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话卡大事演义

李松林

第五回

电信总局矫诏讨逆  地方邮电末班搭车

南方电信据理不让  穗鹏双城铁旗不倒 

全国通用磁卡的发行权，在电信总局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属于各省、市、自治区的邮电管理局。对此发行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邮电管理局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其它部门、单位、个人均不得订制，发行全国通用或地方电话磁卡。电话磁卡的图案选题范围涉及政治性题材，需专题申报批准。通用卡图稿的审定由电总组织评审会审定。邮电部还要求各地邮电部门必须上报“发行计划表”严格执行“电话磁卡发行单”制度。此举措出台后，预示着中国电信市场电话磁卡的“诸候”们在短期内，将面临覆灭的结果。

在此“檄文”的发出后的{zh1}实施期限到来之前。已发行了电话磁卡的一些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邮电管理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抢乘“末班车”来发行电话磁卡，有些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在发行单上多列计划。关门卡前预留空白编号，等待“补缺”发行；有些省份甚至可笑地在“关门卡”上大做文章，“关门卡”发了一套又一套，到底用哪套卡才能把“门”关上；没有发行过电话卡的陕西省邮电管理局1995年，也来开通一套电话磁卡，为中国电话卡家族增加一套陕西的风味，展示一下三秦文化的风采，抖一抖秦始皇兵马俑的神威；与此同时，黑龙江的珲春；山西省邮电管理局，内蒙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都抢这个机会，玩一玩开通卡的“味”，展示一下各自的风格。

从电信总局发文收回电话磁卡发行权以后，到1996年1月停发各地电话磁卡，短短的一年时间里，电话磁卡的发行可算得上是到了一个高峰期。1996年虽然仍有大多数城市依然在发行电话磁卡。但这其中的一些“文字”和“数字”游戏，可以说是国人的一大专利。在此期间发行的电话磁卡上，从文字和年号上看，{jd1}是不犯规的。没有标注“1996年”字样的卡。虽然发行面世在1996年，但年号依然为1995年字样。甚至有的还延续到了1997年底至1998年春季才上市发行。像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发行的全省通用卡中三套十五《三国演义》系列卡，一套四枚的《皮影戏》，在这四套卡发行出来之后，才将原来湖北卡预留的E·HB系列编号的空缺补齐。

既使是玩玩“数字游戏”，抢乘一趟“末班车”，可在电信总局的文件约束下，地方xx的势力已逐渐衰竭，无力再与电信总局的政策对抗了，在近百个发行磁卡的地方邮政电信机构相继“折戟沉沙”之后。中国最早发行引进电话磁卡的深圳和广东省，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依然按既定计划发行使用其地方卡。

因为深圳所使用的机型为英国GPT硬卡话机，发展规模已遍及了鹏城的各个角落，在使用上比较受欢迎。如果更换机型使用全国通用卡。意味着现行使用的GPT硬卡型电话机将被淘汰。这样，将给深圳的电信行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于国家不利，于沿海开放城市的公用电话发展事业不利。从社会意义上讲，深圳的英国产GPT型硬卡公用话机，是改革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一种见证。尤其是中国{dy}个开通使用卡式公用电话机的城市。保留其现行使用机型，从一个侧面讲，也是凝固这段历史。鉴于以上这些理由，深大电话有限公司仍然以其发展计划开展工作。该发行什么卡，向电信总局报计划，保留了深圳电话磁卡的地方特色。

在广东省邮电管理局看来，电信总局的政策性文件，在电话磁卡的使用上，是针对田村型的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的。广东省范围内使用DC-3CN型公用话机及田村式电话储值卡的城市，已经停止了磁卡的发行。目前，广东省作为沿海开放省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在磁卡的使用上，是英国的GPTB型，是全国{wy}的一家磁卡机型。磁卡也只能在广东省范围内使用，不会对其它省份的电信市场造成不良影响，停发实属“冤枉”，值得据理力争，保有这一道，中国卡式公用电话独特的风景线。

