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记忆的回廊，一间间蒙着厚尘的房间被时间碾碎的记忆残片所填满，残片杂乱无章。突然我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残片上书写着两个字——“饥饿”。
残片的背面写着：1960年。
一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弱，到了四岁还不会走路。有一次得了重病，身体抽搐成一团。邻居大娘过来看后对母亲说：“这孩子可能得的是抽风病，人家都说‘七天风，八天扔’你可要抓紧治。”母亲背着我到处求医问药，花了很多钱，那些钱都是借来的。后来找到了一个老中医，他号过脉说：“这孩子的病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营养不良，严重缺钙造成的”。当时家里很穷，买不起补药补品，母亲就走很远的路到道外区的延爽街买些小鱼小虾做给我吃。听别人说，孩子不好活就给他起个小名，能把他的命拴住。母亲和父亲商量要给我起了一个小名。父亲说，就叫“链子”吧，用链子把孩子的命拴住。母亲说，再加一个“铁”，用“铁链子”栓得更结实。
我的命大，没怎么吃药，就是吃一些臭鱼烂虾把病治好了。到了五岁竟然不用大人扶着学会了走路。八岁的时候，母亲还是担心我身体太弱，就推迟到了九周岁才为我报名上学，那是1958年。
二
1958年大跃进，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报纸上宣传当时水稻亩产量上万斤、上十万斤，孩子可以在稻子上玩耍；喂的猪如同大象一般，几个人可以象骑马一样骑在猪背上；棉花长在树子，要搭上梯子去采摘……这些天方夜谭似的故事，就是现在五岁小孩也不会相信，可那时的人相信。人们飚着劲地吹，象吹气球一样，吹得越大越好。你说亩产量八千，我一万；你亩产量一万，我十万，整个中国象被一股疯狂的“魔力”套着、牵着，象升空的火箭，一飞冲天，整个社会进入了疯狂的年代。
父亲接到了河北宁河老家大伯张德俊的来信，信虽短，但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大伯在信中说，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变成人民公社。他们辛庄要率先进入共产主义。公社很快就成立公共食堂了，吃饭不要钱。每家做饭炒菜的锅都没用了，都要被收去“大炼钢铁”，剩下的是几副吃饭的碗筷，到了开饭的时候，拿上碗筷去食堂就可以放开了吃。
“活了大半辈子，还没听说过吃饭不要钱的。一家老小都到食堂吃饭，众口难调，不能都吃一样的吧？有了食堂，这家还有什么用？如果真是那样好，我们应该回老家过去。家里这五个孩子正愁没吃的呢。”父亲有点半信半疑。
到了1960年，农业境况比想象的还要糟。
年初，母亲从居委会那里领回来一大把票子。粮票是{dy}次发放，除了副食品xx，生活日用品也开始xx供应。
“今年的票发得出奇的多，五花八门，连肥皂都xx，搞不明白控制肥皂供应干什么？这肥皂既不能吃，也不能戴。”母亲有些怨气，她担心肥皂不够用，将来洗衣服没肥皂咋办。
父亲问母亲：“有了购粮证，还xxx干什么？”
母亲说；“以后到商店买糕点，到饭店吃饭，凡是涉及到粮食的都要收粮票。这粮票比钱都重要。你到商店买点心，没粮票，钱再多也不好使。”
父亲说：“不是说，‘大跃进’，粮食亩产上万斤，人民公社大食堂吃饭不要钱，现在怎么就没吃的了？”
