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提供的国外研究数据表明：的医疗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从一九八八年的六千二百座，减少到二零零八年的五十七座，萎缩九成九﹔全拥有垃圾焚烧炉数量最多的，也从高峰期的六千余座下降到一千二百八十座。欧盟不少甚至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二零一零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焚烧污染物。有学者指「美国和日本近十年都没有增加一台焚烧炉，那么他们继续生产的焚烧炉去哪了呢？」他分析，最直接的一个巨大市场，就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是其中一个{zd0}的市场。可以查证的是，极力主张学西方采取焚烧处理垃圾的学者所举的数据，大多是零五年以前的。

受影响的民众也加入反对的行列。去年末，广州政府要在番禺居住区建垃圾焚烧厂，遭到民众的抗议反对，虽然被称为民生工程的番禺会江村垃圾焚烧项目宣布暂停。不过，会江周围的居民为维护自身生存环境的行动却没有停止，他们继续商议，准备联名向三月参加北京「两会」的代表呼吁，希望政府改变思维，取消鼓励垃圾焚烧优惠政策，尽可能实现分类、无害化、垃圾资源循环处理，而不是简单焚烧。近日，广州白云区李坑垃圾发电厂附近千多居民连续两日静坐，抗议该厂影响周边居民健康，不顾居民反对又开工第二期。当局派出百多警员戒备。中国垃圾处理走上了相悖之路：处理城市垃圾反而更恶化了环境，本是民生工程的垃圾焚烧却得不到民众支持。

零九年，围绕着垃圾焚烧，中国各地发生了不少起居民为生存环境而发动的抗争活动。围绕番禺会江村的垃圾焚烧项目，政府和居民间的博弈还没有结束，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江苏吴江，这一串地名维系的垃圾焚烧争议拉锯战还在进行中。三月，北京朝阳区上千民众发起和平请愿活动，反对在高安屯垃圾掩埋场再兴建垃圾焚烧场；四月，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周边敏感地区居民兵分二路从东西两方向垃圾厂进军，到达厂大门口后，悬挂标语、口号，进行和平请愿活动，他们的口号是「团结起来，为生存环境不被恶化而抗争！」；十月，反垃圾焚烧厂投产，江苏吴江万人街头抗议。期间，汉口、海南、深圳等地，政府投资建垃圾焚烧处理厂，都遭到当地民众的xx和抗议。垃圾焚烧这一单纯的环境问题，在中国，背后是一场利益的博弈和城市管治智慧的较量。

曾参与及见证利益集团在中国推动垃圾焚烧项目的一位番禺居民向亚洲周刊透露，十多年前，就有以海归人士为核心的利益团体，包括学者、企业家、国外的设备供货商、投资者等组成，「由学者出面，以研讨会的形式游说高官及地方政府，采用国外进口设备，用BOT的经营形式建垃圾焚烧厂。」这位曾经的参与者如今居住番禺丽江花园，不幸成为番禺会江垃圾焚烧的直接受害者。他表示，当时参与游说和研讨的专家都明码标价，收一万五（约合两千一百九十五美元）到二万的出场费，以「正面叙述」支持垃圾焚烧。一般的程序是，先说服地方高官，然后撬动环保局长。

零九年十二月三日《南方xx》报道：反对建垃圾焚烧炉的番禺居民发现，出席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媒体会的四位专家，其中的一位专家舒成光的身份后来被公开，他是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这是一家全球{zd0}的垃圾发电企业，两年前开始积极进军珠三角地区的垃圾发电市场。

公众最为不满的并不是专家们支持垃圾焚烧的意见，而是对这些支持意见背后的利益悬疑。这四位专家中还包括清华大学的聂永丰教授，他也同样被民众查根究底了一回。结果发现，二零零零年，聂永丰等人申报了一项名为「一种立转炉式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这一消息被披露后，他被公众指责为「锅炉专家」、「利益相关者」。聂永丰澄清表示，以前发明的是气化炉，主要用来处理医疗废物，日垃圾处理能力只有百吨左右，根本不可能用在大中城市，最多以后可能在一些城镇使用。

垃圾焚烧背后的利益链

不愿透露姓名的这位番禺居民称，垃圾焚烧项目背后还有着一条深深的利益链，项目进口的是二手设备，六成价格报价八成；欧盟规定，这些设备向中国出口可享低息甚至无息xx，但中国是全额支付，利益集团一下子掌握了数亿资金；要求政府给予垃圾焚烧项目的政策和资金补贴；组织专家出国考察，一个专家一万欧元（约合一点四万美元）的零用花费由设备供货商支付；只要和政府签下垃圾焚烧对电价和垃圾补贴的合同书，一个垃圾焚烧项目就能拿几千万的中介费。谁理得清垃圾焚烧背后这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该知情者表示：「一些垃圾焚烧项目签定后，中间会有一家莫名其妙的公司，是利益相关的很重要的公司。」

