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观察生态问题的另类视角_哈尼工艺品_云南 ...

???????????????????????????????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
???????????????????????????????--观察生态问题的另类视角
??????????????????????????????????????????王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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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绍亭:生态适应
物种构成:“好坏”与“制衡”
自然:改造与顺应
“地方性知识”:整体性与具体性
山寨:功能与区划
“文化多样性”还是“区域间经济竞争”?
“官家设衙门,侗人选乡老”
双凤村:制度变迁的作用
“强势”与“弱势”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 西南是我国水资源最丰沛的地区之一,令国人错谔的是,今年竟出现了牵动全国人心的旱灾。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秦大河院士将其归咎于“60年一遇”的干旱(见《西南地区干旱60年一遇》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2010年03月07日)。而《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时寒冰却注意到,在云南的媒体中几乎年年都有关于大旱的报道:
??? 2004年,我国南方“遭受53年来罕见干旱”,云南在干旱之列;
??? 2005年,云南“遭遇近50年来{zd0}干旱”;
??? 2006年,“云南遭遇20年来最严重旱情”;
??? 2007年,“云南大部地区降水不足,气温偏高,旱情日趋严重”;
?? “2008年云南连续近三个月干旱”;
??? 2009年,“云南省遭遇五十年一遇的严重旱情”;
??? 2010年,云南“秋冬春连旱”百年一遇
??? ……
??? 这促使他对旱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于于4月13日发表了报告《旱灾真相实地调查》。其结论是:“西南干旱,一分天灾,九分xx”。时寒冰的论据,这里就不转述了,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他的报告,自己对他的结论作出分析判断。而他提出的“天灾”与“xx”问题,实际上触及了一个更深刻的话题: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关系。
??? 人类社会无疑寄生在生态系统之上,生态系统持续健康是人类社会持续生存的必要前提。作为寄生者,人类社会从生态系统获取生存资源,并向其排放废弃物,这行为造成了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在上亿年的演化过程中,生态系统形成了复杂的相互制衡机制,维持着系统的稳定性。而人类社会的索取、排泄行为,本质上是对这制衡机制的外来扰动,一旦它超越了制衡机制的承受能力,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就被破坏,系统就走向衰亡,其结局是寄生于其上的人类社会系统瓦解。古巴比伦、古埃及、玛雅是众所周知的先例。
??? 从动态系统的视角看,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系统,那这个大系统得以持续运行的关键何在?什么样的社会系统更能与其寄生的生态系统“共存共荣”?

??? 1990年云南大学尹绍亭教授发表了《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兼论人与自然的关系》(1990年1期《农业考古》)。
??? 在滇西北、滇西、滇西南、滇南以及与缅甸、老挝、越南相邻的半月形亚热带地区,是一个“绵延千里的刀耕火种地带”。彝族、哈尼族、瑶族、苗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基诺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年后依然或多或少还从事着刀耕火种。多年来人们用“落后”来解释这一现象,而尹绍亭注意到:
