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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思容的《每日》用诗意的语言描摹客家女性的生活状态，林生祥的《种树》以和缓的节奏诉说新城乡关系下农民的地位处境。然而最受内地学人和媒体关注的，却不是这两张主打专辑，而是林生祥昔日的身份——台湾交工乐队主唱。
尽管他一再表示，在他的心理感觉上，“‘交工’年代已经相距十年二十年”，但这次来大陆，他却发现被人不断地拉回去，回想那时的故事与心情。
乐队与乡民一起反水库
交工乐队的闻名，起源于与之密切相关的台湾美浓反水库运动。
美浓位于台湾南部，以农业为主，种烟草、稻米，辅有养殖业，当地人口多为客家人。1992年，台湾政府为解决南台湾水源缺乏及未来发展需要等问题，计划花费1100亿元新台币兴建美浓水库。
当地人士经考察论证认为，水库兴建处地质有严重断层，容易造成淤积。兴建水库不但将破坏生态，还会危及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因此他们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成员以年轻知识分子与返乡大学生为主，并组织到立法院递交请愿书。
1994年4月，水库兴建预算曾一度被立法院删除，但在1998年，当时的行政院长萧万长径自宣布于当年8月动工兴建美浓水库。反水库人士群情激愤，相约于5月成立“美浓反水库大联盟”，其中{zd0}的一次行动，是联盟在1999年5月得知国民党将强势动员党籍立委表决通过水库兴建预算时，紧急发动乡亲分三批北上立法院，在立法院门口跪求立委切勿翻案。
正是在这时，交工乐队积极投身反水库运动，成为“或激励、或娱乐、或安慰”的必要因素。
主唱和曲作者林生祥正是美浓人，此前在大学时期曾组乐队“观子音乐坑”。1998年，林生祥服完兵役回家，深刻感受到家乡的情势，决心贡献一份力量，于是在次年年初成立交工乐队，以反水库运动的各个层面为歌词内容，将音乐作为促进运动发展的必要部分。
“交工”之名取自台湾农村社会中农民以“交换劳动力”互助的概念。据交工乐队的说法，其{dy}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制作过程中曾获得当地农民及朋友大力协助，为了学习这种精神，因而以此命名。
担任“交工”绝大多数歌词创作的钟永丰曾说：“我对这张专辑(即《我等就来唱山歌》)的基本想法……有三个层次：{dy}个层次是要能感动他的情感，第二个层次是在思想上跟我们对话，第三是在行动上跟我们结合。就是我们所谓的‘带出情感，带出思想，{zh1}带出行动’。”
他们去当地人家里作调研，跟环保人士协商对策，在最简陋的烟楼里录音，唱最切合现实的歌曲。
《我等就来唱山歌》得到广泛支持与好评，并在2000年台湾金曲奖连获{zj0}作曲人奖及{zj0}制作人奖。乐评人张钊维在2001年称交工乐队是“台湾从20世纪迈向21世纪最重要的乐团之一”。
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后为实践竞选诺言，表示美浓水库兴建案就此停止，长达8年的“反水库运动”也相应结束。“交工”的音乐流传下来，顺理成章成为那个时期的文化符号。
这个符号的意味如此悠长，以至于即便交工乐队此后又出了专辑《菊花夜行军》，林生祥在交工乐队解散后又创作了专辑《临暗》、《种树》，并在音乐领域不停获奖，不停受邀去国外演出，人们最关注的却仍是其与社会运动的相生相伴。
内地的“交工”在哪里？
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之所以对林生祥交工乐队的主唱身份格外关注，是因为内地还欠缺这样的音乐——与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并为这个运动提供文化的注脚。
举例说，许多小区的自主维权，虽然内容风风火火，但文化层面上至多是宣传单和标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音乐等艺术带来的更广阔、更深远的文化意义。
事实上，在音乐关注内容与现实结合方面，内地也有不少音乐人在做着这方面的努力。例如民谣xx周云蓬，在去年夏天推出的专辑《中国孩子》里，他将沙兰水灾、高房价、黄金周怪相等问题都写进歌词，吟咏之间显示出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担当。