其结果如何，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从199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磁卡发行部门“偃旗息鼓”后。深圳的电话磁卡依然不断推出新品种；广东省的电话磁卡却是大套路相继问世。其中《深圳人生活》一套十枚，将这座移民城市的各阶层人士生活速写于方寸之间；《电影金鸡百花奖得主》汇萃了历年影坛名星的风采；《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一展民族大家族的服饰和生活景象……这一切的选题，足以让使用者赏心悦目，让收藏者疲于奔劳。同时，这些大题材，多枚数的大套路卡，亦引起了外国集卡者和卡商的注意，从一个侧面起到了宣传中国文化的“窗口”作用。当然广东、深圳的磁卡发行部门也是利润不薄的。

南部沿海城市作为一个对外窗口，要保有其特色，就任其发展去吧！内陆地区和东北部沿海城市既然已经不再发行电话磁卡，对全国通用卡的普及，将起到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正好也有利于全国通用卡的正常发行与使用。可此刻，受全国通用卡品种少，数量大，便于操作等因素的诱惑，从1996年下半年起，有眼光的投资者，便纷纷看好全国通用卡，将有一场市场的“炒”作风潮。作为全国集邮联的机关报《中国集邮报》也大胆预言“炒坛下道菜——电话磁卡”，文中的几大因素起到了很大的鼓动作用。面对当时仍有大部分全国通用卡，在部分城市低于面值之机，他们开始走南闯北“囤积”“建仓”。而另有一部分兼具收藏和投资双重身份者，把目光投向了各地开通卡及题材较好的其它类别的电话磁卡，准备好了“以卡养卡”的一种小型的投资。

其间，投资者，集卡者有的讲经济价值，有的讲文化价值，意见分歧不一，各地的集卡协会不断成立，集卡者也在不断地增多，为这个市场的活跃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一场轰轰烈烈的“炒”作之风，在中国的电话磁卡的市场上正“山雨欲来”，以致于终在1997年爆发了中国电话磁卡市场大风潮。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卡市炒作风云激荡  各地卡展火上浇油

炒作之后元气大伤  话卡发行走向多元

1996年彻底停发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相关城市的DC-3CN型公用话机所用的电话磁卡以后，全国通用卡开始活跃了起来。从1996年3月份，就有人分批在全国通用卡上“建仓”时起。慢慢地价位开始逐级攀升，在全国各地的几大收藏品市场上，电话磁卡的价格已逐渐走到了面值以上。市场上已不见了打折卡的踪影。7、8月份开始有了大量资金的介入，通卡的“炒”作迹象便有所暴露。

与此同时，电信总局发行的，四枚一套的拼图卡《茶文化》、五枚一套的《黄山》、二枚一套的拼图卡《豆腐文化节》，四枚一套的拼图卡《景德镇古制瓷图》，四枚一套的《宜兴紫砂茶具》，四枚一套的《雨花石》为电话磁卡的炒作提供了可操作的素材。这些似乎是电话总局为了xx卡市，而故意注入的一针“兴奋剂”。为了“配合”电话磁卡“炒作”的早日成行，这期间，一些地方城市各种形式的电话磁卡展览会、博览会可以算得上是“功不可没”。

“现在做什么生意{zz0}钱？”“走私军火、贩白粉（xx）！”“那可不行，要掉脑袋的。有没有更保险的？！”“有！炒股票！”“算啦吧！股市上想赚钱？！太难了！”“那你去自己找赚钱的生意做吧！”的确，“炒”股票不好赚钱，那么“炒”邮票，“炒”电话磁卡如何呢？？……

到了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针对性地对股市进行了政策性的打压，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国内的深、沪股市全线下跌，令股民们损失惨重。这样，从心理上打击了股民在股市操作上的信心。于是，一些资金开始离场，介入到邮市、电话卡市和纪念币市场。有了资金的注入，国内的邮币卡市场开始活跃了起来。这时的国内一些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也在大肆渲染。加速了“炒”作电话磁卡行动的早日成行。

