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上来说，人类社会中的秩序最终产生于我们个人行为的选择、观念与人类本身的特征例如基因、大脑的构造等等。决定个人行为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观念是怎么形成的、人类自身的本质特征有哪些，这三大问题构成了阻碍我们认识、理解、把握秩序的产生的三个巨大的障碍[①]。

　　这些障碍使得我们人类自身主动的努力在秩序的产生方面几乎毫无用武之地[②]，让我们震惊的、却很少有人明确的看到的事实是，历史上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类的努力最终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遏制新秩序的产生。这也是许多组织，小到企业大到国家、民族之所以在漫长的的时间里停滞的深层原因。

　　相比较而言，在秩序的扩散上，则留下了我们人类明显的印记，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历史轨迹。人类的历史，一方面是新秩序不断产生的历史，另一方面，同时也是秩序的扩散的历史[③]。在历史的进程里，两者相互影响是如此密切，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更重要。

　　我们比较两个xx封闭的、毫无往来的集体，就像xx战争之前的中国与欧洲，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的美洲大陆与欧洲，最明显的事实是两者所包含的秩序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似乎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秩序的产生造成了这种结果。然而，当我们仔细的分析两个集体的历史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惊奇的发现，秩序的扩散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西方殖民者使用的枪炮竟然源于中国的火药的发明，航海用的罗盘，源于中国发明的指南针。而我们对于这两者的使用则更大程度的用来“敬神”与“看分水”[④]。

　　或许这样说来，会被许多人认为太过于牵强，毕竟火药与火枪之间的距离也确实过于遥远。另一个例子则再恰当不过了。早在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把许多现代的科学技术例如天文学、数学、医学、解剖学等带到了中国[⑤]，也带来了很多的西方的发明与创造例如火枪、火炮、手摇计算机、钟表、铜镀金比例规、绘图仪等等[⑥]。新的秩序实际已经产生，很可惜的是没有扩散，绝大多数或许只限于皇帝一人或者极少数的权贵阶层[⑦]。{wy}例外的是钟表。再看看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结果的天壤之别也不在于秩序的产生，因为两国都是以西方为学习的榜样，关键在于最终秩序的扩散。

　　秩序的产生自有他的规律与独立性，但是先前产生的秩序的扩散对他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正如前文所述，一种新秩序极有可能是以先前产生的秩序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