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

    颇为值得玩味的是，双目几乎xx失明的博尔赫斯担任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馆长，这似乎是来自上帝的充满悖论色彩的玩笑——他准许你进入天堂，却让你一无所见。即便如此，素以想象力丰富著称的小说家依然用心
眼洞察一切，他将图书馆拼凑成天堂的模型。任何读书人宁可抛弃眼见为实的想法，也愿意采纳博尔赫斯的虚构，并且顺带地推理出了每个读书人的书房就是他的小型人造天堂。

    2009年我的阅读经验就始于对天堂的虚构。单行本的波德莱尔《人造天堂》虽然出版于2008年岁末，却是我在本年度阅读的{dy}本书。与博尔赫斯的精神文明天堂相去甚远，波德莱尔的天堂显然在“反低俗”的范畴之列，在他的诗性描述中，酒、xx与印度xx酿制着细微而精致的奇妙感官经验，营造了一个颓废的波希米亚风情的幻觉天堂。虽然，它们的副作用毋庸置疑，波德莱尔也十分清楚荷尔德林的诗句“把人们带入地狱的，往往是欲把人们带往天堂的东西”，但是，药理学的地狱无损于文学的天堂。事实上，不仅是文学，任何书籍都可能具有xx的特性，“读品”与“xx”的谐音关系打通了它们的内在相似性——书籍也如xx一样能够产生绵延的迷醉感，阅读过程就如同吸食过程一样充满快感，而上瘾是体验之后不可避免的结局。

    波德莱尔是19世纪游荡在巴黎街头的醉鬼，雷蒙德·卡佛也有酗酒的恶习，然而游荡与流浪不同，卡佛并没有一笔可观的遗产来供养自己的生活，因此，这个低层的酒鬼只好在妻离子散和失业的双重打击后展开他在美国大陆的文学流浪之旅。2009年度可谓是卡佛在文学类出版市场上的丰收年，《大教堂》与《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在这一年里共同亮相，掀起了文青团体内部的“卡佛热”。卡佛被誉为“极简主义大师”，对于文学作品的翻译者而言，原文的简洁程度与翻译的容易程度并不必然相关，尤其像卡佛式的简约反而更考验翻译者的功力。我是在念本科时接触雷蒙德·卡佛的，那时候手头没有他的任何一本书，xx只能通过阅读网络上那些零星小说来窥测他的风格。在那些翻译质量层次不齐的译文中，我还是感受到了卡佛那种独特的魅力，这也促成我对他的阅读兴趣。就我目前所阅读过的卡佛作品而言，比较对他的翻译最为传神恰当的还是许多年前于晓丹翻译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相对较好，而《大教堂》的语感是三个翻译者里最差的。

    巴什拉是另一个我持续xx的人，与热衷搜索卡佛的小说差不多同时，我听说福柯《疯癫与文明》中描写的“愚人船”其实是在对他的《水与梦》进行“仿写”，凭着对于福柯的兴趣以及欣赏那些仿写片段的文风，我才逐渐接近巴什拉。颇为扫兴的是，不论当时还是现在，他在国内的译作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比例不大，在那些为数不多的译作中还有一些是翻译质量实在不敢恭维的。《空间的诗学》可谓是97年出版的《梦想的诗学》的具体操作版本，在此，他将梦想的具体形式空间化。作为一个哲学家，巴什拉继承了胡塞尔“现象学还原”的认识论，他返回经验层面重新审视对于客体世界的关照，并且在直观中充满了主体的欲望与诗性经验。居室空间在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温情脉脉的诗意，在这个房价持续飚高与电视连续剧《蜗居》引发“购房恐惧症”的独特时代里，不妨戏仿xxx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的句式——房价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空间的诗学》是房奴的xx。

    2009年，阅读无疑是{zh0}的xx剂，它全面有效地安抚了触目惊心的现实。一般而言，诗歌是我的{sx}。就我的阅读范围来说，斯蒂文斯的《{zg}虚构笔记》与阿多尼斯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本年度出版的最值得一读的诗集。尤其是后者，面对生存的荒凉感、来自历史的屠杀，以及心灵的自我救赎，诗歌语言沉痛地向现实发难。他的《T城》、《Z城》和《G城》等诗篇所描绘的城市风貌，自然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破败、死气的“S
城”时的文化背景，险些误以为阿多尼斯来过中国。这些都是“死城”，“在名叫Z城的器皿里，生长着叫做‘杀戮’的xx凋谢的植物”，“在G城，人只有在他白日xx的底层，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历史”。

