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十个皇帝的陵墓分布在五个地区，其中祖陵和怀陵、庆陵在内蒙古地区。辽代帝陵与中原帝陵一样，多依山为陵，三面群山环抱，山势雄伟、挺拨，陵区内林木茂盛，而且有常年不涸的流水。在寝宫的地面、陵前建有享殿、陵门、围墙，享殿和陵墓组成一大陵园。这些陵墓虽然模仿汉族帝陵而建造，但是墓中仍然保留许多契丹族固有的传统习俗。祖陵在辽亡后，地面建筑被金人焚毁，怀陵现在基本上保存下来，这两座帝陵未被挖掘。庆陵是辽代极盛时期所建的帝陵，由东陵(兴宗耶律宗真的永兴陵)、中陵(圣宗耶律隆绪的永庆陵)和西陵(道宗耶律洪基的永福陵)组成，方圆十余里，在今巴林右旗索卜尔嘎苏木境内的庆云山中，规模宏伟浩大。但是这三座陵墓多次被盗，1999年日本人又挖掘了东、中二陵，并出版《庆陵》一书。从圣宗永庆陵来看，地表建筑虽然仿效汉族帝陵，但是帝宫多为穹窿顶，墓室里的壁画绘有春、夏、秋、冬四季皇帝捺钵所在地的山水画，以及随葬契丹民族特有的器物等不同于中原的反映契丹民族的习俗。
      考古工作者对契丹贵族墓葬发掘清理较多，大致以辽圣宗(公元983--1030年)的前后期进行划分，圣宗以前为前期，圣宗以后为后期，前期与后期的墓葬在形制和随葬品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
      前期的墓葬形制有双室、单室和带耳室等多种，平面呈方形或圆形。墓葬主室内多装柏木护墙板。葬具多用石棺，棺上刻有四神像(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分别是龙、虎、雀、龟四种形状)。前期贵族墓中多不见有壁画，而偏晚时才出现少量壁画，但是前期有的石棺的内壁画有放牧、毡帐等内容。前期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品很丰富，有较多的金银器和瓷器。随葬品中有较多的契丹民族特有的器物，如鸡冠壶、长颈瓶等，同时随葬品中前期有较多的马具和武器，武器多为短兵器，尤其是镞和多组马具，反映了契丹民族骑兵的特点。五十年代在赤峰市北大营子发掘的应历九年 (公元959年)的驸马赠卫国王夫妇墓，就是前期契丹贵族墓。该墓是砖砌多室墓，大小共五室，后室为主室，后室后部有砖砌棺床，四壁有柏木护墙板，棺床上还装有柏木壁幛，床上铺木板。该墓早期被盗，但仍遗留随葬品2162件，其中有大量精美的金银器、玛瑙器、瓷器和铁器，并有墓志一合。从墓志铭得知，随葬品中有皇家所赐的，有墓主人生前所用的，还有少量的明器。随葬品中就有八组马具，可以复原为成套的马具，除完备的马具外，还有大批盔甲、刀、剑、矛和镞等武器，充分反映了契舟游牧民族的特色。鎏金龙凤纹银鞍饰以及墓主人身上佩带的金蹀躞腰带，都是精湛的珍贵文物。墓中出土的鸡冠壶等具有早期契丹瓷器的特点。这个墓葬是辽代前期出土文物较多的契丹贵族墓，较全面地反映了契丹贵族各方面的生活和习俗。
      后期墓葬的形制从双室逐渐变成单室，而墓室的平面逐渐开始出现八角或六角形，出现外用石板堆砌、内用柏木板围成椁室的作法。墓室内皆置棺床，有的用木棺，有的将尸体直接陈于棺床上。这个时期流行尸体戴面具和全身穿铜丝网络，手、脚戴铜丝套。这时墓室内壁画增多，多在墓道两壁绘出行仪仗图，墓门两侧绘门神，天井和墓室四壁绘男女仆侍等。契丹贵族墓的壁画中，有契舟族衣冠习俗、髡发、架鹰、毡车等形象 (髡音昆，髡发为古代少数民族将头发的某一部分剃去并留一部分的习俗)，也有仿北宋汉人墓中的宴饮、伎乐等场面，反映契丹民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在木棺内仍画有各种生活情景的图画。