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新桂系；“三自政策”；军阀政治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1-0061-08

　　蒋桂战争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利用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复杂形势割据广西，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新桂系为巩固割据政权，提出“三自政策”，整顿省政，致力省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三自政策”是新桂系经营广西并准备重新向外发展的基本方略，集中体现其政治诉求。以往关于新桂系的研究虽也涉及“三自政策”，但专文论述很少，缺乏深入分析和认识。①深入剖析“三自政策”，揭示其实质，有助于正确认识新桂系的割据统治，也有助于正确认识民国时期地方割据、政局混乱的历史现象。

　　一

　　1929年蒋桂战争，新桂系遭到惨败，在省外的第四集团军覆没，李宗仁、白崇禧只身逃回广西。新桂系不甘失败，组织“护党救国军”，以剩余的力量进攻广东，企图扭转不利的局面。但攻粤很快失败，李、白流亡海外。不久，李、白乘国内各派混战之机重返广西，整理队伍，联合入桂的反蒋将领张发奎，再次攻粤。桂张军攻粤又告失败，退回广西。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等联合反蒋，新桂系响应出师北上，参加中原大战。新桂系在湖南衡阳与拥蒋粤军激战，{zh1}败北，再次退回广西。连年征战屡挫，新桂系实力几乎丧失殆尽，陷入随时被消灭的困境。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爆发“约法之争”，胡被扣押，引起国民党内轩然大波。胡的亲信跑回广东，策动陈济棠反蒋，陈派人到广西联络李、白，释嫌修好，团结反蒋。同年5月，李、白和各反蒋派云集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与南京抗衡的国民政府，形成宁粤对峙的局面。桂粤联盟反蒋，使新桂系渡过了最困难时期。

　　宁粤对峙形成后，广西形势逐渐稳定，蒋桂关系出现暂时的和平。连年战乱后的广西，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新桂系坚持反蒋，决心“反对独裁政治，护党救国”，“做拨云雾而见青天的伟大工作”，“肩负起复兴中国国民党的使命”。［1］（p.92）局势甫定，新桂系即抓住有利时机，调整对外关系，整理省政，恢复家园。桂粤联盟使广西获得一时相安，但新桂系认为蒋介石消灭异已之心不死，迟早会对广西用兵，维持广西割据得靠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因此，整理省政首先是整军经武，加强军事力量。但广西是穷省，连年战乱使全省百业凋敝，民穷财尽，大量扩充xx是办不到的。经过一番谋划，新桂系决定效仿古代“寓兵于农”、“寓兵于政”和“兵民合一”的办法，创办民团，认为“寓兵于团”可以解决财力不足无力供养大批正规军的困难，保持足以防御外部势力入侵的武装。［2］（p.27）这是30年代初新桂系大办民团的由来。

　　新桂系从办理民团中得到不少启示，总结出治理省政、巩固割据的方略，这就是“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首先，建立民团，组织民众军事训练，养成“民众武力”，平时可维持治安，战时可改编军旅，抵御外敌入侵，于是形成“自卫政策”。之后，新桂系看到经过民团训练的民众“形成一个有组织有训练的集体力量”，认为施以政治训练就会有“自治”的能力，办理“地方自治”，从而为“民主政治奠定基础”。这样，又产生了“自治政策”。新桂系还认为，可以组织民团去从事各种生产建设，实行经济“自给”，于是又形成了“自给政策”。［3］（p.129）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总结，1935年新桂系确定“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作为治理广西的基本原则。以往论著认为“三自政策”是新桂系1932年提出来并确定为治桂基本原则的。这一说法不够准确。“三自政策”并不是一次完整提出，而是逐步形成的。民团最早创办于1930年秋，但1932—1933年才逐步在全省普遍推行，新桂系对“三自政策”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白崇禧是“三自政策”的xx者，他是1933年10月在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演讲时{dy}次并提“自卫”、“自治”、“自给”的。他总结办理民团的经验，指出创办民团的目的是对民众施以政治、军事、生产综合的训练，“就是要使民众能够自治自卫自给”，办理民团意义重大，“不只是民团能够拿枪打仗，其重大意义是在于推进政治与经济建设的发展”。［3］（p.129）白崇禧把“自卫”、“自治”、“自给”合并为“三自政策”，则是1935年2月在南宁对各机关公务人员、中等学校教职员及干训班官长学员的演讲中。他说：“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是“建设广西的三大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建设本省及复兴中国的一个理论体系。”［1］（p.48）李宗仁、黄旭初1934年后才提出“自卫”、“自治”、“自给”。1934年5月20日李宗仁在广州对留穗学生的演讲中说，《广西建设纲领》“确定了今后广西建设的方针，内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大部分，其目的则自治、自给、自觉、自卫以为复兴民族的基础。”［4］黄旭初{dy}次提出“三自政策”，是1934年6月9日在广西行政研究院中演讲时。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人民能够‘自卫’、‘自治’、‘自给’”。［5］（p.8）新桂系官方公文首次使用“三自政策”，是1935年8月10日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决议修正通过的《广西建设纲领》。《纲领》规定“自卫自治自给之三自政策，应为本省建设之总原则”。［6］（p.3）此后，“三自政策”在军政要员的演讲、政府政令、公文和宣传品中大量使用和宣传。这些情况表明，“三自政策”是新桂系1932年后在办理民团、强化武装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二

