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铁腕拆广告 新政争议中前行

　　时代周报记者  孙勇杰

　　一年多来，从城市建设“大跃进”到骤然的市容改造，从苛行问责的招商引资到昆明官员必须掌握5门外语，仇和模式，不断改变着昆明城市固有的面貌，也不断冲击着更为牢固的官场吏制。仇和新政，正在以更激进的形式，在春城昆明推进着。7月9日，仇和对整治昆明户外广告作出重要批示，令出即行，各级政府雷厉风行地掀起一场对昆明户外广告产业具有毁灭性的整治行动。户外广告整治运动，只是仇和新政的又一个缩影，不是开始更不是结束，却不经意间再次引起人们对仇和模式的审视。“明天我们还要开会论证这个事情(户外广告整治)。”8月3日，昆明市工商局广告处处长、昆明广告协会秘书长王洪说。

　　8月4日，昆明，暴雨，从清晨一直下到黄昏。

　　这{yt}，昆明户外广告公司的老总们，都在期待着。

　　“没有，我们都没有收到消息，事情也没有什么变化。”傍晚，昆明唐码风驰传媒副总雷强说，声音有些低沉。

　　一场被业界称为“毁灭性”的整治运动，跟之前一系列的仇和新政一样，骤然、迅速、高效地实施着。

　　骤然的整治

　　7月9日，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整治昆明市户外广告作出批示，批示要求首先拆除彩云路、广福路的户外广告设施，并对昆明市户外广告整治提出了部分指导意见。

　　“这个批示部分内容详细得令人吃惊。”雷强说。

　　批示明确指出，“单立柱广告是倒伏风险{zd0}的隐患，千万不能在建成区中设立，更不能设在人行道旁，只能在郊区交通干道两侧退让道路红线为广告高度2倍设置，这是最普通的常识”。

　　正如一些昆明官员私下所言，仇和书记是“仇和老师”、“任何领域都是专家”。

　　这样详细、专业的批示，让昆明户外广告业界人士领略到了仇和的勤政程度，而更让他们震惊的是一场随之而来的“毁灭性”整治运动。

　　“仇和到昆明以后，政府执行速度确实提高很多。”风轮广告公司老板、仇和同乡王海章说，作为一个到昆明投资5年的外地商人，他很明显地感觉到仇和上任以后行政机关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涉及切身利益时，让王海章等广告商彻夜难眠。

　　仇和批示以后，昆明市城市管理部门迅速下发了彩云路、广福路户外广告拆除通知，通知中提及的拆除依据是，“根据昆督通(2009)48号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近日明确的11项工作任务进行立项督查的通知”，期限是“7日内”。

　　7月17日，王海章接到西山区城市管理局以及滇池管理委员会的具体通知，其户外广告限期拆除，其他户外广告公司也相继接到有关通知。

　　据昆明市政府出台的《昆明市主城规划区户外广告设置管理规定》，“因城市规划调整或者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拆除户外广告设施的，城市管理部门应当提前30日书面通知户外广告经营者限期自行拆除”。

　　“现在要求7天内拆除，我们认为是违反规定的。”风驰传媒副总雷强说，昆明广告业界曾通过广告协会，多次跟相关部门沟通。

　　“我们承认部分户外广告确实跟目前规定有冲突，但是我们当时是依据政府相关规定合法设立的。”昆明鹏辉广告公司负责人吕鹏说，先期要拆除的彩云路、广福路户外广告，是在2008年4月仇和主政昆明以后，“因投资建设市政设施而获准设置的”。

　　“当时由政府背景的昆明城投媒体公司进行拍卖，我们投标成功以后设置的，经营期为5年。”风驰传媒副总雷强说，而现在不到一年就要拆除。

　　骤然启动的整治运动，让昆明户外广告业界手足无措。

　　7月23日，昆明市30多家广告公司联名向市委书记仇和提起了《关于昆明市户外广告整治问题的紧急报告》，向仇和“求救”。截至8月4日，这个报告还没有收到回复，而整治运动仍在不断推进。

　　“灭绝”行动 两万人下岗

　　已经开始行动近半月的户外广告整治运动，没有提及拆除广告补偿的问题。

　　“拆除广告，如果没有合理补偿，仅彩云路和广福路的户外广告，就可以让涉及到的大多数广告公司倒闭。”雷强说，彩云路、广福路分别是在通往昆明市党政机关、云南省党政机关的要道，由于地位特殊，户外广告投入很大。

