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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体  

  波罗的海之路  

  我们的导游叫郝卫兵,,近四十岁,是一位移居在匈牙利的华人,毕业于哈尔滨某大学。到东欧{dy}天我就送给郝导自己写的一本政治游纪《新海国图志》,他连翻了几个晚上后对我说:刘先生,你写了一本有意义的好书!你是我这几年接待最特别、有独立思想的人。我直接告诉他:自己这次来东欧目的是想续写《新海国图志》,希望他能提供方便。并请他帮忙,每到一个国家替我找一个居住十年以上的华侨约谈,他一口答应。但告诉我,按这里规矩约谈是需要付钱的,价格不低,我也一口答应。从此他暗中对我很关照,帮我约当地华人见面,让我经常单独离队。  

  我与他谈起这次东欧之行罗马尼亚、波兰等一些很重要的东欧国家没能成行的遗憾。郝导告诉我:其实你应该去了解一下波罗的海三国。因为目前这三国正在庆祝二十年前独立纪念日,很热闹,有不少你感兴趣的活动。他说昨天这里报纸都刊登:20年前的今天即1989年8月23日,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被划为苏方的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出现了一幅莫斯科不曾料到的壮观画面,占三国人口40%的大约200万人,扶老携幼、手拉手组成跨越三国、绵延600公里人链,要求摆脱苏联的统治,重获自由独立。人链从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一直延续到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一个个普通人平静的比邻而立,手拉手,举着向往自由的横幅,构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和平意志长城,这就是历史上的“波罗的海之路”,又称“自由之路”。  

  70年前,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秘密条约规定:苏德共同瓜分波兰,德国同意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1940年6月15日,苏联红军入侵立陶宛并将其吞并,次日苏联红军又侵占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28日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北部地方,从此波罗的海三国开始了它们的苦难历程。苏联共产党为了对那里实现彻底的统治,首先对三国文化、政治、法律等领域的精英人士动手,因这些人具有自己的分析判断,最不容易被独裁者的谎言欺骗。于是苏共对这些各国精英采取了最直接的解决办法——从肉体上消灭。7月11日深夜,苏联秘密xx一次性杀害了超过2000多名立陶宛知识分子。同一时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6万社会精英人士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劳改营,而当时拉脱维亚全国人口不到200万。在此后一年时间内,大约12,000人立陶宛人被共产党关进监狱,其中大约5,000人被杀害。在1940年苏联红军入侵前,立陶宛人口有310万,1953年人口再次普查时只剩260万了。  

  郝导曾去过波罗的海三国,他告诉我这三国值得去看,自从分离独立后,他们的经济发展远比俄罗斯好,巳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被吸收进入欧盟。  

  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  

  1989年11月17日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长达41年的共产主义画上了句号。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捷克斯洛伐克在1989年之前就有不少要求民主的游行活动,10月,哈维尔作为“公民论坛”的主要领导人物,参与了这场革命。当时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活动,而且之后每天都有游行活动向政府要求结束共产党统治,11月,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场革命从头至尾没有打碎一块玻璃窗,没有点燃一部小汽车,没有任何冲击政府机关部门的激烈行为,所以称“天鹅绒革命”。  

  东欧的解体除了捷克称天鹅绒革命,其他国家通称“颜色革命”。一般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种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是指21世纪初期一系列以颜色命名的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方式,除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黄色革命”外,还包括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众选举时,涂了紫色墨水按手印,故名)、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为黎巴嫩国树)等,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地区国家的政治变革。另一种是比较狭义的定义,专指某些独联体国家近两年来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进行的政治变革。  

  匈牙利事件在世人心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1989年1月底,匈牙利宣布“1956年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一场人民起义”。事隔五十年匈牙利人民没有忘记纳吉,称纳吉是“为拯救国家而斗争”的民族英雄,并为他举行国葬。7月匈牙利又通过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称匈牙利共和国。实行总统制,确立多党议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在国家机构中体现分权原则,取消马列主义政党在国家机构中的领导作用。匈牙利宣布把每年10月23日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日作为国庆节之一。对匈牙利革命,冷战时期有两种基本的看法。西方认为这是一场革命,是匈牙利人民对苏联的控制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抗,是为了实现从“极权制度”向“民主制度”的回归。而当时中国则大肆宣传教育党内外同志,并认定,“匈牙利事件”是一场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势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里应外合的结果,目的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不知今天在还原历史真相时,我们那些被愚弄的国人又如何看待“匈牙利事件”?  