随葬品中，鸡冠壶逐渐减少或消失，而特有的黄釉瓷器数目逐渐增多，长颈瓶(也称凤首瓶)发生变化，到辽道宗大安元年 (公元1085年)以后，墓中又流行有辽三彩器随葬，墓中随葬宋代景德镇的影青瓷器数量日益增多。这个时期墓葬中多不随葬武器和成组的马具，而是采用简便的方法，随葬马橙、马铃等。例如赤峰市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中，随葬有铜面具、铁马橙和马铃。再如哲里木盟库伦旗奈林稿乡木头营子和前勿力布格村一带的辽代壁画墓群，先后已清理发掘了六座壁画墓，其中有大型多室的砖室墓，如一号墓、六号墓，也有小型单砖室墓，如五号墓。墓室平面多为八角形，墓顶为穹窿顶，墓葬多由斜坡墓道、天井、墓室及高道组成，墓室内均为仿木结构。
     随葬品中的瓷器，除北方辽窑绕制的瓷器外，还有较多的景德镇影青瓷和定窑瓷器，有的墓葬影青瓷所占的比例还很大，如五号墓中出土修复共有瓷器二十一件，其中影青瓷就有十三件。库伦辽墓最突出的是壁画，它们生动地反映了契丹贵族的生活，如库伦一号墓墓道两侧的壁画，北壁绘墓主大出行图，南壁为墓主人归来图，两壁壁画均为22米长。
     出行图上绘有契丹、汉族人物共29人，墓主人髡发，颐指气使，女主人对镜整容，随从人员恭谨侍侯，驭者备马待发，高轮小车正待启程，头带幞头的汉族鼓手、仪仗侍立或前呼后拥，呈现出豪华显赫的出行场面。归来图上有24人，描绘了车毂乍停，两驼跪卧，主人入内，女仆搬送什物等一片繁忙的归来景象。壁画气势宏大，生动地画出不同阶层人物的神态。再如六号墓中的壁画，墓道北壁绘有出猎图，南壁为归来图，两壁画的长度均为12米。出猎图表现墓主人出猎行将待发的情景，人物、驼、马、犬等相呼应。归来图则是表示墓主人出猎归来，人畜疲惫，主人入内卧床休息，侍从在外小憩的情景。壁画的构图严谨，主题突出，生活气息极浓，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契丹民族的习俗特点。库伦辽墓的壁画对究研契丹社会历史、文化艺术均有很高的价值。库伦一至六号辽墓虽有早晚之分，但却都是辽圣宗后的墓葬，反映了辽代后期各方面的情况。
      契丹民族特有的鸡冠壶、长颈瓶以及辽三彩等瓷器，因时间的早晚而有变化。鸡冠壶是模仿契丹民族在马背上便于携带的皮囊而烧制的瓷器，时代越早越保存原始形态。早期的鸡冠壶仿马背上携带用以盛水、乳、酒等液体的容器马盂，所以是扁身单孔，为单"驼峰"式，器身上有仿皮制品的针脚和接缝。后来鸡冠壶逐渐变化，变成鞍马式双"驼峰"，器身上的装饰也增多了，但仍保留用泥条附加成似皮
      囊式装饰。再发展，鸡冠壶变成底部加圈足和带提梁式，这种鸡冠壶便于室内生活，可以放在桌上或地上，到辽圣宗以后鸡冠壶便逐渐消失了。鸡冠壶的变化，反映了契丹民族接受汉人习俗的变化，从马背上变为较稳定的室居生活的变化。长颈瓶前、后期也有变化，早期多为盘口，腹部下收，而后期则变成碗口，肩部下溜，颈部加一凤首，故也称凤首瓶。辽三彩是仿照唐三彩在辽境内烧制的，这是一种釉陶，但它不同于唐三彩。辽三彩器的胎为黄沙胎，不像唐三彩是白泥胎或红泥胎。由于釉中含钴较多，因而釉色发暗，尤其是绿色釉中微闪蓝色，而唐三彩釉色则是色彩鲜艳。辽三彩器上的装饰多印花、贴花、雕花。各种辽三彩器，如海棠长盘等均具有特殊的风格。契丹民族的辽三彩在中国陶瓷史中别具一格，争放异彩，是珍贵的艺术品。辽代的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等是辽特有的，除此之外，辽代还烧制大量的白瓷器，陶瓷业是辽代最为发达的手工业之一。早期辽瓷吸收了中原唐、五代的风格，如注子 (即茶壶)，形状是流较短，执手多在肩下，腹部较圆。