在番禺项目上，政府角色与商业力量的界限同样是模糊的。《东方早报》刊登陈言文章称：番禺项目的投资方是广州环投公司，由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分别出资百分之五十一和四十九。从工商注册信息上，广日集团是广州市政府全资企业，已被授予广州范围内全部垃圾处理的垄断专营权。至于立信企业，表面上为私营企业，但实际上可不简单，涉足多个行业，包括通信、电力、互联网、税务、交通、物流、彩票、电子支付、呼叫中心、传媒等，比如在税务业务上，其提供两套解决方案（产品）：电子纳税申报管理系统和实时税控，这不是一个没有背景的私企能承揽的业务。

文章指出，就广州环投公司而言，这个只有五十多人的公司控制着十数个项目，投资总额过百亿元人民币。从资本回报率看，与财团中石油、中石化相比之下根本不算什么。当然，广州环投公司只是一个壳，是利益输送的管道，真正的实体和玩家是广日集团和立信企业，后者更值得关注。

近年中国垃圾焚烧项目大干快上，原因之一自然是高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中国每年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已经超过一亿六千万吨、工业固体垃圾高达八亿吨、其中化学品危险废物近一千万吨的垃圾，对城市产生重压。北京、上海等一批特大城市的城市垃圾的增长速度达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已经成为城市管理的巨大负担。

传统的垃圾堆填令全国城市被侵占了五亿多平方米土地，而有些就根本是随意堆放。据北京市区航拍观测，从三环路到四环路周围分布的五十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四千七百多处，侵占了土地，造成污染，也有观瞻。据悉，中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已陷入「垃圾围城」之境，全国城市历年堆存垃圾高达六十六亿吨左右。

一直以来，有一批学者和专业人士主张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采以焚烧发电处理垃圾的方式，他们的主张影响决策部门。二零零零年以后，国家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鼓励垃圾焚烧产业发展的政策。二零零零年二月，国家经贸委、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公布〈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环保产业设备(产品)目录〉({dy}批)的通知》，其中包含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成套设备；二零零六年批准的《国民经济和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在「装备制造业振兴的重点」中，包含了环保及资源综合利用装备，其中包含固体废物处理装备。零七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其中明确指出︰鼓励「在经济发达、土地资源稀缺地区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大力研究开发和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提高国产化水平，有效降低成本，促进垃圾焚烧技术产业化发展」。零一年，中国垃圾焚烧处理项目仅三十六个，日处理能力约六千五百二十吨；零七年，垃圾焚烧处理项目总数已达六十六个，每天处理能力约为四点五万吨。

最终形成中国垃圾焚烧处理决策的是国家零七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确定中国「十一五」期间将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八十二座，新增处理能力六点七万吨左右，投入资金近千亿人民币。同时，国家针对垃圾发电还采取多项优惠政策：保护补贴电价每度零点二五元；发电量全部收购；免除了增值税的征收，并在所得税上享受减免政策；国家会以垃圾处理补贴方式向企业支付服务费，即所谓的垃圾处置费，每处理一吨政府约补贴一百人民币以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持坚定的「反焚烧」观点，他指出，「垃圾焚烧的反对声音自零六年以来一直持续至今，之所以各地政府部门一直强力推进，除了利益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决策与民意之间的差距」，赵章元对亚洲周刊表示，最初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时，对垃圾焚烧的认识还不全面，还仅了解其宣传层面的意义，于是「大力提倡垃圾焚烧」，但制定之后，人们才逐渐对其危害性加深认识。

反对声音弱小

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清华大学第七届固废高级沙龙的主题就是「北京市垃圾处理问题的战略思考和建议」，参加沙龙的与会专家提出，在面对垃圾围困的情形下，应该由政府高位介入，宁可迁移居民，也要力挺引进垃圾焚烧技术。赵章元反对的声音虽然弱小，但却坚持，他认为：「目前，就世界范围来看，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也就两种，一是填埋，一是焚烧，因此主烧派在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时，都会强调这一现实压力，但在西方国家已经验证了焚烧有污染之后，能否跳开这一发展阶段呢？」他认为，垃圾焚烧产业在西方已是夕阳产业，「我们不能再接受对方转移污染产业时的二次兜售」。「尤其是在目前中国环保管理能力还有较大欠缺基础上，再不能走垃圾焚烧这条路了」，他认为垃圾分类、资源化才是未来解决垃圾难题的{wy}可行之道。