借1997年生肖牛卡的发行，卡市走出了“牛市”行情。英伦三岛的“疯牛病”此时，正令举世恐慌。而中国的生肖牛电话磁卡，则闻风而“疯”，成为炒作的{sx}。从股市和其它市场拆借资金杀入卡市的炒手们，介入卡市，大量“吃进”各种全国通用电话卡，刺激了卡市价位的不断上扬。但这些人却依然“昏头胀脑”地幻想电话磁卡的价位还会不断上升，将达到多么理想的价位上。xx忽略了在股市和其它市场曾经遇到过的风险。他们只顾“风风火火闯九洲”地北天南地奔忙搜集货源，xx不知道“该出手时就出手”见好就收。将已获利的电话磁卡获利出场。“贪”字多一点就变成了“贫”。进入一九九七年三月份电话卡市场上的全国通用卡已由面值价上升到了761.43%，到了四月份，卡市的灾难终于来临了。

“喂！仁兄，你看这电话卡还能涨吗？！”“这我可说不清。”“现在资金不足了，价位冲不动了，要掉下来可惨喽！”果然四月份较三月份跌了面值的{bfb}以上。这时，炒手们才大梦初醒，纷纷出货，大量的抛盘涌出，导致全国通用卡的价格大幅滑落。

这些现象，给人们一种反思，那就是卡市的起伏跌宕，唯有一个铁的事实是不可逆转的，那就是炒作造成的价格飞涨，背离了市场所应有的自然增值规律。风险性便会大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一旦回归到理性市场，风险的极限便得以暴露。

这一点，参与了1996年8月至1997年3月间卡市炒作者，可以说是深有体会。没有参与者也可以通过下列这一组数值来感觉一下。1997年4月至12月份根据全国的武汉、上海、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卡市综合价，计算出的较全国通用卡面值增值幅度的价格分别为761.4%、650.9%、608.4%、395.5%、424.3%、310.5%、165.2%、113.1%、120.6%这些数值很好地记录了卡市“炒”家们“割肉”、“斩仓”出局，深度“崩盘”的全过程。

电话卡市场的过度投机，使电话卡市场大伤元气。同样，又使电信总局在电话卡发行问题上再度尴尬了起来。1998年生肖虎，脚踢足球冲了出来。结果踢了一年的“臭球”。象98甲A、甲B足球赛场是个“假球”、“黑哨”、“假A”、“假B”满天飞的现象一样。虎年踢出的“球”依然是卡市多事之秋的“臭球”。1998年发行的全国通用话卡掉在了面值以下，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虽然说是为了xx中国的卡市，采取了众多的措施。发行新卡之时，相关地区和城市，弄上个隆重的“xx式”，借机搞个展览会，博览会，可却依然是难有起色，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上海的卢宫邮市，武汉的航空路邮市，成都，北京，西安，南京等地的邮市上，搭车出售的电话磁卡，仍然沿袭着打折的老路在运行。

田村式电话机的专用磁卡，使用上已不及IC卡电话机方便。目前，电信总局在电话卡的发行上已是两条线在运行。一边发行先前推广的DC-3CN型磁卡话机配套的田村式薄型话卡，一边发行后推广的IC卡话机使用的IC卡。从发行使用上看，IC卡的发行使用已逐渐超过了DC-3CN型磁卡公用话机使用的田村式薄卡。尤其是一些城市的DC-3CN型话机损坏后，干脆不去修理，直接换代成IC卡电话机。使田村式话卡已在一些地方不是很方便使用了。而DC-3CN型卡式公用话机较多的城市，又受到外来打折卡的困扰，IC卡在发行过程中有结算编码，即使本地卡在外地使用，或是外地卡在本地使用，都不会给自己或别人造成损失。因此，很多城市也都在计划安装之中。

随着公用电话业务的不断发展，各地的电信部门虽然不能再发行电话磁卡了，但长途电话200卡，300卡业务的开展，以及兼具市话和长话双重功能的201业务的开发，在出售帐号之时，电信部门会很大方地为消费者送上一张记录帐号的精美卡片。这样，在电话卡的发行上，200卡，201卡，300卡及地方电话帐号信用卡也就应运而生了。但这些卡却不可能为“炒”作提供可操作的数量，只能为专题集卡者提供组集的素材。

有人说，集卡者应是方外之人，不介入炒卡，不受卡市跌宕的影响，是卡文化的研究者。卡市没有经济价值之时，正是这些人用武之地。卡市与集卡者还是炒卡者有关系？到底是文化还是商品呢？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话卡市值一落千丈  卡市炒家全线套牢

