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倍增计划与农业者收入

　　本文xx于《上海证券报》2010年6月22日A1版。

    在中国，收入分配是一个敏感话题，最近人们议论的“收入倍增计划”却引出了一个以讹传讹的谬论：国民收入倍增=工资倍增=公务员加薪。1960年12月，日本池田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该计划提前三年实现，使日本经济晋身为发达国家的行列并在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1961-1970年被历史学家成为日本经济的“黄金十年”。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应该是1998-2007年，而且是超额完成了“收入倍增计划”，使中国经济今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池田内阁的计划中，“国民收入”就是GDP的增长，并不是收入分配，但是该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不仅强调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兼顾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居民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最重要的两条是保障工人的{zd1}工资收入和“农业者”收入的稳定增长，从未提过政府公务员收入的增长。

  　经济学的讨论中有一个公平与效率之争，一派观点认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1.5%，收入差距也有扩大，但相对均衡。比如，用食品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即“恩格尔系数”来衡量日本的家庭支出结构，“恩格尔系数”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60年是41.6%，1965年降到38.1%，1970年再降到34.1%，1988年继续下降到28.8%。还有人计算过日本社会的“基尼系数”，结论虽各有不同，但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基尼系数变化并未显示两极分化的程度急剧扩大。

  “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是从不同角度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基尼系数”侧重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相对标准，“恩格尔系数”侧重居民家庭收支的总体标准，都是用样本数据的人均水平来衡量的。在中国，总量标准看起来都比较健康，一到人均标准，不和谐的一面就出现了，因为中国人口占比{zg}的是农民。日本当年为了保障弱势群体的收入，特别重视“谷贱伤农”，所以国家直接干预农产品的销售价格和农业发展的工业必需品价格。在1961-1970年间，日本的米价长期居高不下，高于美国进口大米的两三倍，农产品综合价格指数上涨了90%以上，而农业用的工业必需品价格仅上涨了30%左右。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是反向的，从而保障了农业者的经济利益，推动了农村的机械化和产业化。

  　在国民经济“收入倍增”的同时关注社会平等，一定要特别保护工人和农业者，在这里，农业者并不直接等于农民，泛指农业生产相关的社会群体，其中包括农村产业化和机械化的工人和企业。直到今天，我们在日本的免税店和旅游地看到的日本特色商品中，多数还是农产品如米果、点心和农村手工艺品。相比之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　“黄金十年”正是居民收入差距显著扩大的十年，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18亿亩耕地的　　“高压线”雷打不动，但是在“谷贱伤农”的市场环境之下，耕地荒芜和低水平耕作难以避免，不仅难以保障农业者的收入，也无法推动农村产业的升级换代。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工人群体和城市居民还有可能通过股市楼市两大交易市场获得财产性收入，而在远离城市的农村，经营性收入都没有保障，更何谈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了。因此，中国经济未来的“收入再倍增”一定要吸取过去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关键在于要通过政策干预提高农业者的收入，遏制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对农村经济的破坏。

  　城市化的升级与农村的机械化应该保持同步，这样才能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收入差距的相对合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