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主流品质：真善美

蒋九贞

文学创作上的一个老问题：写什么和怎样写，随着时代的进步，似乎已经不是问题。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这个问题虽然不再常常被人提起，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它却始终是开启文学创作之门的“钥匙”。有的人口头上不承认它，实际上还是在使用着它，写他们想写的，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写，或者精巧，或者粗劣，或者积极，或者消极，或者真善美，或者假恶丑，如此而已，无有例外。

文学是什么？健康的文学不仅仅是娱乐，不仅仅是寻求刺激，而是人们的精神食粮，是人们工作之余的一份享受，也是思想的“充电”，甚而至于借此可以修身养性，端正行为。古人历来重视文学的作用，重视它的教育功能，这才有“文以载道”之说。有人说这是把文学看得太高了，导致了后来的“为政治服务”。我们不否定此说的偏颇以及不适当夸大带来的后果。但是同样不能否定的是，无论怎样，它都是文学的基本功能之一。作为上层建筑，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正是因为如此，文学既是复杂的，也是多质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要求的。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往往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毫无疑问，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文学必然地要为这个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服务。满足一定的人群的文学就是超然于一切阶级、阶层以及思想意识了吗？显然不是。我们不否认人类有某些共同的本能。但是，人是有思想的，人类情感意识是有别于其他动物的。这就造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基本的喜好憎恶就有了一定的倾向性和选择性。特别对于一些具体的事物，一些人认为好的东西，另一些人可能认为不好，大相径庭，这是客观的存在。譬如民主与自由，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如何实现民主与自由，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国度、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社会环境里的人自会有不同的看法。

最近和一些朋友谈及文学问题，大都说，我们老百姓生活的够辛苦了，我们的精神需要有个光亮，作家们不要再给我们写那些恶魔赌棍嫖客xx贪官污吏了，给我们点儿好的吧，让我们有个学头，有个奔头。也有人说，文学不能老是弄假的东西，假生活，假人物，把人看腻歪了，那是没有意思的。

有作家说文学的本质是批判的，是对抗政治的。我却认为文学应该是关怀的，是与人类历史进步相一致甚或超前的，很多情况下是脱离不了政治的，即使真的是“对抗政治”，也是对抗政治的政治，——那仍然是政治的产物，可能比通常所谓政治更具政治性。

那么，文学的最应当起主导作用的品质是什么呢？

希腊“抒情诗人之魁”品达说过：“一个人最应该描写的是那些美和善的东西。”这句话里的“美”和“善”再加上“真”，即真善美，便是文学的主流品质。

温家宝同志认为，文学艺术应当追求和弘扬真善美。真善美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上都是重要范畴。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就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美，就是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就是说要给人以美。

这既是文学的本质规定，也是文学的使命要求。文学就是要表现真善美，抑恶扬善，用美的形式表现真的和善的东西，给人以美的享受。所谓喜闻乐见，一个是大众化，一个是美，否则就不会让大家喜闻乐见。

当然，表现真善美可以从不同的方向，有正面讴歌，也不排除反面揭露，只要动机是好的，又通过美的形式，达到了动机与效果的统一，就是成功的作品。文学的真善美，不仅是作家对事物的普遍认识，更是他们对生命形式、理想、自由的不息追求。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方式，无论是激情还是悲愤，是正面讴歌还是反面揭露，真善美都应当是他们的{zj2}目的，是他们的人生关怀。有了这个目的和关怀，他们才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文学与其它艺术一样，是人类心灵文明的标志，是生命历程的关照。而这种标志和关照，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主动的，积极的，它可能为真实的文明和生命存在绘制蓝图。事实是，文学艺术的确有xx心灵文明和生命历程的作用。一个严肃的作家，终其一生，都是在挖掘生命之美，给人以光明和愉悦。过去的许多说唱文学，还有那些“宣讲”之类，都是以塑造心灵美为主要任务的，它们和其他文明果实一起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文学描写的，归根结底是人类本身以及与自然、社会等等各方面的关系，是一个个个体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是生命的本质本性本能及其能动性。尤其是能动性，这是人类的特质。表现能动性的{zh0}办法，就是把真善美作为主流品质来反映，来塑造，并不惜调动一切手段，打造一个真善美的文学世界。这不是“粉饰太平”，它和粉饰太平有质的不同，这是人类自身的需要，至少是一种精神需要。因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的人只能是行尸走肉，他完成不了历史赋予他作为生命体的使命。

最近，“中国文学网”上发表了周新寰的文章：《坚持文学艺术的真善美品格》。文章认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商品意识、市场观念已经影响到一切人、一切生活领域。作为以人为中心，产生于社会实践中情感——心理平衡需要的文学艺术自然也不例外。这种文艺商品化给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从总体上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文艺思潮日趋多元化，文艺作品成倍增长。另一方面则使文艺在某种程度上蜕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进而边缘化、娱乐化。不少作品为迎合市场的猎艳审丑需要，单纯追求感官刺激，格调低下，矫情夸张，内容庸俗，创作手法粗糙，对文艺和社会都是一种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提倡坚持文艺的真善美品格是极为必要，也是刻不容缓的。