各地卡协倡导文化  卡展博览依然如故 

     火爆炒作后的电话卡市场，价位直线下落。本已失了民意，伤了人心的卡市，加之一些新闻媒体的消极报道，更是“雪上加霜”。有人曾把这些归咎于东南亚金融风暴，国内企业下岗人员多，再就业问题严重，其实，这xx不能算是理由，如果不是1997年{dy}季度那贪心疯狂的“炒”作，也就不至于有此卡市之灾了。

究其原因，卡市的一再走低，主要是前期套牢盘太重，卡市前景暗淡，被套牢者眼见大势已去，都想及早认赔出场。这样，卡市的价位稍有向上的动作，便会有大量的抛盘涌出，后市便又下了一个台阶。《人民日报（江南市场版）》的《大江南收藏》和《中国证券报》的《邮币卡收藏》专版，每旬发表一次邮、币、卡的价格，每刊一次，价位便走低一次。而这些也成为了一种“官”方引导价位走低，实施卡市打压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

另一方面，一些集卡者眼见着卡市低糜，卡价在面值以下。还在打算着买一点卡，来玩一玩“以卡养卡”的收藏兼投资的操作手法。谁知，卡市却依然是折扣越打越大，前面买了卡，两三天后就是亏本的。而话卡的多元化发展，也对卡市的前景带来了雾障，到底下一步是该炒田村卡，还是炒IC卡呢？前面“炒”作后带来的负面影响，依然让很多人心悸，还是不轻举妄动才是明智的。从基本面来看，现在到卡市上去拉抬价位，哪能有那么多资金呐，谁敢拉抬价位，难道就不怕接了前次“炒”卡者的套牢盘吗？

一时间，不甘心失败的招数都在施展，传媒的不实报道，令人不知所措，不敢轻易插手。某些报纸、杂志在报导卡市行情之时，那半真半假的鼓动性宣传，随时间的推移，纷纷变成了人们信手拈来的一种笑话。IC卡机将取代DC-3CN型话机的说法，未必“空穴来风”。这样对这个市场的看法分歧就更大了。看淡的人比比皆是；看好的人，又不敢轻易入市。这样卡市的价位，上升无力，下跌也不深了。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

到底集卡是一种商业行为，还是一种文化行为呢？或是兼具两者呢？这就存在着一个定位探讨的问题。从集卡初衷的实际意义上讲，应该是以文化娱乐性为主导的。随着集卡人数的不断增多，给“炒”作带来了空间。给投机者创造了可乘之机。但电话磁卡毕竟是一种有实用价值的有价证券。其价值自然是毋庸置疑的。随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有个合理的定位是无可厚非的。虽说是有价值，但{jd1}不是疯狂的价值超越。所以，市场中电话磁卡那种非理性的价值规律走势是造成众多的“炒”家们被“全线套牢”的根源所在。