  东德:推倒专制之墙  

  1989年11月9日,东德宣布开放整个柏林墙。一时间,人们疯狂的涌向柏林墙。三天里有75万东德人逃往西德。一段时间,有900万东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疯狂的涌向西柏林。终于第二年11月底,柏林墙全部拆除,东西德之间的围墙夷为平地,二十八年的人为阻隔就这样消失了。东西两德合并后,文化经济迅速融合。拆了柏林墙,催生了东德经济复苏,东德的私人企业大多是1991年起步,现在双方表面上已经看不出谁是谁,到底是一个民族,同根生。  

  在柏林郝导帮我约谈移居华人学者李先生,他在当地大学教书,是个对德国历史有研究的人,交流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想了解东西德国统一后的情况,及“德国统一的后遗症”问题。李先生告诉我:东德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是东欧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zg}丶民众生活{zh0}的国家。尽管如此,它当年的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职工收入为西德的1/3,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东边是“勒紧裤带增加生产”,西边是建立“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从1945到1961年,总人口1664万的东德竟然有350万人逃往西德,也就是说超过1/5的人口流失,而且其中许多还是各种人才。为了阻止这场“逃亡潮”对东德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构成了极大的冲击,於是建起了柏林墙。但是,高墙的修砌也并没能阻隔人们对西边的向往,从1961到1980年,又有近20万人成功逃亡,但许多人“越狱”失败,喋血高墙,演成无数惨剧。“  

  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这段时间,东德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很糟糕的,非常依赖于西德的援助。自然环境也不容乐观,很多河流污染得非常严重,水上都泛着化工废料的泡沫,东德政权几乎是没有任何希望进行自我改革。在那种情况下,1989年剧变时,东德游行队伍高举的口号就是:“我们要像西德人那样生活!”东德政府想用坦克来镇压当时都不敢,他们知道镇了这些要求折除柏林墙的抗议民众,就不可能再得到任何方面援助了,所以{zh1}推倒柏林墙几乎没有流血。柏林墙的故事,说明一个真理,一个政党不管你把自己制度吹捧得多么美好,只要你的百姓拚命想外逃,就表明这个社会制度是非常糟糕。也应证东德社会主义跨台是必然的,只仅仅是时间快慢问题。  

  宗教和民族解体南斯拉夫  

  斯洛文尼亚是个小国,人口仅200万,可人均GDP已超过3万美元(中国的十倍),属于欧盟中上游高度富裕国家。  

  斯洛文尼亚是属原南斯拉夫时期六个加盟共和国当中最富裕的一个,它的经济发达程度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塞尔维亚七倍,所以闹独立最早。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于1980年逝世后,斯洛文尼亚政府就开始自行进行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并于1989年9月通过修正案,重申斯洛文尼亚加盟共和国脱离xx的权利。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斯洛文尼亚地方民族主义高涨,要求独立,在西方支持下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南斯拉夫随即派兵向斯洛文尼亚宣战,但十天内便在斯洛文尼亚的抵抗中撤退,双方基本没有伤亡,史称十日战争。10月,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斯享有从南分离出去的民族自决权的修案。1990年7月斯议会又通过“国家主权宣言”,同年12月,公民xx赞成斯洛文尼亚独立。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就从原南斯拉夫分裂出来了。  

  造成这一分裂过程不得不追究到一个人,铁托统治南斯拉夫约35年时间是南斯拉夫后来战争悲剧的源泉。南斯拉夫原来结构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三部分构成。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三部分。此时的塞尔维亚,占南斯拉夫大部分的人口。铁托不属于塞尔维亚族人,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铁托想方设法削弱塞尔维亚力量。从塞尔维亚分出了黑山、马其顿、波黑。又在剩余的塞尔维亚部分,内部分了两个自治省。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省。铁托创造了南斯拉夫民族概念,这个无中生有的民族概念,其效果是分化了各民族,主要是分化了塞尔维亚民族,这个政策不是促进了民族融合,而是破坏了民族融合,这些措施较大的削弱了塞尔维亚。使南斯拉夫各部分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处于{jd1}优势的部分。它有利于维护铁托的独裁统治。铁托只想到自己的统治方便,没有考虑南斯拉夫的长远存在。给南斯拉夫酿成了难以挽回的悲剧。波黑人口构成主要是塞尔维亚族,有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铁托为了分化削弱塞尔维亚族人,创造了一个新民族穆斯林族。把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族人称为穆斯林族。这个创造危害深远,彻底分裂了塞尔维亚族,带来了后来的血腥斗争。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人也属于斯拉夫人,但信仰天主教,南联盟其它地区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宗教是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从南斯拉夫分裂的潜在因素。南斯拉夫号称欧洲的火药桶,内战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铁托的行为是这些人死亡的最终源泉。一个人给一个国家带来如此大的悲剧,铁托算一个。国家分裂不分裂无所谓,也无所谓好坏。问题是,分裂带来的战争很有危害,是真正的悲剧。  

  我在东欧参观的最多项目就是教堂、皇宫、古城堡或博物馆,这里几乎包含了欧洲的一切历史与人文价值和精神。欧洲人信仰上帝,就把最精美的建筑,最豪华的装饰带给了教堂。欧洲人的文化传统也充分体现在百年历史的教堂中,在欧洲有显耀身份的人才有资格葬在大教堂,如国王、主教、名人。每逢xx和节日教堂都挤满人。它代表着这个国家、民族、人民的信仰、精神和灵魂。不要说广大的人民,就是各种背景派别的政党都离不开宗教的支持和理解。  