    除了诗歌，或者广义上的诗性文本之外，重拾童年时代的童话阅读是我{zx1}研发的镇痛疗法。卡尔维诺采编选录的三卷本《意大利童话》与阿多尼斯的诗歌几乎陪我度过了整个6月。有别于诗歌的沉重，《意大利童话》xx符合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提出的轻逸的美学旨趣。在那些“从此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生活”的结局到来之前，几乎全世界的童话都会不约而同地给主人公制造一些麻烦，甚至是苦难。然而，为了幼小心灵不至于在无情现实中备受摧残，美好结局是必然的，删节内容也是自然的。可以说，任何的童话都是“绿坝”装置的“花季护航”中被制造出来的。前几年出版的《百变小红帽》向读者演示了“很黄很暴力”的成人故事是如何演变成为“很傻很天真”的童话故事，从中不难发现某些微妙之处——童话审查制度的运行机制就是有关部门以成年人的立场把读者都预设为需要“保护”的未成年人，用心良苦地将部分内容删节掉以避免在现实面前遭受惊吓。

    我后来改投哲学系，文学阅读始终没有间断。但是，对外却并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曾经就读于中文系的事实。在大部分人看来，中文系毕业就等同于成为小资或者文青；而在我和我交友的少数人看来，小资或者文青几乎就沦为了贬义词。这或许和现状有关，八十年代的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多半是在精神世界中崇尚自由的思想青年，如今它的生产品则改换成了物质世界中立场保守的文艺青年。苏珊·桑塔格对于我是一种启示，她从文学研究出发而能够进入思想领域，她提示着一种可能回复到过去的路径——如何让文学研究和崇尚自由的思想挂钩。随笔与演说集《同时》是桑塔格生前的{zh1}一本书，在该书中，她集中反思了“9·11事件”，并且大谈文学与良心、文学与自由以及勇气和抵抗之间的关系。在一篇名为《文学就是自由》的演讲中，桑塔格{zh1}颇具危机感地强调——“文学就是自由。尤其是在一个阅读的价值和内向的价值都受到严重挑战的时代，文学就是自由。”

    除了桑塔格之外，另一个针对“9·11事件”发表个人观点的xx知识分子就似乎波德里亚，他们两人结下梁子也或多或少与彼此不同的看法和立场有关。当然，这并不妨碍阅读了桑塔格之后就马上去阅读波德里亚。如果说桑塔格是从文学到思想，那么波德里亚的《冷记忆》可谓是从思想到文学，难得一见的是，它是这位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zj1}有可读性的文本之一。《冷记忆》总共5本，主要是由笔记和格言组成的思想碎片，之所以说它可读性很强，xx是因为波德里亚一改其他著作中长篇大论的理性论述，而采取了短小精悍的感性叙写。不过，对于真正的思想者而言，言论的精简绝不会使得思想变得浅显，反而会因为格言的话语强度加大思想的冲击力。另一方面，这种写作形态也更适合后现代社会的阅读习惯，在他论述的后现代社会中，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打碎了时间的绵延特性，时间成为零碎的片段后，最适合短平快的阅读（不一定就是快餐式的浅思维阅读）。事实上，我就是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一边抱怨上海恼人的交通拥堵，一边在公交车与地铁上读完此书的。

    以上书籍大多是虚构类的或是理论层面上的，阅读不能xx脱离现实，否则仍旧是文青的阅读习惯。充满现实感的阅读，我大多是通过《南方xx》、《南方都市报》等时评文章来完成，然而，近些年国内的时评写作的口水化倾向愈来愈严重，相比之下，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要好很多。翁贝托·埃科的《密涅瓦火柴盒》是他的时评文集，他身兼小说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多重身份使得时评呈现出兼具智性、学理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的特色，虽然有时候也不免有些油滑和狡黠，不过，比之媒体的舆论口水战来很值得一读。

    此外，近些年来事关法权的热点新闻层出不穷，譬如“正龙拍虎”、“躲猫猫”、“俯卧撑”、“xx钓鱼”等迅速蹿红为网络流行语，我对于法学xx是门外汉，所有的判断也往往基于常识。其中，《洞穴奇案》这本西方法学的通识教育读本颇为适用于让非法学专业的人了解法哲学。该书假设了这样的情景：五名洞穴探险爱好者受困山洞之中，他们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以救活其余四人。获救后，幸存的四人以xx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作者虚构了14种理由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详尽地展示了法哲学中的不同法学观念。对于一个公民社会而言，具有一定的法学知识并依法维权固然重要，但是，了解法律何为以及法律所代表的哲学精神似乎更为必要。