「十一五」规划中新建焚烧炉的投资必须在二零一零年底花掉，而且，国家政策的鼓励也让民营投资者看到了巨额的利益分成，政府的鼓励政策和优惠措施都保证了投资者的收益。不仅是北京、广州、南京、苏州，在中国，几乎每个省都在建设或准备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次从未有过的共性投资、而且借以环保的名义，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疾风疾行，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赵章元批评说：「这些年焚烧项目遍地开花，一些地方官员被利益击中了。」

据广州媒体计算，番禺会江焚烧项目的利益是处理一吨垃圾政府会补贴一百四十元；每发一度电还拿补贴零点二五元。以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为例，一吨垃圾可发电四百度以上，则处理一吨垃圾补贴为一百元。总计番禺项目处理一吨垃圾得到的补贴是二百四十元。{yt}处理二千吨，补贴获利就是四十八万元，一个月是一千四百四十万元，一年就是一点七三个亿。此外，垃圾发电项目还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的优惠，并能享受一定的所得税减免，加上税务优惠安排等，政府垃圾焚烧鼓励政策给企业的补贴收入十分惊人。

为了利益集团的巨额利益，民众的利益被牺牲了。网名「阿加西」的番禺居民告诉亚洲周刊，他查到，最早番禺的垃圾焚烧项目{dy}选址点不在会江，是在溪桥的石基临边村，当时全是农地、荒地，那里有一个垃圾填埋场，{zh1}被否定了，说选址离大学城太近。但这个点离大学城的直线距离五公里以上，而现在的选址距离小区二公里多。「实际上是因为，大学城完成后，周边地还空着，将来要卖出去，建了垃圾焚烧厂后，地价卖不高了。实际上，政府在与民众争夺利益。」

广州抗议成功

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在零六年决定在番禺大石建一个日处理二千吨垃圾的焚烧发电厂，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公众并不知情，直到零九年九月底随着媒体的报道而广为人知，随即引起极大争议。

因为官方的选址周围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仅仅诸如丽江花园、华南碧桂园、广州奥园、南国奥园、祈福新村、星河湾等大型楼盘的居民就超过三十万，再加上钟村镇与大石镇及会江、上滘、厦滘等已经城镇化的众多村落，总人口在七十至百万之间。从全世界的范围看，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将垃圾焚烧项目建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建在工业区。这成为番禺项目争议的一个主要焦点。

就在番禺居民在为自身的生存环境与政府博弈时，零九年十二月初，广州李坑垃圾发电厂周边的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永兴村的村民致函总理温家宝，吁请国务院尽快调查环境污染致癌事件。村民表示，由广州威立雅固废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兴建的广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从零五年五月投产以来，村里的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癌症病患者持续增加。据村民统计，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有癌症病例九例，鼻咽癌和肺癌占两例。垃圾焚烧厂投产后至今，癌症病患突然高发，短短四年时间，就发现癌症患者六十二例，其中死亡四十二例。其中，四十五例是鼻咽癌和肺癌等呼吸系统的癌症。

居住在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居民长期闻到焚烧垃圾的恶臭和刺鼻的气味，晚上睡觉不敢打开窗户，阳台也经常铺满黑灰，井水也已不能再用来饮用。村委会范姓干部告诉亚洲周刊，农村习惯有病不同人讲，怕被人歧视，「癌病患的数字远高于目前公开的这些。」垃圾焚烧发电厂周边虽然有绿油油的菜地，但当地村民都不吃自己种的菜，低价卖给菜农拉到广州去卖。面对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村民曾向政府提出抗议，都被政府派出公安和武警镇压下去，几十个村民被抓。尽管当局承诺，没有村民同意第二期不开工，但零九年九月，在武警护卫下，新厂还是开工了。

早上五点至八点，晚上七点至十二点是焚烧高峰期，李坑村居民告诉亚洲周刊，每天约五百车垃圾进去，烧剩约四十车垃圾灰出来，过滤后制砖。现场所见，经焚烧的垃圾很多尚未xx变成灰烬，连塑料都没xx溶化。

据悉，中国有些焚烧单位从利益考虑，用煤代替添加剂，燃烧温度不够，以至垃圾不能充分燃烧。

香港理工大学土木工程系蔡宏教授表示，垃圾处理是科学的系统工程，并不是说垃圾焚烧一定不行，需要因地制宜作出选择。但「焚烧效率必须提高，百分百的可燃物体会变为二氧化碳和蒸气，一般不会达到百分之百，有些挥发性的有机物，部分是巨毒的。所以我们常质疑，空气中有股难闻的味道，周围的癌症发病率特高就是这种东西祸害。需要提高燃烧效率来减缓」。

分类是垃圾焚烧前提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会释放出七十五种有毒物质，其中最毒的二恶英能进入食物链、甚至进入母乳，引发癌症。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烧污染事件，让各国都加强了对垃圾焚烧厂的管理和监控，并将垃圾的源头减量和分类回收作为焚烧处理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