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林风眠作品，可能是早些时候从萧瀚博客下载的）
秋天的追问

摩罗

谁都相信他是幸福的，不到四十岁，已出版了好几部学术著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最年轻的xx学者，声誉远播海内外，影响遍及人文学科各界。谁都相信他过得忙碌而又充实，找资料、写文章、编杂志、开学术会议、带研究生、主持学术沙龙等等。近一年来，他一直为写作一部现代文学史（晚清——1989年）作着准备工作，每一个听他谈过构想的人都认为这将是一部大气魄、新观念、新体式的著作。人们都以尊敬的目光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他人生的鼎盛时期。

然而，在一个秋天的早晨，他忽然轻声自问：我为什么要写文学史？这一问问得他自己惊愕不已，恍然若悟。是呀，我为什么要这样孜孜不休地做学问呢？整天写呀写的，目的何在呢？意义何在呢？

也许他可以自解道，做学问就是为了追求真理，写作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不写作我们就找不到别的活法。可是这样的自解并不能令这位年轻的教授满意。他进而驳难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生存本身意义何在呢？一个一个问题就这样层出不穷，他真的把自己给问倒了。他驻足在喧嚣的人群里，四顾茫然，没有一个地方能闪出一点灵光来解除他的迷惘，他知道只有靠自己慢慢地琢磨了。

这些问题听起来似乎有点愚蠢，甚至有某种自我作难的意味。活着不就是活着吗？为什么一定要问那么多“为什么”呢？存在就是存在，既无道理可言，亦无意义可寻。你问宇宙存在的依据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宇宙只会用永恒的存在和同样永恒的沉默来回答你。

然而人类正是这宇宙间一个执拗的孩童，他爱思爱问爱玩弄符号爱寻求意义。牛顿在他自己的物理学体系中穷尽了物质运动规律以后，竟然一点到此为止的意思都没有，而是傻乎乎地向当时最xx的学者——他本人——追问道：那么请问，那个最初的运动是如何产生的呢？那个{dy}推力的最初推力是什么呢？他果然把自己给问倒了，他的后半生就因了这个问题的纠缠而一刻也没安宁过。

对于物质存在尚且如此追根究底，人类对于自身的存在怎能马虎了事呢。从远古神话，到现代迷信，都可看出人类探究自身存在原因和理由的努力。从古希腊哲人的“认识你自己”，到近代哲人说的“未经审视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都在肯定并鼓励人们就人生的意义无休无止地追寻下去。

我们终于看见一个中国学者，在他活得最红火最滋润的时候，忽然揪住自己的胸襟，纠缠不休地追问着人之价值，生活之意义。我们终于知道，这并不是庸人自扰，这个问题本身有着深厚的人文传统。

之所以有人觉得这问题有点突兀，乃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无视这样的传统，我们只是忙于生存，而未能追寻生存背后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活得很“人气”，实际上却未能拥有多少人文内容，而只是按照日常生活的既定程序，完成了生理功能和社会功能所要求于我们的运转。我们点起一支烟，坐在又柔又深的沙发里，翘起二郎腿，随手拨弄一下电视机的遥控开关，于是，古代侠客的风姿，纽约街头的喧腾，权力机关的会议，乡间老妪的呢喃，咖啡店的亲吻，首饰店的抢劫，好莱坞的裸体，张艺谋的灯笼，拥挤不堪地显现在屏幕上。我们哈哈哼哼，直感心旷神怡。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把这些东西当作了生活的全部内容，对这些内容是不是满意也无暇考究。

人们的兴趣是如此广泛，可却独独对于精神生活失去了{zh1}一丝兴趣。

在不算漫长的人类文化史上，本来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专门就人文精神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以求为人类文化寻求一种精神品格和价值目标，为人类生活寻找一种价值规范，为人类生存本身寻找意义和依据。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被叫作人文学者，他们所发展起来的学科，被叫作人文学科。当普通人不自觉地淡化生活的精神色彩时，这些人往往会更加卖力地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生活寻找意义体系和价值范型。孔子、孟子、陈独秀、鲁迅、苏格拉底、柏拉图、卢梭、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许许多多心灵强大睿智如神的宗教{lx}，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可是今天呢，当我们再度身陷礼崩乐坏之境时，已经看不见孔丘们的出现。当我们再度面临社会转型文化更替的时代，我们竟然感觉不到时代对于陈独秀和鲁迅们的需要。

生活显然出了问题，因为它已经迷失了精神价值；生活不只是出了问题，因为它已经不需要精神本身。

人文学科早就失去了它精神的灵光，凋敝得惨不忍睹。人文学者也早已溃不成军，一个个给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卷得晕头转向。一些仍然在操作文学操作学术的人，也已经失去了精神生活立法者的自信，而是带着无可奈何的自嘲，一日千里地后退，直退到“著书都为稻粮谋”的惨境。

然而，人类不可能长久地失去精神生活而仅仅只面对吃喝拉撒，无论现实的境遇多么恶劣，总会有那么一些人，不会停止对精神的追求。他们会自觉地在精神价值危机中努力于重建新的人文精神。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青年学者，不就正是这样的人吗？

这篇以一个故事开头的短文，也用一个故事结尾吧。当苏格拉底忘情于描述理想的生活方式时，格劳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苏格拉底，我不相信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座上帝之城。”苏格拉底回答说：“无论天堂中有没有这样一座城市，有智慧的人都将循着这城市的方式而生活，并以此为准则而装点自己的家。”

1994年，写于上海丽娃河边

（本文原打算编入《耻辱者手记》修订版第三辑《寻找精神资源》，因工作粗心而遗漏，深为遗憾。现发表于此，期待着编入其他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