“我提醒你啊！这话只能在家里说，不能出去说，你没看见那些右派是怎么抓出来的？都是祸从口出！”母亲知道父亲说话耿直，不提醒一下，也许真的会惹出祸来。我家所在的公社也抓出了右派。
我们家五个孩子，三个男孩，都在上学。当时学生的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天八两。我们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口粮供应少，副食品匮乏，肚子里缺油水，老是觉得吃不饱。母亲就托人买回一些豆饼、豆腐渣掺进玉米面里充填粮食。
到了夏季，情况越来越糟，在商店里已经看不见肉食供应了，即使有肉票也难以买到肉，人们就凭票{qg}肉罐头，{zh1}肉罐头也买不到了。这时，母亲又接到我大舅的来信，大舅在信里说，我的姥姥正在生病，很重。母亲心急如焚。父亲对母亲说：“看来，老母亲生病指定很重，你还是应该回去看看，你也是多年没有回老家了，借机也看看老家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心里也就踏实了。这次回去，也把秀岩带去，给你做个伴。反正他放暑假也没什么事，给他买个半价票就行。”母亲说：“也好，秀岩没出过远门，跟我回老家也能长点见识。”我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
我们出行的行李很简单，除了随身带的衣服，只带了两斤糕点，两瓶水果罐头和几张发面饼。糕点和罐头是送给姥姥的，发面饼是留作我们途中吃的干粮。
经过{yt}一夜的行程，到芦台车站下车时已是傍晚时分。车站的候车室里挤满了向外逃难的和要饭的人。走出车站，母亲见我饿了，就从提兜里拿出{zh1}一张饼给我吃。我拿着饼正在吃着，突然窜上来一个半大男孩子，伸手就把我手中的饼给抢走了。母亲看到了就赶紧追了上去，想把那块饼要回来。那个男孩跑不动了，就把那半块饼举到嘴前，往饼上吐吐沫，意思是说，你不嫌脏就拿回去。这是一个要饭的孩子，脸和手又黑又脏，估计几天都没有洗过。母亲又气又急，面对这个孩子干没办法。周围的人也都劝母亲，不要生气上火。这种事天天发生，有的因为抢吃的打了起来，出了人命。告诉孩子，以后再吃东西不要当着人面吃，要躲到没人的地方吃。
车站前面的几家饭店门口都坐满了要饭的人，见有人从饭店出来，要饭的就赶紧跑进去，把盘子里的剩饭剩菜舔干净。
从芦台到老家有20里的旱路，没有汽车，只有来回跑运输的马车捎脚，我饿着肚子跟着母亲一路颠簸地赶到姥姥家。
姥姥躺在床上，脸色惨白，身上有些浮肿。母亲见到这情景，顿时哭了起来。大舅在家一边忙着为我们做饭，一边抽空过来与母亲说话。大舅卞春峰，1947年参军，后来就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并当了连长。1953年从xx复原回老家种地。成立人民公社后，当上了大队书记。后来因为对浮夸风不满，被上级领导指责右倾，受到压制。大舅一气之下，辞去了书记职务，甘心做个农民。大舅说：“耕地都归了集体，干活大帮哄，农民没有了积极性。今年河北又遇到大旱，领导瞎闹腾，报喜不报忧，抗旱不得力，地里的庄稼都旱死了。政府迟迟拨不下来救济粮，社员每天的劳动就是白搭工。公社食堂没开多久就散伙了。社员对土地没了指望，只好靠挖野菜，捋树叶充饥。这年头，能活下来就是大难不死。”他说这些话时，头低着，声音很小，好像这些话说过多次，感觉麻木了。
后来才知道，姥姥的病是饿出来的，浮肿是吃了野灰菜中了毒。
第二天，我和母亲又到离姥姥家不远的辛庄看望我的大伯。他躺在树荫下的长凳上，脸色泛黄，眼神呆滞，额头有些浮肿。见了我们，他吃力地坐了起来，虽有笑容，但很快就消失了。