?? “自古迄今络绎不绝迁往滇西南山地的内地汉民,一旦定居也不免刀耕火种起来,须知他们是早已开化、并无丁点原始残余的先进民族啊。”
??? 尹绍亭意识到,陷在“先进”、“落后”的框架中,不足以认识这一现象。在进行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分析后,他发现:“刀耕火种依赖其对于山地森林环境的适应性和独特的技术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盛行不衰”。
?? “适应”--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正因为“刀耕火种”适应当地独特的生态环境,使社会系统在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内与其寄生的生态系统相安无事。近几十年来,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从稳定走向“急剧衰落”,主流学者们却将其归咎于刀耕火种,实在是因果错位。尹绍亭发现:
?? “刀耕火种是森林轮歇旱作农业,该农业生态系统是否能保持稳定的良性循环,关键在于是否具备能够保证足够休闲期的足够的林地面积。根据在云南西南部山地的调查,如果人均占有林地达到三十亩,{zd1}限度不低于二十一亩,那么才能实行正常的有序轮歇,才不致于因为林地的用养失调导致系统的崩溃。”
??? 由于内地人口持续向西南移民;由于解放后医疗条件改善,这里人口急剧膨胀,“目前在滇西南刀耕火种地带,尚能保持人均二十一亩以上林地的村社已为数不多。在不少地区,由于人均林地数量大大低于正常刀耕火种所需数量,因而传统的有序轮作已无法进行。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连续耕种一块土地直到地力衰竭,而抛荒后等不到地力恢复又必须再次耕种,于是森林为之绝迹,黄草随之蔓延,劳动投入成倍增加,产出却日益减少。生境砂化,粮食短缺,不少村社已陷入严重的困境。可见,人口超过生境容量,不仅是自然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的关键所在,也是刀耕火种农业生态系统崩溃的主要原因。”
??? 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这是国内学者对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关系的最早研究。此后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投入这个方向。大量的田野调查揭开了长期笼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社会上的迷雾,为我们理解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信息。研读这些报告,有助于我们具体了解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社会系统对生态系统的适应性。

???? 侗族先民是古百越民族中的一支。百越中最早出现的一支是春秋时的于越,以会稽为中心。到了汉代,《史记·货殖列传》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赢蛤,不待更而足。”《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可见侗族先民早年生息于长江、珠江流域下游的河网地带,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
??? 在以后的历史演进中,强势的中原文化迫使侗族先民溯河而上,进入半山区地带定居。他们在这里生存了上千年,一直与生态系统和谐相处,而在这同一时期,在中原文化统治下的关中、华北出现了显著的生态退化。
吉首大学罗康隆教授等一批学者长期考察侗族村寨,他们发现这里的经济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是:林农间作和“稻—鱼—鸭”共生系统。
??? 侗族是我国南方{zd0}的人工林经营者,600多年来,原木外销一直是侗族获得现金的主要渠道。但是侗族在营林的过程中十分讲究复合型育林,在他们的人工林中,不仅种植经济价值很高的杉树,也精心维护其它树种并存。豆科、壳斗科、芸香科的乔木,在侗族的人工林随处可见,并且至少要占15%以上的比例。人工林中还拥有大量的草本植物和附生植物。