集卡者所追求的是一种文化情趣，在卡坛疯狂“炒”作，降温后，卡市经济价值的衰落、低糜，刺激了集卡文化的发展。各地的集卡协会和集卡组织，以不同的形式，倡导集卡文化的大讨论。一些痴迷于此道的“铁杆”集卡迷们，根据电话卡所涉及的各类问题，求根探源，诉诸于笔端，见文于报刊。一时间，几份国内有一定质量和学术价值的电话卡专题性刊物应运而生了，结合早期的几个有质量的集电话卡刊物。长江沿岸有南京的《金陵卡苑》、南昌的《电话卡报》、武汉的《电话卡天地》、成都的《电话卡友》；南部沿海有深圳的《深圳卡苑》、广州的《广东集卡》、福建的《集卡博览》，这些有质量有影响的国内集卡类刊物，为推动集卡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中国的集卡史上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功不可没。为国内的集卡研究者，提供了发表见解的园地。同时，也客观地报道了国内卡坛的动态。这些都为集卡活动的普及和引导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各刊倡导的专题集卡研究，集卡者畅谈专题集卡的体会，对引导广大集卡者制作卡集，举办各类电话卡展览会，提供编排新颖选题独特的卡集作出了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卡市降温后，从1997年4月以后，各地的卡协及集卡民间组织，并没有受到卡市涨跌的影响。分别组织了多次国际性和区域性的电话卡展览会和博览会。这些活动或是定在某个特定的节日或纪念日，或是利用某套电话卡的发行的xx式来举办。这些活动的分布情况大致为：1997年5月31日由福州市委宣传部，福州市电信局，福州市集卡协会联合主办“迎回归、盼统一”电话卡展，地点福州市于山堂，参展卡集20部，专题卡集15总，电话卡涉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卡展期间的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23篇，11篇为福建省内集卡者所写；1997年6月6日至10日在深圳博物馆举办了全国{dy}次集邮与集卡联合展览“ ’97深圳集邮集卡博览会”。其中有电话卡集21部，共145展框，2795枚，专题卡集11部。同时，此次博览会也是{dy}次全国部分卡协的集会；1997年5月16日，福建南平集卡协会成立，并举办了小型卡展，中国卡界知名人士杨鸣、吕健安等到会祝贺；1997年10月18日在广州市东风西路的广东国际科技中心举办了首届 ’97广东集卡博览会，共展出了卡集60部，计260个展框，6596枚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话卡，并于同时成立了广东省集卡协会，发行了会刊《广东集卡》；1997年11月4日至8日在上海南市区亿德邮币卡市场举行 ’97上海中外邮卡展览。在展览中何国谦、王纯道、杨鸣的卡集参展，并分获了一、二、三等奖。

进入1998年，2月25日至26日，借全国通用卡《郑成功》的发行，厦门市邮电局和厦门集卡协会，在富山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 ’98厦门国际电话卡展览，展出卡集54部，共236大框，10230枚，创了当时历届卡展数量之最；1998年5月16日至18日庆祝福州建城2200周年纪念电话卡展在福州市福建省科技馆一楼举行，由福州市委宣传部和福建省福州市电信局主办，共有当地15部卡集参展，计120个展框。与此同时，5月17日借《武汉市电话号码升八位》电话磁卡xx式之机，在武汉的洪山体育馆举办了 ’98武汉市首届中外电话卡博览会，共有来自国内及海外的54部卡集参展，展出中外电话卡精品13803枚，并于同时创刊发行了《电话卡天地》杂志。这等等一系列的集卡文化活动，在卡市低落之时举办，给集卡者一种远离“钱”“利”困扰，求知陶情于集卡活动的平稳心态，去探寻“集卡文化”的乐趣。

电话卡收集过程中，到底是文化价值的学术性。还是经济价值的市场行为，可以说是平衡并重，缺一不可的，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对集卡活动产生不良的影响。面对现今电话卡发展上的多元化，田村卡，IC卡，200卡，201卡，300卡，各地不同制式的电信平台帐号卡，对专题集卡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如何看待收藏中的一些选择问题。中国电信市场中电话卡新品种是否会产生新一轮的“诸候割据”呢？那么多的新品种上市，国家电信总局又将如何安置。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鄂二00入京倾销  关信道京鄂成被告

过埠IC榕城折扣  一二九运动拘卡商

随着电信事业的不断发展，电话卡种类的不断翻新，这个市场中竞争的日趋激烈，新的“战国时代”出现了。很多竞争中的不良现象也在不断地出现。“战争”首先在楚国（湖北）和燕国（北京）展开。200卡，作为一种预付费的电话帐号卡，是通过平台终端，来完成通话收费的，所以200卡，不会象其它的预付费储值卡那样要由固定的机型上使用。卡片，对于收集者来说视若珠玑。可对于使用者来说，关心的只是帐号，密码和使用过程中的优惠程度。作为邮电和电信部门开发此项业务可以获得很大的收益。同时，还可以将无帐号资金的空卡，作为一种商品，提供给收集电话卡的爱好者，真可谓是一举两得。中国地广人稠，区域大，人口多，流动人口数量很大，是发展这个市场的良好契机。为了自身的利益，一些地区的电信和邮电部门在开发200业务时，首当其冲的便是高额的折扣制。一个地方折扣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另一个地区业务的发展。楚国的“200”大军北上，直逼燕国城下，对于入侵者，燕无奈，只得应战，于是这种利害冲突首先在首都北京直接爆发了。