“没想到您病得这么重。记得您去年来信还说，吃大食堂不花钱的事呢。”母亲极力安慰他。
大伯向我们摆摆了手，什么也没说，满脸的无奈。
在姥姥家住了几天，也难为了两个舅舅。老舅卞春云五个孩子，吃不上，穿不上，哪里顾得了我们。大舅虽单身一人，也是急得团团转。他把家里的一个漆柜拿出去卖了，换回几斤棒子面，算是给我们吃了一顿饱饭，表达了一点心意。剩下的日子就是喝稀粥，这是用野菜熬成的粥，如果不是往里面撒了一把棒子面，那就是野菜汤。
“哈尔滨再困难，至少每月还有口粮吃。这里连口粮都没有着落，怎么能活得下去？您什么也别想，就跟我们回哈尔滨吧。怎么也饿不到您。”母亲不敢在老家久留。于是就动员姥姥跟我们一起回哈尔滨。
姥姥答应了。
三
姥姥来到哈尔滨，得到了母亲的精心照料，家里的细粮都做给姥姥吃，姥姥的身体很快就得到恢复。
粮食供应日益紧缺，在黑市，一市斤的地方粮票卖到了3元，全国粮票卖到4元，一市斤面票卖到5元，相当于一线工人五六天的工资。商店里出现了副食代用品，如用淀粉做的“人造肉”，远看红白相间,象是肉，近看象是用石蜡做的标本，吃起来没有肉味，没有营养。这何尝不是“画饼充饥”。还有一种“康复粉”，是用麦麸粉和豆粉磨碎搅拌，再加上糖精或砂糖制成。“康复粉”也不是随便都可以买到的，是卖给有浮肿或肝炎的病人，要凭借医生的确切诊断才能买得到。
豆饼和豆腐渣已经很难买到了。母亲就托人买来一块麻籽饼。麻籽皮很硬，嚼不烂，母亲怕吃进去消化不了，就不让吃了，于是又到江北糖厂买回一袋甜菜丝。这是榨完糖后的甜菜下脚料，有一点呛人的味道。母亲将甜菜丝浸泡，洗净后，用开水抄一遍，然后剁碎，放进一点油做成馅，用玉米面包成菜团子。这就是全家的主食。
饥饿的感觉像抽丝，让你手脚没了力气，胃肠徒劳的蠕动，没有供它们工作的东西，看到可食的物品，喉咙里就像有只小手伸出来，把食物抓进去。面对菜团子，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味道和营养了，当肚子饿得嗷嗷叫的时候，先吃进去再说。
每天早上吃的稀饭，其实就是米汤，清得能照见人影。我当时正读小学，一到课间操，肚子就空了。我家离学校一道之隔，因为有10分钟时间，从学校到我家，只需2分钟就可以赶到。我就急急往家里跑，翻遍了橱柜，偶尔拿到母亲蒸好的菜团子，一边咬一边赶回学校。
在学校，我们坐在冰冷的大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卖力地教，我们静静地听、做练习，好像学的东西不怎么难，一听就会，只是总觉得饿。课间，没有学生出去做操，也没有几个去追打着玩。老师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出去玩一会儿！我们不动，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想遵守什么纪律，实在是没气力玩！
饥饿考验着大人，也考验着我们。春天，榆树挂满了榆树钱，吃起来有点甜。我们几个同学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路边的榆树钱，就忍不住放下书包爬到树上捋榆钱吃，吃不了的就放进书包里，留着上学时吃。
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和邻居结伴到很远的郊区采野菜捋榆树叶。野菜的种类很多，有苋菜、马齿苋、曲梅菜、竹业草、柳蒿芽……凡是可以吃的野菜，都成了人们争相采摘的美食。采回这些都是用来做菜，榆树叶用来熬玉米面粥。天天吃糠咽菜，脸呈菜色，那里谈得上营养。母亲看到我们几个孩子骨瘦如柴，知道这是因为挨饿，营养不良造成的，心里着急，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调剂伙食。