??? 他们的森林更新和培育往往与旱地农耕相兼容,在育林空地上,只要许可都采用游耕手段混种各种旱生农作物,如做粮食用的小米、玉米、黄豆、红苕、荞子、洋芋等,做蔬菜用的黄瓜、南瓜、辣椒、红萝卜、白萝卜等,此外还混种西瓜、地瓜、蓝淀等各种水果、经济作物以及药材。而非追求商品材生产的极大化。
?? 在侗族村寨社区,将河流、鱼塘、稻田整合为一个“连通器”,既种植水稻又养鱼、鸭。除了人工种养的物种外,稻田中,还生息着不胜枚举的野生动植物,包括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螺、蚌、泥鳅、黄蟮等动物。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100多种。这些生物,包括一些被主流文化视为害虫、杂草的生物,都被作为生活、生产资源而培育、利用。
?? (见罗康隆、王秀《论侗族民间生态智慧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价值》广西民族研究 2008年第4期(总第94期))
??? 人类社会肯定会对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干扰,使其状态与原生状态发生偏离。侗族文化有意识地限制这种偏离,尽量保留原有的物种构成。这甚至引导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标准,在中原文明中被视为害虫、杂草的物种,在他们哪里都成了资源。这种价值取向保护了原有的物种多样性,而原有的物种构成是上亿年演化形成的,是当地生态系统稳定延续的基础。
??? 与之对比,简单地划分资源、废物;益虫、害虫;作物、杂草;好人、坏人……,对前者要极大化,对后者要极小化,这是主流文明价值体系的显著的特征。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主导下,长者数百年,短者数十年,原生物种构成就被彻底改变,而新生的物种构成只能在人工养护下生存。人工养护的主要手段是耕作、灌溉、化肥、农药,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水土流失、土质变性、病虫害激增。这种人工生态系统已经暴露出了高度的脆弱性。
??? 而在侗族的潜意识中,各物种都是同一个大系统中的成员,各成员相生相克,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干预准则,不是消灭一些种群,让另一些种群极大化;相反要保持各种群的合理数量,如:
?? “田里的黄鳝多了,就加强捕捉,少了,则将其它稻田中的黄鳝转放到稀缺的田块中。水蜈蚣对幼年期的鲤鱼有害,他们在放养鱼苗时,发现水蜈蚣太多,就捞捕水蜈蚣食用。但田里没有水蜈蚣时,又得人工放养。”(同上)
???可见人扮演的角色则是:“作为生物多样性的{zj2}调节和制约力,只是控制其数量,并不会打乱它的生活习性和破坏它的生存空间。” (同上)
??? 与现代文明两分法、一刀切的准则相比,这样的准则显然对生态系统的冲击更小,更有利于保存原有的物种构成,维护物种的多样性。史实证明,这样的价值观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前提。
??? 在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中,生计方式显然是最基本的问题。侗族让自己的生计方式尽量顺应当地的生态环境,而“现代文明”的生计方式需要彻底改变原有的生态系统。改造还是顺应,势必导致不同的结果。

??? 贵州省毕节地区金沙县平坝乡是一个苗族山寨,属喀斯特山区。20世纪50年代原生植被遭到破坏,土地高度石漠化。此后多次植树,但极少存活,侥幸成活的树苗二三十年后只有1米多高,被人戏称为“老头树”。
???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毕节地区为了贯彻实施“天保”工程和“长防”工程,特意邀请林业专家对该乡的林地做了评估。专家提出的治理方案是:将林地全面挖翻清理,移开碎石修筑保坎并填土建成梯土后,再行定植树苗。按照这样的规划,种植一棵树的代价需要数百元。
??? 时任该乡党委副书记的杨明生,不同意林业专家的意见,他提出的造林办法对于林业专家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而他要求的条件仅仅是乡政府为自己作保,批准他xx20多万元,暂时解决造林人员的生活困难。
??? 由于贵州省、地、县三级均无法筹集专家方案需要的巨款,当地政府顺水推舟,答应了杨明生的条件。11年后,1996年6月1日《贵州日报》发表了《生态扶贫双受益--记全国绿化劳动模范杨明生》一文,记者文采飞扬地写道:
