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特别手令迁徙《四库全书》
“甘肃籍”《四库全书》部分影印本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刚一露面，立即引起广泛关注。6月10日，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馆长、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秘书长易雪梅接受记者采访，说此次在世博会上展览的甘肃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本，是从《四库全书》中经史子集中各选一本书的影印本，分别是《易图说》、《长安志图》、《墨法集要》、《璇玑图诗读法》。易雪梅介绍：台湾文渊阁本在1986年就开始影印丛书，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阁本的影印本在2005年问世。甘肃文溯阁本因经费等原因，2000年才影印了四本。
因按经史子集四库存放，故称《四库全书》。
可是，远离首都北京的甘肃兰州怎么会有稀世国宝《四库全书》呢？
这要从《四库全书》的源头说起。
乾隆皇帝出任“总编辑”
1772年乾隆37年11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认可，诏令汇编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引出编纂《四库全书》的{qwgr}后无来者的大工程。
乾隆皇帝亲自出任“总编辑”，组织360名学者，历时7年，从民间征集万余本图书。至1787年乾隆52年，完成7部手抄本。收录《易经》、《诗经》、《史记》、《三国志》、《楚辞》等经典书籍3461种，其中包括《永乐大典》中的佚书300多种。共7.9万卷，3.6万余册，221万多页，9亿多字。该丛书字数是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10倍。可以说，《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总汇，几乎囊括先秦至清代中期的所有传世经典文献，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东方文化的金字塔”。历史学家、中国国家图书馆前任馆长任继愈先生曾撰文称赞《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qwgr}的文化伟业，是迄今为止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载体。
《四库全书》的征集
《四库全书》{dy}步征集图书，历时7年。为了引“书”出洞，清廷制定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
第二步整理图书。从内府藏书、清廷官修书、各地征集图书，以及《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中，选较好本为底本，抄入《四库全书》。不合格著作则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存目。存目共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
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如飞签、眉批。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纸条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后，才能用朱笔改正原文。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三审后，送呈御览。
第三步是抄写底本。因当时印刷条件有限，《四库全书》只能抄写。抄写人员先是保举，后来发现有行贿、受贿等弊病，改为考查选拔。需要增加抄写者时，先贴告示，应征者当场写字，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zh1}改为从乡试中的落第生中挑选。
《四库全书》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员。规定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
第四步是校订，这是{zh1}的关键性工序。《四库全书》馆制定的《功过处分条例》规定：所错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后，再经总裁抽阅，{zh1}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乾隆46年（1781年）12月，{dy}部《四库全书》抄完装潢进呈。接着又用近三年，抄完第二、三、四部。
《四库全书》只剩下三部半
《四库全书》先抄的四部存放在紫禁城内文渊阁、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即“北四阁”，又称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从乾隆47年（1782年）7月到乾隆52年（1787年）又抄三部《四库全书》，分由镇江的文宗阁，扬州的文汇阁和杭州的文澜阁珍藏，称浙江三阁，即“南三阁”，允许文人阅览。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手抄本诞生的200多年，正是近代中国风云动荡的时期。《四库全书》圆明园文源阁本、扬州天宁寺行宫的文汇阁本和镇江金山行宫的文宗阁本全部毁于战火。
1783年乾隆48年，文源阁本《四库全书》抄毕入藏。文源阁位于圆明园内“水木明瑟”之北偏西，上下各六楹，阁西为“柳浪闻莺”。文源阁的匾额及阁内汲古观澜匾额都是乾隆皇帝御书。文源阁前为玲珑峰，上面刊有乾隆御制《文源阁诗》阁东的亭内有石碑，上刊御制《文源阁记》。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本《四库全书》化为灰烬，只留下刻有《文源阁记》的石碑。
太平天国运动中，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克镇江，镇江金山行宫的文宗阁被烧毁。1854年咸丰四年，太平军攻克扬州，扬州天宁寺行宫的文汇阁本被烧毁。
杭州圣因寺行宫原有《古今图书集成》藏书堂一处，1782年乾隆47年在堂后改建文澜阁，次年底完工。1861年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杭州圣因寺行宫的文澜阁藏书楼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1864年太平军撤走，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重金收购，搜集《四库全书》8140册，但仅占全书的四分之一。1884年，光绪六年在旧阁原址重建文澜阁。丁氏兄弟将书存入，并陆续抄补。民国后，文澜阁归浙江省图书馆。1881年再度修复《四库全书》，1914年、1923年，又两次组织人力补抄，恢复大部内容。抗战时期文澜阁本《四库全书》被运至青木关，胜利后返回浙江。现藏浙江省图书馆，算半套。