1997年，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发行的200卡，由于折扣较高，一些卡商便携带大量湖北省的200卡，到北京市的市场上，以折扣于面值以下的低价倾销，“有便宜，谁会不去占呢？”首先吸引了北京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的使用欲望。学生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成为卡商们{zd0}的主顾。很快，这种现象便惊动了北京市的电信部门，面对市场上电话费的大量流失。万般无奈的北京电信部门利用便利的条件，单方面关闭了湖北省使用的200信道平台。致使湖北的200卡无法在北京使用。这样大批的高校学生成了这种电信商品在消费过程中利益受到侵害的“上帝”。为了保护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学生们联合起来，一纸状文告上了法庭。北京市电信局和湖北省邮电管理局坐上了被告席。

“事件”爆发后，中国电信市场的恶性竞争行为，开始在国内外的报刊上曝光。翻开中国看近代史，学生运动似乎每次都是推动时代发展的一种原动力。每次的学生运动后，都会带来一些变革。湖北省邮电管理局低价位倾销该“打”，北京市电信局单方面擅自关闭别人的信道自然应“罚”。在这场官司给社会造成一些不良影响的同时，引起了国家电信部门的重视。在以后的时间里，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湖北和北京对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均受到了相应的处理。

这场官司学生作为原告方算是胜诉，打赢了。就在京鄂200卡风波引发的学生运动，刚刚平息了没有多久。IC卡的市场又因为区域性的竞争中出现的不良行为，爆发了一次令中国电信界和集卡界震惊的事件，因为此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2月9日，正好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二、九”运动同时间，故被集卡界戏称为新“一二、九”事件。

在全国卡市受爆炒危机影响，价格低落之时，投资于卡界的炒家们，便以微利型向使用市场发展，由于原有的田村卡公话机在各地纷纷被IC卡话机所取代，IC卡的市场在使用上开始火了起来，但IC卡有区域编码，有话费结算的问题。这样假设A省以高折扣将卡销往B省，B省用了A省的卡，便在结算时返还话费中给A省造成了不小的话费损失，真可谓是损人不利己。虽然如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不情愿外省的IC卡在本地使用，因为这样会影响自身业务量的发展。

这些过程中，卡商和炒家们成了这种“损人不利己”行为的帮凶。他们挟带着低价吃进的IC卡到处“游串，”以面值下的价位倾销。很快便引起了一些城市电信部门的注意。为了自己的业务发展，福州市电信局首先拍案而起。

1997年12月9日，福州市电信局联合福州市公安局及一些政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开始对“过埠”IC卡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清剿”行动。他们首先冲进收藏品市场抓挟带外省IC卡的卡商，一些得到了风声的大卡商和卡贩们早已逃走。致使执法人员在收藏品市场收效甚微。收藏品市场没有抓到大鱼，他们回过头来，又包围了福州市在集卡界比较有名气的几个人的宅邸，对个别人，不问清红皂白，先进行入室搜查，后又拘捕审查。

事后，福州市及一些地方的报纸的报道和渲染，对不法倒卡者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无辜”者的不满，于是在报道此事的过程中，官方报纸、杂志与集卡界的一些报刊杂志在报道中各有说词。不论对错与否，电信部门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保障业务的顺利开展。说起来也无可厚非。此时不乏要有“宁可错杀，也绝不可放过”之嫌。只能怪你太“树大招风”，以致于飞来横祸。

以上的两大事件的起因，追根溯源，主流都在邮电和电信部门自身上有很大的弊病。电话卡是电信部门自己发行的，在流通渠道上管理得不够规范。集卡者，卡商，卡贩和使用者，有出于利益所在的，有出于利益驱使的，有图使用上合算的。这一切的一切货源都把握在电信部门手中，你不低价放货，外面哪能有那么多的低价卡呢？是不是某种自身管理上的漏洞，使自己陷入僵局，值得反思。可在反思的同时，那么多的磁卡如何销出去，对后市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