??? “记者从金沙县城西北方向出发行走了20多公里,眼前豁然开朗,一座座群峦叠翠的山峰倒映在湖水里,山脚下‘涌’出无数条涓涓细流,汇集成小溪注入碧波荡漾的西洛水库中;而森林远处不时传来鸟儿欢快的呜叫--这就是原西湖乡党委书记苗族杨明生辞官回乡11年造林4万多亩所取得生态效益的一个缩影。苗胞们说:杨明生等37名共产党员为我们再创建了一个无形的‘绿色水库’,旱涝保收”。
???这个案例吸引了吉首大学杨庭硕教授,他考察了平坝乡,并研究了滇黔桂边区苗族、布依族的传统做法,总结出他们利用已经石漠化土地资源的要点:
??? “首先,不轻易触动已有的残存植被,而是在残存植被中见缝插针地种植有一定经济价值的木本植物,如槐树、构树、马桑、桐油树、山苍子、椿树、漆树等等。此类野生或半野生的植物在取得经济收益时,只是收取植株的有用部分,如:叶、果、花、枝、汁等等,无须连年种植和xx残株,也就不必连年翻土,自然不会扰动脆弱的表土,从而控制了继续石漠化的势头。

其次,保持这些木本植物和野生杂草灌丛的自然存在,不强行改变其物种构成。这样做既能加速植被的扩大与恢复,支持多种动植物的生长繁殖,又能拦截从高处自然下泄的水土,使已经石漠化的土地逐步增厚扩宽表土,稳步恢复土地的生产能力,持续稳妥地获得石漠化救治成效。

{zh1},农田用地仅xx于低洼的溶蚀盆地,靠人工塞住地漏斗的办法,构筑小片的农田,种植农作物,满足粮食供应。一般不盲目扩大农田,十分必要时才动用草坡种粮食,种一年后立即休耕,使之自然恢复。”(杨庭硕《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2004年7月)
??? 对比林业专家和苗族、布依族的差别,不难注意到,林业专家无疑拥有丰富的植物学知识;而苗族、布依族拥有的则是对当地生态环境直接而系统的认识。林业专家的方案基于改造环境以满足树苗生长之需;而苗族、布依族的做法则是顺应当地生态系统自身的运行轨迹,用最小的干预促使其向良性方向发展。两种认识的重心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导致了两种方案的巨大反差。
??? 杨明生的方案,用20多万元,11年就治理了久治不愈的石漠化。若按专家的方案,需投资数百万元以上,鉴于类似的造林方案失败的先例比比皆是,专家们的方案能否成功尚未可知。
两个方案之争,其实是两个基本思路之争:改造自然还是顺应自然?这选择的背后隐藏着对“知识”的不同理解。

??? 两个方案之争的结果令人错谔,专家们的认识水平竟不及一个“落后”民族的“地方性知识”?
??? 其实这样的案例不在少数。20世纪80至90年代,在黔东南清水江流域,学术界曾有一场争论:传统的杉木人工培育技艺与现代营林技术孰优孰劣?20年后,实践给出了答案。锦屏县三江镇卦治村和菜园村的苗、侗林农经营杉林,用世代传承的培育“十八杉”人工林的生产技艺;而当地国营实验林场则运用现代林业技术培育人工杉林。结果“十八杉”的单位面积出材量高出20%,且经营成本仅为后者的1/5,水土流失模量仅为后者的1/2。(见古开弼《生态文化视野下的“十八杉”民俗解析》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4期2007年l2月)
??? 人类学者、文化学者、民俗学者们的大量研究报告显示:被视为“落后”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文化相当接近于“生态文明”,这种文化事实上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相安无事地共生了数百上千年。这样成就的背后,必然有相当深刻地认识和成熟的技术体系。侗族的传统营林技术就是一个范例,其中令人难忘的是“以抚代育”和“以伐代护”。
??? 所谓“以抚代育”指:侗族居民在种植旱地作物的同时,对自然长出的树苗实施区别性的措施:需要利用的,就精心抚育使其成材,不需要的就彻底xx掉,一旦乔木长大后就立即退耕,森林也就随即恢复了。他们造林时不育苗,而是将各地自然长出的所需树苗移到合适的位置定植使之成林。
??? 所谓“以伐代护”指:对达到使用规格的乔木,他们会毫不吝啬地砍伐,以便腾出空间让其他树木顺利成长。除了特意保留做母树用的百年古树外,乔木大部分处于中幼林阶段,这种做法很像是森林游耕,实施随种随收、随收随用。在使用过程中森林面积不减少,但树种的结构却处在不断的调整过程中。什么地方的森林需要更新,什么时候实施更新,各房族都心知肚明。相关的技术技能也能有效地配合,因而从表面上看这里的森林覆盖面积长期保持不变,但居民的利用却从未间断过。
