy}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dy}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zh1}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xx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xx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确定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
作者：贺卫方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9-11-7
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zh1}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zj1}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lx}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亚律（Harrovon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xx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zj1}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dy}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dy}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dy}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zh1}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xx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xx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确定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
时代的法学教师——为江平先生八十华诞而作
作者：贺卫方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9-11-7
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zh1}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zj1}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lx}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亚律（Harrovon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xx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zj1}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dy}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dy}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dy}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zh1}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xx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xx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确定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
作者：贺卫方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09-11-7
一、在石河子思念江老师
自从到石河子大学支教以来，我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吃饭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这里的同事们非常热情，不断地有人请我吃饭。我也会回请他们，以为答谢。当然，也有不少时候要自己吃。周边的餐馆不少，风味多样，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惟一的缺点是，在{zh1}结账的时候，偶尔会被告知已经有人帮我付过了。是谁呢？依稀只觉得仿佛有人在离店时跟我投来友善的眼神。无论如何，让这样的匿名朋友埋单，总是很过意不去的事情。
于是，自己就常到稍微远离大学的餐馆吃饭。今年的7月10日，上午判完了期末考试的全部考卷，之后我步行到这里的商业区，在一家叫做“亚森”的维吾尔餐馆里吃饭。一人坐在餐桌前，突然就想起江（平）老师来了，他好像就坐在在我的眼前，他那朗朗的声音响起在耳边，强烈的思念之情一阵阵地向心头袭来。这种如春潮涌动的思念还是很少发生的，我不免有些困惑。也许是因为学期结束了，再过三天就要回北京的缘故？
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二、如沐春风
1982年，我从西南政法学院毕业，考入北京政法学院，成为外法史专业的研究生，导师是潘华仿先生。那时研究生教育恢复未久，硕士生招生规模不大。我们那一年总共只招生13人，其中来自西南政法学院的4人：阮齐林、王敏远、赵旭东和我，其中赵旭东的导师就是江老师。我们入学后大概半年之后，江老师就担任北京政法学院的副院长了，1983年学校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江老师自然地又担任副校长。不过，作为学生，大家都不习惯称他的官职，只是叫“江老师”。（我观察1980年代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们，反而是在1990年初江老师被免去校长职务之后，不少人却改口叫起了“江校长”。）
除了在一些仪式性的场合，见江老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的“罗马法基础”的课堂上。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仿佛一条精神的河水在课堂之上款款流动，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虽然自己在大学阶段也上过周枏先生的罗马法，不过精通拉丁语以及现代西方多种语言的周先生却讲不了普通话，多少妨碍了师生之间的交流。但江老师的课却是清晰、流畅、风趣而又逻辑严谨。从这样的课上，我们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包括怎样改善表达能力的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法学不正是一门修辞的艺术么？
作为一名教师，江老师对于学生的关爱更表现在巨大的宽容精神上。他是过去数十年政治运动的受害人，深知学术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他是民法专家，自由平等自治等江老师常说的所谓“私法精神”正是民法学得以安身立命之本。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教育管理的一些细枝末节上，江老师都注重尊重个性，培育自由的人格。现在回忆起来，1980年代尤其是江老师长校期间的中国政法大学，真正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校园。来自域外的各种新学说在这里自由传播。学生与教师、年轻教师与资深教授可以坦诚直率地切磋和争论。校报虽然属于官方主办，但是年轻的编辑们却有如初生牛犊，把它办成了一份{zj1}批判精神的报纸。还有，对于校政本身，我们也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甚至有些稍嫌过火的举动。