　　一个事例，风轮广告公司，2008年9月，经政府批准，在政府规划的新广福路上建设了三个单立柱广告牌，建成后通过云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所安全鉴定，并开始发布广告，今年7月17日，风轮公司接到通知要求拆除。

　　“三个立柱广告投资为500多万，跟广告客户签订的是5年合同，不到半年拆除，我将赔偿损失近1200万元。” 风轮广告公司老板王海章说，这将让他面临破产。

　　8月3日，昆明市城管局广告处处长和勇没有就政府赔偿问题对时代周报做出回应。

　　作为昆明户外广告行业资深人士，雷强介绍说，从2004年开始，昆明市已经进行了数次城区户外广告规划。2006年以来，昆明原有的30多万平方米户外广告设施，已经拆除了20多万平方米。

　　“我们赞同政府进行户外广告规划，前些年昆明市户外广告确实存在乱建设的情况。”云南中之远广告公司负责人说。然而，经过近几年规划，广告业界认为，绝大多数广告已经在规划的合法范围内。

　　让昆明户外广告业界担忧的是，以批示和相关通知中处理彩云路、广福路户外广告的标准作参照，昆明几乎没有一块户外广告设施不应该拆除的。

　　然而，昆明有关部门制定出的《昆明市建成区户外广告设施整治工作方案》，已经把所有的户外广告设施列入了清查整治范围，9月30日前，“依法实施强制拆除”。

　　“如果这样执行，年GDP贡献达3.3亿元、近2万直接就业人口的昆明户外广告业将不复存在。”雷强说，国内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浙江奉化户外广告整治，就曾导致当地该产业xx灭绝。

　　春城“大跃进”

　　户外广告整治，只是仇和新政的{zx1}的一个缩影，也是之前其城建理念的一个延续。

　　2008年1月17日，仇和新政中{zj1}分量的规划框架出台，主要有四个领域：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滇池治理、城中村改造以及工业园区建设。

　　当时有媒体称，这四个领域都是昆明长治难愈的顽疾，仇和亲自担任指挥部“政委”。事实上，仇和在实际操作中扮演着主导者角色，领导一场春城“大跃进”。

　　一年多后，城乡规划建设及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效果最明显的部分，而户外广告整治，就是城市规划建设的{zx1}延伸。

　　“政府组织我们开会，最近主要就是两件事，一是尽快拆除户外广告，二是动员捐钱植树、绿化城市环境。”7月31日，风驰传媒一名高管说，一方面断了财路，另外一方面却要继续做贡献。

　　采取“休克疗法”的昆明交通基础建设，更为外界所知。

　　2008年10月，昆明市启动了有史以来规模{zd0}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二环路改扩建工程。由于主干道全线改建，昆明交通暂时陷入了更为拥堵的情况，而这项政府决策，被媒体称为“休克疗法”。

　　新二环路，全长接近27公里，涉及改扩建17座立交桥，投资额超过80亿元，原计划工期三年，但仇和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工期被缩减至一年。

　　压缩到计划三分之一的工期，给工程带了不少麻烦。008年12月9日，二环路东段的小庄立交桥下匝道桥，在拆除时发生坍塌，坍塌桥面超过100米，最终导致2人死亡、4人受伤。这是二环路改扩建工程截至目前发生的最为严重的安全事故，据当地记者介绍，二环路开工以后，小事故一直不断。

　　2008年2月，昆明市创意英国小区内长550米的泰晤士大道，成为昆明启动的{dy}条“私改公”道路，这个没有经过听证的决策，曾经引起政府跟市民矛盾的激化。

　　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快步前进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和户外广告整治中。

　　“突然的户外广告整治，制订相关方案，没有我们广告业界任何人士参与，也没有听证。”风轮广告老板王海章说。

　　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影响昆明城市建设“大跃进”的步伐。同时，仇和新政也在强力推动着昆明吏治的改变。