现存三套《四库全书》，分别保存在台湾、北京和兰州。
1776年乾隆41年，紫禁城内位于文华殿后殿的主敬殿建成。1782年乾隆46年12月，文渊阁本《四库全书》{dy}部抄写完毕，入藏主敬殿。民国时期，由故宫博物院接管。1933年春天，日军占领热河，北平形势危急。故宫博物院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连同所藏历代文物装箱南迁上海，以后又辗转数千里运抵四川，抗战胜利后复运南京。1948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经上海转运台湾。现存台北市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
鲁迅把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调到北京
1774年乾隆39年，热河行宫（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庄开始修建文津阁，次年修建完毕。1784年乾隆49年11月，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入藏。它的底本来源内府藏书、清廷官修书、各地进呈本以及《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每册卷首有“文津阁宝”，末页有“避暑山庄”、“太上皇帝之宝”小篆朱文方玺各一。史部的《八旗通志》成于嘉庆初年，后再补入，故里面仅有“嘉庆御览之宝”一方。全书与通行印本《四库全书目录》微有不同，盖以抄写较晚，有修订改易之处。
1912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dy}科科长的鲁迅先生主管图书馆和博物馆，他要求将承德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运回北京。1914年1月6日《四库全书》移交到京师图书馆，藏于文华殿古物陈列所。1915年移交新成立的京师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原在北京鸦儿胡同广化寺，比较偏僻，读者不多。1913年10月，教育部决定迁馆东城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1915年6月，设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1917年2月16日，京师图书馆正式迁移到东城方家胡同的国子监南学。1928年底，京师图书馆又搬到中南海“居仁堂”，并改名“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初，京师图书馆与北海内庆宵楼的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仍叫“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5月，在北海西岸元代的道观“兴圣宫”建设国立北平图书馆新馆址，1931年7月1日开馆。因图书馆珍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所以门前的西安门大街改叫“文津街”。1987年10月6日，位于西直门外的北京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新馆落成。《四库全书》运抵新馆收藏，收藏的馆室大厅叫“文津厅”。
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成书于1784年乾隆49年。从仅存的三部半《四库全书》看，文津阁本保存最为完整，其他三阁本均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补抄。经学者核对录异，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与文津阁本在篇卷、文字、《永乐大典》辑佚本、序跋、附录、提要等方面存在很多差异。文津阁《四库全书》所保存下来的一些文献资料已是海内孤篇。更为可贵的是，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6144个书函，陈列在128个书架上。至今仍是乾隆年间的原架、原涵、原书，书函中央板、丝带、铜环一依当年，保存完好。
从七部《四库全书》的成书时间看，文津阁是北方四阁中{zh1}一部，距{dy}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成书已有三年之久，对已发现的讹误、遗漏有所补正。而且，档案明确记载，文津阁本曾由乾隆亲校，乾隆御笔“题旧五代史八韵”刻在子部第32、33架的侧板上。并由纪昀亲自三校，几乎每册均有校核记录，其编校质量优于包括文渊阁本在内的其他诸本。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朱印、“纪昀复勘”黄笺、雪白的开化纸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文津阁本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镇馆四宝之一（文津阁《四库全书》与敦煌遗书、《赵城金藏》和《永乐大典》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善本四大专藏）。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到了兰州
现存兰州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最初在沈阳。1782年乾隆47年11月，文溯阁本抄成正本，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老二。文溯取“溯间求本”之意，寓“不忘祖宗创业之艰，求子孙守文之模”。1783年初，文溯阁《四库全书》分四批由“四库”总校官、大学士陆锡熊从北京护送至清朝肇兴之地的盛京（沈阳）故宫文溯阁。文溯阁《四库全书》装帧极考究，全部绢面书皮，经部是黄、绿绢，史部是红绢，子部是蓝绢，集部是灰绢，每册书首页都盖有“文溯阁宝”朱印，尾页盖“乾隆御览之宝”，分装在6600余只楠木盒中，匣外均刻书名。
民国时期，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辗转流徙，几经危险。1914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到北京，存于保和殿。1922年，文溯阁本《四库全书》险些被日本人买走。1925年，奉天教育界人士拟办图书馆，呈请北京国民政府当局，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重新运回沈阳故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也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方假借所谓“国立图书馆”的名义代为封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重回中国人手中。
