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女儿及其他

郭恒忠

    转眼间就到了60年国庆了。

    逢五逢十的大庆，应该是学生“最热闹”的时候，我都没有参与其中。大学之前，我还在山东的乡下读书；大学之后，“缓分”留校待审查，给了“没有发现问题”的结论，到报社报到已是国庆节后；后来，我一直做夜班编辑，夜班人手不够，我俨然是“挑大梁”的，上完夜班，还要上白班，组稿、编稿、组版、看大样，尽管曾做过单位兼职的团的书记，也是组织大家去练跳舞，自己也没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什么庆祝活动。跳舞的那儿不缺我这个人，出报的工作更为重要，何况到那儿去跳类似“忠”字舞一类的舞蹈，即非我擅长，也非我心愿。

    到了60年大庆了，给我切身的感受，一是广场周边大搞修缮，晚上开车就见交通管制；二是我的女儿在这个暑期去练“翻花”——不同颜色的塑料花，需要她们翻动。每天早晨去，中午回家。她所在的中学有650名同学参加。据称北京全市有10万名大学生中学生参加。全市中学生已有两次大规模的彩排，一次是5点20分到校，一次是4点45分，再集体到南三环的家居广场集合。这个夏天，热的时候烈日当头，下雨穿着雨衣也要训练，喝瓶矿泉水，吃块面包，孩子的辛苦可想而知。在家，做父母的拿孩子当宝贝，可到了学校，她就是一个“社会的人”了。

    看到孩子的脸和胳膊腿都晒黑了，确有几分心疼。作为家长，还要给孩子“正面”的教育引导，把参加大庆“翻花”活动视为一种荣誉。孩子也接受这一观点。她提出，既然是荣誉，也该让其他地方的中学生有分享的机会，比如各个学校的“三好学生”，每个省市给多少个名额。我哑然无语，不知道该如何给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只能说那样太折腾，社会成本太大了。孩子似乎明白，也似乎没有明白，只是每天照旧早早起床去学校。家离学校有10多公里，特别早走我就去送她，6点多走她自己乘出租车，中午再乘公交车回家。她自己还联系了家教，平日在xx，如今只能安排在了晚上。虽然孩子表现得很独立了，但作为父母仍是不放心，特别是对女孩子，更多一分担心。

    如果说，这叫一分奉献和牺牲的话，我认为也该付出，不论经济上的，还是时间上的和情感上的。只是有些时候有一丝说不清楚的苦涩，表现在莺歌燕舞之下的，是否真正是那样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做这样的事让人有种无奈的感觉。当然，此时不是谈论社会问题的时候，说了反而有制造不和谐的嫌疑，但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宪法是这么规定的，我们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思考，哪怕是不同于当政者所谓的正面意见。可实际上，有不同意见、提一些质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如河南省南阳市那个叫王清的青年一样被视为“间谍”，且不说公民有不服从的自由了。

    纵观历史，历朝历代的立国初始基本上还是较为清明的，但到社会稳定几十年后，也有所谓的“中兴盛世”出现，尽管表面上社会财富增加了，可是新的贫富不均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形成了，显现的腐败也表面化了，新的阶级矛盾开始了对立。我虽不敢说当下的社会已到了这样的境地，但确实已出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对立，如较为普遍的所谓的仇富心理，逐渐泛化成普遍社会心理的对司法不信任感——{zg}法院的副院长沈德咏也讲过这样的观点，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现象。如果那些对国家大事说话算数的人还抱有“鸵鸟心理”，或是当{yt}和尚撞{yt}钟，社会矛盾积重难返了，将来的现象岂止是可怕，和尚做不成了，想撞钟也没机会撞了。

    中学生还是较为单纯的，但也有自己的观点了，如女儿就说过大学生每天有补助而她们什么也没有的话。将来她们踏入社会了，了解了“可怕的现象”的来龙去脉，恐怕不是拿什么荣誉的话就能把她们糊弄得过去了。我期待着，我的女儿将来每到逢五逢十的国庆，或是政府的、社会的什么事情，心甘情愿，欢天喜地，去参加一切“被号召”和“被安排”的活动，不计算成本，把那些事当作自己的事，而且把能得以参加视为一种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