?? (见崔海洋《试论侗族传统文化对森林生态的维护作用——以贵州黎平县黄岗村个案为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 面对这样的技术体系,还能妄称当地少数民族“愚昧”、“落后”吗?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国外的人类学者就意识到,所谓“蒙昧”、“落后”是西方文化对其它文化的主观偏见。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表明:被视为“原始”的民族有极强的分类能力,能xx地使用定义,有丰富的抽象词语,其思维逻辑与现代科学并无本质的不同。据此法国人类学者列维.斯特劳斯指出:
??? “野性的思维是通过理解作用而非通过感情作用来进行的。所借助的方法是区分和对立,而非混合和互渗。”“所谓原始思维乃是一种量化的思维。”“所谓原始思维乃是一种量化的思维”(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原始人的思维并不低劣,它也是逻辑的,理性的,甚至是一种量化的思维。那这种思维与我们浸染于其中的“科学”思维,差异何在?列维.斯特劳斯认为:
??? “野性思维的特征是它的非时间性;它想把握既作为同时性又作为历时性整体的世界。而且它从这个世界中得到的知识与由室内挂在相对的墙壁上的两面镜子所提供的知识很相象,两面镜子互相反射,尽管反射不是严格平行的。这样就同时形成了大量的形象,其中没有一个与任何其它一个雷同。因而任何单个形象所提供的只是有关家具和饰物的局部知识,全体群象则是由表现着真理的不变属性所刻画的。野性的思维借助于形象的世界深化了自己的知识。它建立了各种与世界相象的心智系统,从而推进了对世界的理解。”(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
??? 列维.斯特劳斯强调了“野性思维”的整体性与具体性。与之对比,现代科学思维最显著的特征则是“孤立体”和“公理化体系”,前者将研究范围分割为一个个封闭的领域,后者力图靠某个逻辑体系的演绎来穷尽该领域内的全部现象。
??? 对比前述杨明生与林业专家的方案,杨明生之所以成功,正在于他的整体性和具体性--他不囿于孤立的学科,而是着眼于当地生态环境的整体;他不基于教科书演绎的结论,而是基于对当地各物种的具体了解。
基于整体性和具体性,在处理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关系的问题上,西南山地各民族,还展现出了更高层次的视野。

??? 自然生态环境千差万别,人类社会对其利用的方式自然不可能目标相同、标准一致。观察侗、苗各族的村寨,令人感叹他们都是杰出的“国土规划”大师。
??? 贵州省施秉县杨柳塘镇高坡苗族自然寨,把森林资源按功能分为三个部分:风景林、用材林和薪炭林。风景林离苗寨最近,整个苗寨被林子环绕其中,树种也最为丰富。风景林中很多树木都在百年以上,由其自生自灭。用材林主要有松树和柏树,与有一定坡度的旱地相间。薪炭林主要是红、白青松,地势较高,离寨子也最远。
??? 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由于滥砍乱伐高坡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森林基本上变成了光头。山洞的泉水变小,水土流失严重,严重危及村民的日常生活。1981年开始,村民们自发地起来保护自己的家园。他们依据祖辈遗留的传统,重新划分了山林的功能:
??? 1、风景林。归全寨人所有,大家共同管理,条款基本上按祖辈的规定执行,即神化、信仰加约定俗成,严惩违规者。
??? 2、用材林共分为“公山”、“责任山”和各户的“草园”。
“公山”由各村民小组看护。“责任山”用“桩”划界分到户,各户按照村民小组的统一规定进行管理,由小组推举专职护林员来协调和监督。另外每户有面积大小不等的一块“草园”,使用权私有,自主权{zd0}。
??? 对于“公山”、“责任山”和“草园”树枝的修剪和落叶的打扫,全组统一行动,必须在l5天左右完成。
??? 3、薪炭林。集中在“古巴山”一带,全部是未分的集体山林,由各村民小组集体管理。其措施主要有:
??? (1)专人看管。护林员由群众推荐,也可自荐(条件一般是有威信、精力旺盛之人);
??? (2)森林划分为四片,每年一片,轮流砍伐;
??? (3)每年检查森林两次(春、秋)每户必须参加。不参加者要被罚款,大家共同巡视山林,共同考核,并按合同xx,不交报酬粮者,一律不分柴;
??? (4)每年农历lO月份分一次柴,用竹竿仗量,可以砍到第二年2、3月份,之后不能再砍;
??? (5)抓到违规者,一般由组长直接按规定进行处罚,如拒不接受处罚的,全村统一行动,户户参与,不能翻旧帐,就事论事;
??? (6)“古巴山”在村子的{zg}处,它保护地处半山坡的苗寨安全、维护生态环境和涵养水源。因此,严禁割草、挖根、放牛、挖新山沟、烧炭和开垦,甚至对老山沟旁的树及土角边的草地也实行了严格的管理措施,有效地防止了水土流失。