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兴起，红卫兵四处破四旧，打砸抢。为保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的{jd1}安全，林彪特别下令：将藏于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秘密西迁兰州，藏于戈壁沙漠中。
1966年10月13日，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安全运到兰州。
至今，辽宁的文溯阁仍空着，辽宁要求甘肃“物归原主”，以“书阁合璧”。而甘肃方面，当然不愿意送走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他们不管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仍有争议，斥巨资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
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建在黄河边上的九州台。古典式的两层三楼，朱墙环绕，黑色琉璃瓦，所有门、窗、柱都漆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一反传统的宫殿黄琉璃瓦及外檐的五彩。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常见的龙凤，而是“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书有关的图案。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亮相，则强调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已经是兰州的文化品牌。
资料：《四库全书》介绍
“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按古代图书分类，分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因基本囊括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zd0}的丛书。它收录从先秦到清乾隆前中国大部分重要典籍，几乎涵盖了古代中国所有学术领域，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
《四库全书》（1773年）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它的源头和血脉，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新兴学科都能从这里找到它生存发展的泥土和营养。从那时开始，作为国家正统、民族根基的象征，已成为中国乃至东方读书人安身立命梦寐以求的圭臬和后代王朝维系统治宏扬大业的“传国之宝”。
《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等
15类；“子部”
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类。总共44类。为了保存这批精典文献，由皇帝“御批监制”，从全国征集3800多文人学士，集中在京城，历时十年，用工整的正楷抄书七部，连同底本，共八部。建阁深藏，世人难得一见。虽然由数千人抄写，但字体风格端庄规范，笔笔不苟，如出一人。所以，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看，都具有十分难得的研究、收藏和欣赏价值。后几经战乱，损毁过半，更使这套世界出版史上的巨制，成为举世罕见的无价之宝。
《四库全书》的分类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又称“四库”。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史部收录史书；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四库全书》的分类法是中国古代{zj1}代表性的图书分类法之一。
经部：《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孝经》、《尔雅》、《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
史部：《国语》、《史记》、《汉书》、《晋书》、《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史通》、《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南齐书》、《北齐书》、《旧唐书》、《新唐书》、《列女传》、《越绝书》、《水经注》、《岛夷志略》、《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吴越春秋》、《风俗通义》、《华阳国志》、《建康实录》、《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天工开物》、《东周列国志》。
子部：儒家：《荀子》、《说苑》、《帝范》、《政训》、《潜书》、《新序》、《盐铁论》、《潜夫论》、《近思录》、《郁离子》、《传习录》、《xx语》、《孔子家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兵家：《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孙膑兵法》、《六韬》、《三略》、《握奇经》、《素书》、《将苑》、《李卫公问对》、《虎钤经》、《守城录》、《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何博士备论》。法家：《管子》、《商君书》、《韩非子》、农家：《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医家：《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八十一难经》、《洗冤集录》。数理天文类：《周髀算经》。
集部：《楚辞》、《诗品》、《曲品》、《南戏》、《花间集》、《柳永词》、《晏殊词》、《东坡词》、《秦观词》、《放翁词》、《姜夔词》。
四库全书的编纂内容
《四库全书》内容十分丰富。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43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200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xx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100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四库全书》的学术影响
1、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zd0}集结与总汇。
2、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3、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4、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xx，即xx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