　　“三自政策”提出后，为使其能够贯彻实施，新桂系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传“三自政策”，将其列为干部教育的基本教材，并贯彻到各级学校的教育中。新桂系首领们在宣传中不断对“三自政策”进行阐释、补充和完善，使之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白崇禧对“三自政策”的“要义”阐释得xxx和完整。他首先强调，“三自政策”最重要的是“自卫”，“我们的一切建设，都要以军事为中心，因为有了军事才能自卫，能自卫才能建设。如果离开了军事而妄谈教育，离开自卫而妄谈建设，那是一种xx政策。”［3］（p.100）他说，所谓“自卫”就是“一个国家民族被别国异族侵略时候，应该采取正当防卫”，“能自卫者生存，不能自卫者灭亡。”“我们所主张的自卫，是以整个中华民族为立场的，所以自卫的意义，近一点说，固在保障广西的建设，使广西一千二百八十万同胞，都能够安居乐业，不至于受他人蹂躏；然而我们的{zh1}目的，还在于保卫中华民族。”［7］（pp.15-16）怎样才能够“自卫”？白崇禧认为“自卫”的具体方略是“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和“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所谓“寓兵于团”，就是办理民团，组织民众军事训练，培养“民众武力”；“寓将于学”，就是在大中学校实施军训，“养成预备将校人才”，学生毕业后平时从事各种事业，有事时可充任下级军官，带兵作战；“寓征于募”，就是“把征兵寓于募兵的意思”。因为征兵和募兵两种制度各有利弊。“寓征于募”则“取两者之长，而舍两者之短”，征兵时对应征的壮丁先挑选自愿者，自愿太多或不足时用抽签办法来决定。［7］（pp.20-24）白崇禧自信实施“三寓政策”，就能够有效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因此又有“三自三寓政策”之说。其次是“自治政策”。白崇禧说“自治”主要是实行“地方自治”，“一方面是地方人民有依照自己的需要来管理地方事情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地方人民应各尽义务，各献能力，来办理地方事情”。他说：“我们要把自治办得使人人都有自治的能力”，“拿这种自治工作做基础，就可以树立民主政治”。［7］（pp.21-22）再次是“自给政策”，“就是想满足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生活，都要靠自己的生产来维持，不依靠别人的意思。”［7］（pp.23-25）“自给政策”的主要措施是“从发展生产与统制贸易两方面双管齐进”。［2］（p.20）{zh1}，白崇禧概括说：“自卫是用以抵抗敌人军事的侵略，自治是用以巩固我们下层政治的组织，造成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自给是用以抵抗外来的经济侵略。”［1］（p.154）李宗仁、黄旭初等人也都作过类似的阐述。

    值得注意的是，新桂系在宣传中极力把“三自政策”与孙中山三民主义联系起来，标榜“三自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策略”，是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制定的。白崇禧说：“总理的民族主义，要民族能独立自卫，不受欺侮，使民族能自决，地位提高。民权主义要行地方自治，使下层基础组织稳固。民生主义要中国同胞生活所需能自给自足，不须依靠别人生存。三自政策就是根据三民主义规定出来，以为要能自卫，民族才能自由；要能自治，民权才能实行；要能自给，民生问题才能解决。所以三民主义，可以说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可以说是三民主义的实行。”［1］（p.18）白崇禧还进一步阐述“三自政策”对实行三民主义的重要意义。他说：民族主义是对内承认各种族平等，对外要求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律自由平等。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又不能运用民众自卫的力量去实行民族自卫，所以中国不能在国际地位得到平等。因此，建立强大的民族武力，以抵抗外侮，这是实现民族主义的前提，“而三自政策中的自卫政策，就是建立民族武力的xxx的方案，所以我们可以说，自卫政策是实现民族主义的津梁。”民权主义，是使国内一切人民都具有管理政治的同样权利，但中国民众数千来不与闻政治，教育不普及，缺乏参与政治的认识和能力，所以总理昭示我们要厉行地方自治，扶植民权，以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过去由于“没有适当的策略”，因而没有什么成效，“而三自政策中的自治政策，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zh0}方法，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自治政策是实现民权主义的津梁。”民生主义是要人民经济地位平等，然而在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的侵略和压迫下，工商农业不断地破产衰落，整个国民经济面临空前危机，“而三自政策中的自给政策，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办法，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自给政策是实现民生主义的津梁。”［2］（pp.3-5）根据这样的理论，新桂系大力宣传：“三民主义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十年之久，但革命的{zh1}目的仍未达到，这并不是主义的不正确，而是没有适当的政策去执行。三自政策便是推行三民主义的{zh0}政策，可使中国的革命运动迅速成功。”［8］（p.5）经过新桂系的阐释宣传，“三自政策”成为广西的三民主义或广西化的三民主义。

　　新桂系将“三自政策”与孙中山三民主义挂钩，标榜“三自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革命策略”，是有其政治用意的。民国以来，地方军人拥兵自重，割据地盘，被视为“军阀割据”，声名狼藉。新桂系为避免这个恶名，需要用“革命理论”来装饰，“奉行总理遗教”、“实践三民主义”是{zh0}的办法。这不仅可以应付蒋介石的责难，又可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从新桂系经营广西的活动不难看出，其“三自政策”的所谓“自卫”，就是动员全省力量强化武装，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维护其割据政权；所谓“自治”，就是建立独立的政治体系，防止蒋介石势力干预广西政务，维护其独树一帜的政治局面；所谓“自给”，就是利用广西自然经济自给自足，防止外部经济的渗透，危及其利益。总之，蒋桂战争后新桂系实力大大削弱，在无力向外扩张的情势下，新桂系采取武装自卫，保境安民，闭关割据，自给自足，积蓄力量，待机再起，这是“三自政策”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