再如孙恒创立的“打工青年艺术团”，义务为工友演出上百场，唱《团结一致讨工钱》，唱《打工打工最光荣》，为城市{zd2}层的人群发出声音。除去演出、发行专辑，他们还坚持定期邀请律师、大学生志愿者来为农民工举办法律讲座和其他文化教育培训，并常将演出的钱用来募捐，与社区共建工友电脑室、图书馆等。
在他们这里，音乐不再只是给人们放松、幻想的场所，而是真实地显现了社会环境中某些群体的喜怒哀乐与欲求。
但为什么这些音乐人或团体没有形成如交工乐队一样的艺术影响力和社会意义，归根结底是由音乐水准不足和社会环境的制约造成的。
音乐水准一直是交工乐队强调的。早在《我等就来唱山歌》中，他们就尝试以传统客家音乐为基础，使用锣、鼓、唢呐、月琴、三弦等传统乐器配乐，又结合现代音乐手法，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民谣摇滚”。
林生祥讲自己“毕竟是音乐人，首先要把自己份内的事情做好”，尽管关注的始终是公共议题，但他在音乐上的探索和实践也从未停歇。2006年，他还去日本学习吉他和节奏感，并吸纳日本的音乐特色和冲绳三弦的特点融合在自己的歌曲中。
台湾xx的乐评人马世芳对林生祥曾有这样的评价：“若你问我，当今台湾最重要的创作xx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林生祥。我只想说，能够亲眼目睹他一次次跨过自己设下的高标，能够和他共处在这个时代见证这一切，我着实以此为荣。”
相比之下，内地音乐人在注重现实议题的同时，往往忽略或达不到音乐上的高度，甚至有时，音乐只是作为政治诉求表达的手段，而不是最终追求的艺术目的。
内地乐评人颜峻就曾表示，尽管他本人非常尊重周云蓬的音乐，但是听他的演唱“总是觉得像在唱晚会”。
同样来自“打工青年艺术团”的音乐人许多说：“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音乐怎么贴近现实，而是怎么把这些贴近现实的音乐传播得更远。”传播的广泛最终仍然依赖于他们的音乐水准和艺术追求。
音乐水准可以通过音乐人孜孜不倦的努力而实现，相比之下，无力改变社会环境则是更大的限制因素。
台湾有一部以反水库时期的交工乐队为记录对象的纪录片，名为《县道184之东》——县道184即通往美浓的高速公路，其拍摄者贺照缇曾有这样的观点：
“在台湾，社会运动不再是1980年代那样，直接走上街头去抗议就可以抗争，那时不需要歌曲或者其他形式的辅助，就可以让很多人听进自己的声音。可到了21世纪，随着资本社会形成速度的加快，参与带有反对性意见的社会运动更需要制造文化商品，以各种消费形式来吸引民众注意。”
交工乐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催生的，用钟永丰的话说，那时反水库已经六七年，能用的方法都用尽了，“{wy}可行的就是用文化的手段提升运动的广度和深度”。
以此对照内地的环境，由于针对某个公共议题的社会运动本身就不太可能实现，很难产生能让人持续关注的运动，也就难以出现如交工乐队一样将运动和艺术融合在一起的文化现象。
“内地音乐缺少这样的层次：不同于过去的革命运动歌曲，也不同于现在的资本运作，而是直奔草根社区，与社区运动结合在一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祝东力说。
在他看来，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内地民众缺少对社区的认同——心理认同只有小家和大家，即个人和国家，而没有社区的概念——必然导致社区文化很难出现。
种种因素导致内地难以出现类似交工乐队的音乐，也难怪林生祥前来演出新作，观众们却更推崇过往时光。作为台湾以通俗音乐进行社会运动实践的先锋，也许林生祥来内地的意义更在于，在通俗音乐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建立方面，为大陆提供了另一种更具有能动性的模式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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