有一次，家里的一罐头瓶子猪大油被我和弟弟偷吃了。这是母亲托人用肉票从肉联厂买来的猪板油，回来熬成大油，炒菜时添上一点，菜就有了荤腥。母亲看见罐头瓶子里的大油突然见少，知道是我们偷吃了，也没有生气，只是掉泪。她理解我们的需要。后来，母亲就把自己结婚时的一点首饰换了钱，买回玉米面给我们吃。我记得当时一个金戒指卖了10元钱，换回20斤玉米面。每次吃饭，母亲都是{zh1}才吃，那时我们都小，不懂事，母亲能不能吃饱我们没有问过，但我知道，母亲，在那几年里，恐怕从来也没有吃饱过。
到了1960年秋末，农村地里的庄家都收完了。母亲听说城里有不少人都去农村的秋菜地里捡菜叶、萝卜缨背回来吃，也有年轻人扛着锹镐到大田地里挖老鼠洞，据说挖一个鼠洞能抠出几斤粮食，报纸还宣传过经验，说这是一举两得，既灭了老鼠，又填饱了肚子。
母亲也动了心，但她害怕老鼠，不敢挖鼠洞，就想去农村拣点菜叶，于是就带着两个姐姐和哥哥去离哈尔滨有百十多里的周家拣菜去了。等到了周家，赶到地里才发现，这里的菜地已经被人捡得干干净净。母亲不甘心，就分成两个组，母亲和大姐一组，二姐和哥哥一组，分头去捡。哥哥和二姐看到有一块菜地里堆着一堆萝卜缨子，以为人家不要了，就拣进袋子里。还没有拣完就被当地农民给扣住了，说是偷了他们家的菜，非得要带到大队部去接受处罚。闹腾了半个多小时，{zh1}，哥哥把袋子里的萝卜缨子都倒出来，赔礼道歉才算了事。母亲和大姐在车站候车室里焦急地等着二姐和哥哥，等他们回到车站时，开回哈尔滨的客车已经过去了。母亲安慰着说：“虽然没有赶上回去的火车，没有捡到菜叶，人没出事就好。”眼见天黑了，母亲随身上带来的干粮早就吃光了，大家又冷又饿。母亲把手伸进袋子里，摸出一棵小白菜，用面袋子擦了擦，掰下菜邦递给姐姐和哥哥吃。冰凉的菜邦子总算缓解了一时的饥饿。到了晚上10点，车站还有不少为了拣菜没有赶上回程火车的人，个个都心急火燎。这时，车站贴出通知说，有一趟去哈尔滨的闷罐车，没有走的旅客可以坐闷罐车走。母亲他们不敢耽搁，赶忙爬上了闷罐车，可这趟车没有停在哈站，而停在了离哈站有很远的货运场。下了车，他们摸黑走了很远的路才找到汽车站，到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母亲拿起空空的袋子含着泪说，大家都在挨饿，哪有农民把菜扔在地里让我们拣的好事。以后，我们再也不能干这种蠢事了。
四
这场大饥荒从1960开始，历时三年才结束。到了1963年，大多数的日子已经不存在饥饿，也感受不到饥饿对人的折磨，即使偶尔遭遇饥饿，那也是一种可以承受的、一时的、短暂的饥饿，已无关生存，无关热量，无关营养，这时的饥饿不需要太强的忍耐力，忍耐过去之后，总能获得充足的补充而不至于使饥饿在对食物的欲望中延续。
许多时候，当年挨饿情节已成为口头故事的一部分，在教育不懂事的孩子时成为忆苦思甜的典型材料，但在我看来，孩子们对故事发生的年代颇感遥远，听罢犹如天方夜谭，纯真无邪的目光中xx地流露出一丝丝的疑问：
“挨饿是什么滋味？”孩子们问我。
我说，挨饿的人饥肠辘辘，肚子疼痛，眼冒金花，身淌虚汗；挨饿的人心慌意乱，坐卧不安，气若游丝；挨饿的人想去偷，想去抢，想去xx。挨饿使人疾病缠身；挨饿使人万般无奈；挨饿使人丧失人性。但是，挨饿也使人怜惜老人和孩子，怜惜弱者和病人；挨饿也使人恢复理性，不再狂妄；挨饿也使人清醒起来，坚定信念，勇敢面对！
挨饿，痛了肚子，醒了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