{dy}，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
第二，{zg}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
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
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zg}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
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被破格录用，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四库全书》不足之处
{dy}，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乾隆皇帝的“引蛇出洞”
香港文汇报报道称，在修纂《四库全书》这件事情上，乾隆还是包藏了一点私心的。这个私心，说到底就是想xx不符合满清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xx文化界的杂音，具体来讲，就是把那些掺杂了“反清”意识的书销毁。在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为统治者的权变之术。他利用修纂《四库全书》的良机，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术，让那些“蛇”主动地游走出来，然后一个个打死，最终达到了xx“不良思想”的预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dy}招，就是循循善诱，广而告之。乾隆37年正月初四日，诏谕天下，要求搜访群书，以备修纂《四库全书》之需。但由于当时对编纂《四库全书》的目的、内容、体例等都没有考虑得十分成熟，这个诏书下得非常笼统，只是说了一些原则性的话，致使各地对搜求什么样的书并不十分明了。同时，由于当时因文获罪的事情时有所闻，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吕留良陷身文字狱，乾隆20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狱，民间风声鹤唳，只怕因献书而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搜书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10月17日，献书者还是不见踪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献书，并且特别强调，即使所献之书中有“忌讳”或“妄诞”的字句，与藏书之人也没有半点干系，不得加罪。至于经手搜书的地方官，更是毫无关碍。绝不借“访求遗书，而于书中录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况只是借书抄录，抄录完了之后，仍旧要把原书发还给持有者。这样一种“善诱”之策，果然使许多粗心之“蛇”纷纷出洞。
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不管是好书坏书，“浙江江南督抚及两淮盐政等奏到购求呈送之书，已不下四、五千种”，其它省份所献之书在数量略有差别，但其献书的劲头却与此无异，真可谓“踊跃奉公”了。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适当奖掖，精神激励。在xx献书人后顾之忧的基础上，乾隆还不忘给献书者以适当的精神奖励，提高天下藏书人献书的积极性。这个奖励办法颁布于乾隆39年5月，主要内容是：凡献书500到700种者，朝廷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凡献书100种以上者，赏《佩文韵府》一部。献书百种以上者，还可从里面挑选一些精品书籍，乾隆亲自在扉页题签，留下墨宝。对乾隆题咏过的书籍，要优先抄录，尽早发还持有人。我们知道，献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中间多有风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图书集成》一类的奖励，已是相当不错的事情，且还能得到当时圣上的墨宝，那可是莫大的荣耀了。于是乎，各地献书量又有所增益，仅各地所献书籍，就达万余种之多，足见乾隆“引蛇出洞”招数之高妙。
对于那些藏有“违禁”之书，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则采取“威逼”之法。乾隆39年8月初五日，乾隆就对一位督抚下了这样的谕旨，大意是要该督抚再去向那些已经献了书的藏书家宣示，“如有不应留存之书，即速交出，与收藏之人并无干碍。朕凡事开诚布公，既经明白宣示，岂肯复事吹求？若此次传谕之后，复有隐讳留存，则是有心藏匿伪妄之书，日后别经发觉，其罪转不能逭，承办之督抚亦难辞咎”。这道谕旨绵里藏针，既有娓娓劝诫，又暗含威胁之意。当地官员和藏书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后，乾隆又多次下达类似谕旨，一道紧过一道，即使有侥幸心理的藏书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书献了出来。
蛇既出洞，书既已献，藏书家就做不得主了。对于其中有“抵触”满清之语的“违碍”之书，本身的命运自然不消言说。据史料记载，在修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惨遭销毁的书籍达3000种以上。更有甚者，书的主人由此罹祸，在新罗织的文字狱里饱受煎熬。江西举人王锡侯因删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贯》，被认为“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不仅所辑录的书籍全部被销毁，本人及其家属也被发配黑龙江为奴，与此案有关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严肃处理，真可谓“出洞之蛇任人打”了。
为此，我们在了解《四库全书》作为文化巨献存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举动后面的故事。正是这些不为我们熟悉的细节，让人体会到历史的残酷性。
清朝所毁书籍以及恶果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13600卷。焚书总数15万册。清朝还系统销毁明代档案。目前明代档案仅3000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清修改过）。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被销毁，清朝还系统地篡改明朝残存书籍和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