我个人以为，周的立论前提是正确的。从文学的发展历程和批评实践来看，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真善美作为批评的基本标准。因为人类的文学艺术生产总是按照三个尺度，即物种的尺度、主体内在的尺度和形式美的尺度来进行的。文艺产品是否反映了社会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是否蕴涵着积极、健康的元素，是否{zd0}限度地将这一切转化在美的形式符号中，就成为其成功与否的根本。因此，周的论点也是正确的，那就是，必须坚持文学的真善美品格。

我不想多费笔墨阐述真善美的含义与关系了，因为对此有很多很多论者做过极其详尽的论述。我要说的是，作为主流品质，它必须成为我们作家写作的重要选项。

我们要表现真实的生活。本来嘛，生活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没有经过“加工”的。可是对于作家来说，“生活”则是经过“筛选”和“过滤”的，是作家从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提炼出来的、赋予了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的情节和细节，它已经脱离了原始生活。这个东西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离开了真实的生活。就是说，作家眼里的生活真实充其量只是接近真实生活的，有的甚至背离了生活真实。所以，一些作家所谓的“真实”常常是不真实的，这就导致了不少伪生活的出现。一般来说，我们认识生活应该持这样的态度：把握时代脉络，遵循自然规律，认准社会发展方向，发掘生活本质，弘扬一定时代一定阶段生活的主导方面，给人以生活的勇气和力量。世界是由种种矛盾的事物组成的，人类自身也充满了矛盾。作家要研究种种矛盾，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一个时期的特殊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认识生活的本质。抓住了生活的本质，认清了本质的生活，也就可能找到生活真实。一方面要描写生活真实，一方面又很难找到生活真实，那作家表现真实的生活的任务如何完成呢？这是一个问题。我也许是“老派”，我以为一个作家的立场还是决定的因素，有什么立场，有什么世界观，就有对生活的什么样的看法。同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有人看到的是欣欣向荣，有人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即使中国社会主义已然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有的人也还在那里大喊“月亮外国的圆”。这哪里是纯粹的文学水平问题呀！但是，眼下好像没有几个人承认这一点。难道一个人的行动不是他（她）的思想支配的吗？只要承认一个人的行动是其思想支配，就不能否认作家的写作其实{jd1}地受作家的政治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里，作家的思想修养极其重要。我们常说的一句话，“作家首先是思想家”，既然应该是思想家，不进行思想方面的锤炼能行吗？显然不行。其次要深入生活。过去有人主张作家要和生活保持距离，这话我一直不敢苟同。作家和生活在一段时间里保持距离是可以的，有时也是必要的，这是沉淀，是对生活的“反刍”，是有了生活后对其即将出世的作品的酝酿时期。然而，长期保持距离，远离生活，则是不可想象的。鲁迅是贴近生活的，沈从文是贴近生活的，海明威是贴近生活的，普鲁斯特是贴近生活的，乔伊斯是贴近生活的，卡夫卡是贴近生活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也是贴近生活的，古今中外大量的创作实际说明了没有一个作家是能够脱离生活的。不言而喻，生活是作家创作的“矿藏”，这个“矿藏”经过必要的工序就可能成为精良产品。而如果没有这个“矿藏”，那便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研究各种各样的关系。人是生活的主角，没有人，没有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上一切方面的关系，生活也就不复存在。说到底，生活就是人以及种种关系的集合。我们要向生活要真实，要找出生活的主导方面，挖出{zj1}本质的东西。还要向生活要善和美，要和谐，要那种可以传之久远的普遍性的东西，要人性中美的一面，生活中向上的一面，以及美好的事物。我们要透彻研究，而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惟其如此，我们的作品才可能达到深刻、准确、隽永，具备真、善、美的品质。

说到美，它是两方面的。一是美的存在，如美好的人，美好的事；二是表现形式的美，这是如何表现生活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写的问题。怎样写，作家有更大的自由，但是追求形式的xx是每一个写作者的目标。每个作家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作家也必须走自己的路，任何一部（篇）作品的样式都不应当成为模式。至于什么样的形式是{zh0}的，恐怕没有人能够回答得出来，这需要作家去探索。

福克纳曾说过：“要写出作品来，没有什么刻板的办法，没有捷径可走。年轻作家要是依据一套理论去搞创作，那他就是傻瓜。应该自己去钻，从自己的错误中去吸取教益。人只有从错误中才能学到东西。在优秀的艺术家看来，能够给他以指点的高明人，世界上是没有的。他对老作家尽管佩服得五体投地，可还是一心想要胜过老作家。”（《创作源泉与作家的生命》，见工人出版社《“冰山”理论：对话与潜对话》上册。）

事实正是这样。所以，怎样写的问题不是谁能够说得清的，我更无从絮叨。不过有一句话，要用尽可能美的形式，这个美的形式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找到。过去我们提倡的“喜闻乐见”，现在许多人追求的“好看”，不失为其中的一种。

亲爱的朋友，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无力把这篇文章写得更好些。可是这并不代表我的呼吁就苍白无力。我们应该表现真善美，我们应该用真善美的形式表现真善美，这个观点也许并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