1984年，法大庆祝成立一周年，我们这些研究生为表达对学校管理尤其是食堂伙食糟糕的不满，就在校庆时发动罢餐，我和几个同学甚至堵在食堂门口，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引来学校官员们的不满，于是我就在人群中与一位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我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lx}自居？”他的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馨。“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三、我的出走与回归
1985年，我毕业留校，在新成立不久的比较法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虽然隶属研究生院，江老师还是给与了热情的关注和支持。那段时间我偶尔会跟赵旭东一起拜访江老师，有两次是跟瑞士比较法研究所的胜亚律（HarrovonSenger）先生一起拜访。每次见面，他都要仔细地询问研究所的近况，鼓励我认真地从事学术研究，多出成果。在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听江老师聊起他过去的坎坷经历。1957之厄以后的二十年时间里，他所遭遇到的灾难实在是超出一个人能够承受的极限。支撑他活下来的内心动力，也许正在于他对这个不xx世界的强烈的爱心，还有那样的信念：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曲折乃至苦难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谈到自己过去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zj1}有感染力的部分。
在研究所里的工作很闲散。1986年底，我们筹办《比较法研究》季刊，我担任副主编，开始了兼做研究与编辑的生活。编辑一份刊物是我的一个梦想，如今梦想成真，心中自然是非常兴奋，干劲十足。年初，{dy}期出版，手捧着飘着油墨特有的气味的新刊物，那样的感觉只有经历者才能想象得出来。尽管还属于内部刊物，但是还是得意洋洋地赠送给关心自己的师长们，当然包括江老师。来自老师们的鼓励也是自不待言的。在题为“创办初期的《比较法研究》”一文（刊登在前年某期《比较法研究》上），自己曾回忆{dy}期出版时的感受：
到现在自己还记得起手捧{dy}期刊物时的激动心情。几天前还是一堆不修边幅的手稿，现在已经变成赏心悦目、翰墨飘香的一册杂志，多么让人开心。作者阵容方面，在创刊号上登场的包括王名扬、潘华仿、程味秋等老辈，还有新生代的薛瑞麟、梁治平、范忠信、赵旭东、黄风等，徐国栋也发表了关于路易斯安娜民法典的一篇译文。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作者群体，可以说是“出手阔绰”了。
尽管从事编辑工作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愉悦，但那个时期正是大学教师生活最艰苦的岁月。到了1988年，我有了孩子，蜗居在一间筒子楼里，每月收入仅仅相当于当时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十分之一，深有困兽之感。中国的改革农民获得了一些实惠，国营企业的工人们正在大规模下岗，知识分子被接纳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待遇却比不上一般工人。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是：
工人哭，农民笑，
知识分子光着屁股坐花轿。
高校涌动着下海潮，兼职做律师的、“办班”的（主持或参与一些收费的培训项目）、“停薪留职”到商事企业工作的……不一而足。我也未能免俗，想离开大学几年，先把眼前的难关渡过，再回归教育界。正好当时有一位在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那里正在招录员工，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何不一试？简单的相互考察的结果都很满意，但是在办理调离手续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阻碍，不同意放行的正是江老师。我找到已经是校长的他，希望能够同意我的调动。
江老师明确地跟我说，根据他对我的了解，我根本不适合从事商业工作。要相信眼下的困难是暂时的，咬着牙坚持，总会过去的。学术成长的过程需要不间断地努力，轻易中断，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对于长久的发展是不利的。我所谓的“曲线救国”，即先挣钱养家，再回归学界是不大现实的。
但是，我当时去意已定，对于江老师所说的道理根本听不进去，而且总觉得他是因为年轻时吃苦太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的艰难处境缺少同情的理解。越说越急，竟然在会议室外跟江老师吵了起来，{zh1}还冲动不已，不顾几位副校长的劝解，拂袖而去。
到公司之后，我的工作经历好像xx按江老师的预测进行。收入虽然比在大学里翻了一番，但外贸业务xx不上轨道，已经定型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难以改变，于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久就开始寻觅离开的途径。当然，因为跟江老师“不欢而散”，觉得没脸回政法大学。1989年春天，我开始跟社科院法学所联系，承蒙李步云老师厚爱，已经基本确定调入《法学研究》编辑部，确定3月份就办手续。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春夏之交爆发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事件以及最终的悲剧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由于积极参与了某些活动，我被公司解雇，通向学界的道路也都因为悲剧后的大规模整肃而堵塞。三个月自找工作的时间很快要过去，眼开着就要沦落为无业游民，无奈之下，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办公室的门。
四、目睹江老师的免职
“我说的不错吧？你肯定干不了那样的工作。这件事要快办。这样吧，你让比较法研究所马上写个报告，以研究所的名义申请把你调回。”说着他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拨通了人事处倪才忠处长的号码。“老倪，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倪处长一会儿就来了。“老倪，这是贺卫方。我考虑到他是比较法方面难得的人才，还是说服他回来了。比较法研究所的报告很快就送到人事处。我建议学校的商调手续马上就开始，尽快让他到位。”明明是我走投无路，为了减少某些环节上不必要的周折，江老师说是他主动希望我回来。这种巧妙、体贴而迅捷的安排让我很感动。那是江老师做事的一贯风格。当然，有一个因素或许也很重要：悲剧半年之后，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十位大学校长中惟一还在位的只有江老师了。流传着的种种传说让江老师进一步加快了某些事情的办理速度。
不久之后，我回来了。大难之后回归学界，真正体会到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江老师呢，正像人们预测的那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司法部党组决定免去江老师的校长职务。下面是司法部宣布免去江老师校长职务的当天我写的一则日记，其中追记了江老师在大会上的演讲：
1990年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学校开学，下午召开全校教师大会，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免去江平老师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会议气氛相当凝重。虽然在有关文件对此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比较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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