    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向来致力于研究中国问题。2009年出版的《缠足》与《饕餮之欲》将西方的理论目光聚焦在中国的欲望问题上。高彦颐通过分析缠足和放脚的两种态度，勾勒出了不同权力机构的相同运行目——在欲望面前，权力以一切可行的方式来体现自己的主导性。冯珠娣深谙中国圣贤“食色性也”的教诲，在“食”和“色”中试图寻获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轨迹，最终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欲望的通货膨胀的这个结论上反过来挑战“食色性也”的论断。

    西方人虽然具有理论优势，对于中国现状的经验却很贫乏，他们只能在宏观层面上论及中国问题，难以在微观层面上细致深入地进行。中国学者的大多数情况是，他们不是喜欢高屋建瓴式地宏大叙事，就是缺乏必要的敏感气质来接近那些微妙的现实。作为批评家的吴亮和钟鸣，他们正是那种有能力在文化领域内触摸到最微弱脉搏的人。吴亮的《另一个城市》似乎是以本雅明的方式来写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融合了前者游牧者的都市生活方式和信手拈来的引文，以及后者结构单一却能不断推演到变化多端的城市风貌。《涂鸦手记》是2009年我最期待的一本书，素有“文化猛犸”之称的钟鸣在沉寂多年之后终于重出江湖了。《涂鸦手记》的写作风格延续了他早年力作三卷本《旁观者》的路数，但比前者更为精彩，浩繁的旁征博引和显微镜般的文化视角堪称是他当年驰骋文坛的独门秘笈，如今看来也鲜有后来者能够望其项背。值得一提的是，吴亮与钟鸣的话语方式与文本特点具有太极拳般的艺术感，却能以柔克刚地施展致命一击，使得批评家的形象不再被大众读者妖魔化为凶神恶煞的刀笔吏。

    或许还应该谈谈趣味阅读，起码在我看来，倘若所有阅读都一味地令生活沉重不堪，那么就暂时放下手中的书卷好好思考一下是否有苦读的必要了。首先要推荐的是周立波。当然，这样的推荐显得有些多余。那个《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作者周立波，自然没有推荐的必要，除了中文系相关专业的教师学生，其他人根本没有委屈自己去读的必要。那个上海滑稽演员周立波，则根本不必我推荐，他的戏票早就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又何须费力推荐呢？在很大程度上，周立波的走红都是拜上海地方文化多年来受到话语打压然后强势反弹所赐，在全国范围内沪语是被排除在话语霸权之外的微弱声音，他的《诙词典》的出版迅速成为上海市民话语反抗的红宝书。尤其是今年以来，当有媒体将说上海方言定性为“不文明行为”后，上海人的地方意识空前高涨，而周立波则是他们能贡奉为偶像的{zj0}人选。当然，《诙词典》中收录的沪语多半为中生代沪语，对于年轻人来说觉得遥远而新奇，对于上了年纪的老克腊们来说又太过小儿科。但是，不论怎么说，它起码接续了新上海人与这座城市的文化血脉——毕竟，在这座城市中的年轻人的沪语已经越来越不纯正了，甚至在很多地方大家有意无意在使用着“文明行为”，而全然不说方言。

    另一本值得推荐的是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全文内容最初在天涯论坛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等到印刷出版后立即引起了更大的轰动。纵览全书{zd0}的发现就是大陆与台湾除了具有文化时差之外，居然还都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只不过，台湾的昨天就是我们的今天，而台湾的今天是否会是我们的明天，却依然是个未知数。书中所提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与“喝茶”，是相隔海峡也能相视一笑却又彼此都心知肚明的事情；而“民主香肠”却是大陆公民从未品尝过的台湾小吃。这些年，两岸互通有无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也经常能在上海遇到那些有xx普通香肠的台湾小吃节。只是，在深层意义上的精神文明引进几乎见所未见。或许也是因为这些缘故，我对《我们台湾这些年》的前半部分虽未亲见却能异常熟悉，而对后半部分里那些遥远的故事则充满了好奇，在其中也蕴含着我对于另一种意义上的“人造天堂”的向往。

    {zh1}，不得不说的是，选择阅读某一本书即是拒绝阅读另一本书，甚至更多数量的书籍。理由极为简单，当你手持一书之时，你不可能同时阅读另一本书。换言之，选择某本书就是在其时拒绝了阅读的其他可能性。因此，唯有好书才会令人心甘情愿，对于舍弃这种无限的可能性也在所不惜。当然，以上这些书，仅仅是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认为的2008年度出版的好书。限于精力有限、专业局限与兴趣偏好，我所选的书也必定是对无数其他好书的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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