?? (见余贵忠《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森林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以贵州苗族侗族风俗习惯为例》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5期2006年9月)
??? 可见,他们依据功能差异,对山林进行了严格的划分,不同的林地有不同的作用,相应地有不同的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权责定位。他们根本不理睬时髦产权理论要求的“明晰到个人”。
??? 西南山区的侗族往往是是聚族而居,一个社区通常稳定占有一个小流域。这使他们能够对整个流域区的所有自然资源进行全面规划,分类使用,合理配置,权责到户,确保使用与管理的高效运行和稳定延续。
??? 小流域内典型的布局是:河谷底部配置稻田、鱼塘、河网和各种引水和保水设施。农田与鱼塘周边适度地构筑浅草带。村寨紧傍山根,面向宽阔的河谷底部。沿山坡而上的大面积坡面则稳定保持茂密的森林,森林上方的山脊地段,也就是侗族村寨之间的地理边缘,尽可能稳定地保持宽窄不等的疏树草坡。(见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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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侗族村寨布局(摘自罗章隆PPT
????????????????? 《文化多样性与水资源储养--以侗族传统稻鸭鱼生计为例》)
??? 稻田相嵌在森林生态系统之中,成为其有机的构成部分,使得水资源存在着诸多的内循环。随着昼夜气温的变动,稻田中的液态水资源有一部分转化为气态水资源,充满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夜间降温时再凝结为液态水回落到稻田中。在原有森林生态系统储养水资源的基础上,大大提高水资源的储养能力。
???? 鱼塘、稻田河流相连通,每一块稻田,都是一个微型的水库。它不但为人类提供生存资源,这一个个微型的水库还构成了一个大型的立体储水系统,成为在高海拔山区人工构筑的大面积的、长期稳定的湿地环境。这既为各种候鸟提供了栖息地,又降解了所有的生活废物,为下游提供了稳定、洁净的水源。
??? 作为间隔带的浅草地既可以降低地表径流的速度,使流水携带的泥沙就地沉积,又有利于监控森林中的大型食草动物侵入稻田为害,又可以给农家的耕牛,甚至马和羊提供放牧场所,还可以增加稻田周围的通光、通气程度,有利于各种动植物的正常生长。它还为以草本植物的种子为主食各种禽类提供了栖息地,保护了草地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见罗康隆、王秀《论侗族民间生态智慧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价值》广西民族研究 2008年第4期(总第94期))
??? 这样的布局使聚落、耕作区与周边各类生态系统相互支撑。它表明侗族“国土规划”背后的基本理念: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保持多种生态子系统的合理配置,共同构成一个大的,持续生存能力强的生态系统。
??? 黄岗侗族有一个口谚:“无山就无树,无树就无水,无水不成田,无田不养人。”可见,在他们的观念中,森林、水源、稻田、人类融为一体,对家乡的山水需要合理规划,精心养护。显然,西南少数民族将自己的社区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功能规划。
??? 这样规划的背后,是对子孙后代长远生存的责任感。
?? “黄岗人还认为这片福地是祖宗传下来的,他们用得心安理得,他们也有责任让子孙也用得心安理得。从他们的观念看,黄岗这个家族村社是永恒的,黄岗的自然资源永远是属于他们的。黄岗的山水林木他们无权卖,也不需要买,精心维护黄岗生态安全是他们的职责。”(崔海洋《试论侗族传统文化对森林生态的维护作用——以贵州黎平县黄岗村个案为例》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 正是这种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感,使他们选择了合理的规划而非“有水快流”式的掠夺。与之对比,我们国家层面的国土功能规划是否有值得反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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