  东欧解体教训  

  东欧国家的剧变不是偶然的,有各个方面历史、政治、经济上的原因。加上西方价值观念,和宗教普世主义进行的意识形态,信息文化渗透,及西方的经济xx、贸易和技术援助,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冷战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高压控制,使苏东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加剧,xxxxx上台后为了缓和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放松与改变了对东欧的控制。他的东欧“新思维”政策,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分裂和蜕变,于是东欧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总爆发,剧变自然产生。  

  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想谈一点宗教层面的感受。有人说“拯救人类的一条主要路线,就是承认文化与宗教差异的事实,掀起仇恨的恶浪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要学会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间开展对话——这就是当今的任务”。东欧的七十年的教训,不正是在苏联的操盘下,不承认各国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强行统一在共产意识形态里,掀起种种民族与阶级仇恨与斗争产生出{zh1}的变天结果。  

  我是个基督徒,这十年走访五十多国家,一直在寻求一个问题,基督的普世主义和价值观对世界各国究竟起到怎样作用?东欧行前我曾通过香港教会朋友找到在东欧斯洛文尼亚学习的香港神职人员杜先生。我跟他的缘分出自我写的{dy}本书,《风雨人生路》在香港发行时,曾受到香港教会观注,因为书中述写xx中大陆教会受迫害的许多真实情况,特别是我坐十三年政治牢狱相遇到的一些神职人员死难经历,香港青年基督教会曾向我要去二百本书,他就是拜读我的书才与我联系上的,因为他父亲解放初就在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当神甫,后逃去香港,我书中写到的主教龚品梅及神甫张宏根与盲人修士金林生一些人,他父亲都非常熟悉亲密,在导游帮助下我在斯洛文尼亚约见到他。  

  我向他讨教东欧宗教问题。他告诉我:东欧除波兰与斯洛文尼亚大多数是天主教外,其他都属于东正教,也称基督新教。东欧宗教本来就非常普及有影响力,打开历史你就能看到,欧洲的多次战争都是因宗教引发。在东欧社会主义七十年统治中,各国在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消灭宗教,使本国早日成为无神论国家。共产主义政府在报刊上地公开指责宗教反动,用漫画等形式丑化正常的宗教活动,用行政手段封教堂,毁坏没收宗教财产,并大规模拘捕传教士。首先苏共领头,在50年代赫鲁晓夫继斯大林后同样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不仅关闭了大约全国2/3的教堂、70%的神学院以及大部分修道院,而且把不接受政府领导的宗教狂热分子成千上万投进集中营。例如在阿尔巴尼亚,这个拥有教徒达全体居民70%以上,宗教历史有1,400—1,500年的国家,1967年官方就宣称:阿尔巴尼亚所有的宗教活动场所一律关闭,包括2169座教堂、清真寺、修道院和其它宗教机构。自称阿尔巴尼亚成为“世界上{dy}个无神论国家。1967年并强行通过法规,今后不管信仰什么宗教都要受到处罚。谁要是敢于举行宗教节日活动,就会失去工作,并被送入监狱;为小孩举行洗礼仪式,判三年徒刑,甚至不准给新生儿用宗教名字命名等等。当时东欧各国都纷纷效仿,但是对宗教迫害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目的,群众对宗教信仰依然存在。结果是取消了面上的宗教,反而加强了地下的宗教,打击了信仰者的心灵,却加剧了心灵的信仰,适得其反。  

  东欧的解体宗教起了一定作用,由于苏联与东欧各国宗教力量原有的雄厚基础,加上执政党的宗教政策的失误,西方基督普世价值观的影响,使得宗教力量起到了加剧东欧政局动荡和政局演变的作用。在1989年的东欧剧变中,东欧一些国家的宗教势力的活动十分引人注目。罗马尼亚从强迫迁居托克什神父开始,引发了全国性的流血冲突;波兰团结工会在教会势力的支持下掌握政权;前民主德国的反对派在教会的支持下迫使共产党政权步步退让,直至失去执政地位。其他各国的解体同样如此,宗教起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都表明,宗教在东欧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一个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是离不开宗教的。解体前东欧各国的宗教信仰是被无神论共产主义打压与禁止的。解体后宗教信仰比今天的中国发展得更普及与凶猛,东欧像西欧人一样同样离不开教堂,宗教是一个民族的脊梁,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而国家的管理者都把基督新教当作国家的治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民主、人权的深意正在此中,基督教的伟大力量及宗教文化的意义也在这里。  

  喜欢看历史书的郝导告诉我,你与东欧人交谈过去,你就会了解到:今天东欧人最痛恨过去年代,东欧这些国家对原苏共是深痛恶极,他们对过去生活从不留恋,对变天后的俄罗斯也没有好感,甚至连带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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