而晚期辽瓷则吸收了宋代各瓷窑系的风格，如在瓷器的装饰手法上，多采用定瓷窑系的装饰手法，有划花、刻花和剔花等。但是，辽的白瓷器不如中原瓷器细，瓷胎土不很纯净、釉色方面，白釉中色泛黄，不如定瓷白，往往器物内外不是满釉，而是内外底部不挂釉。辽瓷很有自己的特点，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内蒙古地区发现和已发掘的辽墓很多，多数在东部地区，尤其是赤峰市境内最多。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也曾发现过辽代契丹贵族墓，如1981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豪欠营子湾子山辽墓群，还发现一具身穿一套特制的铜丝网络葬服，面戴鎏金铜面具的完整的契丹女尸。这个契丹女尸墓不仅提供了契丹埋葬习俗的完整资料。而且提供了契丹妇女髡发的发型样式。契丹女尸墓为研究契丹族民俗、葬俗、辽代丝织品、辽代历史等都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也为研究人种学、民族学和生理学、病理学等提供了新资料。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发现、发掘的辽代墓葬中，出土文物最丰富、保存又最完整的契丹贵族墓葬，应是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这是轰动全国的辽代考古的重大发现。
      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在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十公里斯布格图村北山的南坡上，是砖砌多室墓，由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和后室组成，并有天井和阶梯式墓道，为一仿木结构墓葬。墓室内有柏木护墙板，墓道、墓门、前室等处均有壁画。特别是公主、驸马都穿戴契丹贵族所特有的金银殡葬服饰，保存得很完整。公主、驸马并排陈放在后室棺床上。在尸床上、供桌上以及前室和耳室，均有大量随葬品，共计千余件，其中多属罕见的珍品，是辽代文物的精华。公主和驸马都是头枕金花银枕，脸部戴有金面具，头上置鎏银冠，脚穿金花银靴，尸体全身着银丝网络，并都戴有琥珀璎珞，腰部各束有金挎丝带和银片距躞带，带上悬佩不同的金、银、玉件和工具，公主的耳、手腕、手指均戴有金、银、珍珠等饰件。公主和驸马这样完整的葬制，是辽代契丹贵族墓中首次发现，尤其是公主、驸马身着完整的银丝网络，过去从未发现，文献中也仅有铜丝网络的记载，并不曾有过银丝网络的记载。这可靠的资料，可补文献记载之不足，这是反映契丹族社会封建等级制发展的实物资料。墓中还出土墓志铭一方，据墓志记载，公主为辽景宗耶律贤 (公元970--982年)之孙女，圣宗(耶律隆绪)皇太弟秦晋国王耶律隆庆之女，十八岁病死，于开泰七年(公元1018年)追封为陈国公主，同年与其夫驸马都尉萧绍矩合葬。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是到目前为止辽代考古中的重大发现，大量的出土文物是辽代文物中罕见的珍品，为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契丹民族的习俗，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些辽代文物中的精品，也反映了契丹民族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