　　高压问责的官场

　　问责，成为仇和整治昆明官场最有力的手段，也为仇和式争议埋下了伏笔。

　　“奖要奖得心动，罚要罚得心痛”，仇和上任伊始就跟昆明官员层层签订责任书，给昆明各级官员了带来很大压力。

　　2008年3月制定的《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成为悬在昆明官员头上的利剑，“先求和，后求饶”，一度成为昆明官场谚语。

　　8月1日，周六，仇和在市委工作会议上再次表示，被问责一次的领导干部，一年内不评优、不提拔；一年内被问责两次的，改任相应非领导职务或党内降职、行政降级；对一年内被处以一次以上停职检查且整改效果不佳的，给予免职处理。

　　截至今年4月，昆明已经有17名官员因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依《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被行政问责。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家杨福泉认为，仇和推出的“昆明新政”，让百姓高兴，让一些官员害怕。

　　然而，高压问责下的官场，从新政开始，就显露出了其副作用。

　　仇和任职昆明后，昆明所辖的官渡区立即派出8名工作人员，到仇和曾任职的江苏宿迁进行了四天的考察学习，归来后给全区领导干部作了“宿迁经验”的专题讲座。

　　同时，官渡区的领导表态，讲座只是吹响学宿迁的前奏曲，全区正科以上干部将组成庞大的考察团到宿迁学习。随后，大量昆明区县赴宿迁考察计划被仇和叫停。

　　宿迁考察事件，只是高压问责官场中，仇和遭遇“唯上级论”的一个表征。

　　“市相关管理部门制订的措施，比仇和的批示更加严格。”云南中之远广告公司负责人说，原因就在于官员怕执行不到位被问责。

　　高压问责制度下，仇和个人精力旺盛、勤于政务、追求到一线的工作办法，也“风靡”昆明各级政府。

　　然而，带有仇和强烈个人色彩的高压官场，能否真正起到作用，其争议同样不比城建“大跃进”来得少。

　　政去影响后

　　“政去人声后”，曾经的一位明星官员的名言。

　　套用句式，“政去影响后”，仇和的昆明新政，也远远没有到定论的时候。

　　“赞之者，称他为青天；批评者，指其为酷吏。”媒体曾如是评价仇和。“用不民主推进民主，用人治来推进法治。”仇和自评。

　　年初，一度在昆明热销的《仇和：政道十年》一书作者包永辉曾表示，希望读者从“转型中国的宿迁实验”角度解读仇和，反对者往往忽略了仇和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从而忽略了他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相对于许多不作为的官员，仇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雷厉风行的作风值得肯定。

　　而反对者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一直反对其“铁腕强权”。

　　“他在昆明xx是蛮干。”姚洋曾对媒体表示。“现在我都没有再关注他了。”8月4日，姚洋说，仇和的话题“都说烂了”。

　　“老百姓不像媒体那么关心民主和人治的区别，只关心仇和为官一任，会给这座城市、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事IT行业的老昆明崔帆的说法在昆明具有代表性。

　　“比起发达地区，仇和到来之前，昆明就像先天身体孱弱的病人，现在他要用一帖帖猛药，要把昆明骤然变得强壮，效果还不好说。”一名在昆明司法部门工作十多年的干部说。

　　具体到{zx1}的户外广告整治，如果真对昆明户外广告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这剂“猛药”的副作用，显然过于强烈。

　　“必须肯定的是，户外广告是城市景观的一部分，也是城市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在我们大力提倡发展城市景观的今天，户外广告应该是被重点发展的行业，需要更好更快地发展。”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陈刚说，他个人不相信昆明会出现户外广告灭绝的情况。

　　“或者说是不是先全部撤掉，然后再重新规划建设呢？”陈刚说，昆明整治户外广告，存在简单化、一刀切的问题。

　　而在昆明户外广告从业者眼里，这次整治运动可能是一次牵扯方方面面利益的户外广告资源洗牌。

　　“这可能不是仇书记的本意，但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效果。”云南中之远广告公司负责人说。

　　而类似的问题，在昆明城市建设“大跃进”等具体项目中，也存在类似的隐忧。

　　“毕竟宿迁是个苏北小城，而昆明是省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也认为，具有宿迁印记的仇和新政，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

　　也许，仇和新政的影响，无论是对于昆明这座城市还是对于仇和本人，都要在数年以后才会显露真相。

　　实习生赵亦楠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