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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县高氏家族，为民国一门望族，xx的“高义泰布庄”，即是高家众多产业之一。更难得的是，到高时敷（字络园）一代，六兄弟中，出了三个近代有影响之书画家，即高时显，高时敷，高时丰。高氏兄弟于诗文、书画、篆刻各有所长，然皆精于鉴别，收藏之富，称雄海内。高络园长寿(1886～1976)，此扇八十八岁所作，笔墨苍劲，毫无老颓之态。悬之壁上，一室祥和。

贴网文一篇，聊助谈兴：

杭城的高氏望族与高义泰/曹晓波

                                    一、离奇的高氏族人

    1960年前后，40出头的高诵芬女士和儿子徐家祯，从上海来杭探亲。叫了一部三轮车。车夫见他们从高家出来，一路上大谈高氏家族，说高家之富，在杭州有“高半城”之称。他不知道，车上坐的，正是“高半城”的后代。

   要说高氏家族的财产，晚清杭城{zd0}的布店“高义泰布庄”和{zd0}的锡箔作坊“高广泰锡器店”，就是其一；此外，还有“高仁大布庄”和狮子峰茶庄。高诵芬属三房一系，虽大多是读书人，但在各店铺中也拥有相应的股份。现在花港观鱼公园内的牡丹亭一带，是高诵芬的曾祖父高白叔置下的家产，时称“红栎山庄”，也称“高庄”，有“藏山阁”。

   高氏家族还拥有绸厂、钱庄、房产及众多田地。绸厂的名字是“高元大”；钱庄在中山中路，一是“复裕”；一是“昌裕”。高氏家族的稻田和棉田，分布在临平、钱清、上泗、萧山西兴一带。奇怪的是，一九四九年的改朝换代，高家并没有戴上“地主”这顶可怕的“帽子”。 据《杭州市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载：土改时，高氏家族在各地的土地主管，都向当地土改小组交出了地契，无条件地将土地送给了农民。还有一个说法，高家为人“良善”，较得人心。

   高家的发达，当在清乾隆年间。当时的世祖，是锡箔店学徒，因不堪生活的苦，曾徒生短见。他解下褡裢，将锡箔的制作器具扔进江里，居然没有下沉。他以为这是鬼神的暗示，不再自尽。后来学徒出山，自己开了一爿小小锡箔店，就此发家。

   高诵芬女士回忆录《山居杂忆》说，自此，高家一直保持了良善之本，她的曾祖母常把私蓄用在慈善业上。每到冬天，广施冬衣热粥；夏天，发放痧xx、十滴水、仁丹。高诵芬从小就给十滴水配方、装坛。制药时，要拜三天“梁皇忏”（一种佛场）；主仆老小吃素三天。

   高氏家族中值得一说的还有两个女人，一个是高诵芬的祖母，戴氏。戴氏思想新潮，曾在杭州创办放足会、女子学堂，是戴熙的孙女。据《浙江人物简志》（1986年10月版）记载：戴熙（1801－1860），钱塘人，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道光十八年出任广东学政，支持林则徐禁烟。道光二十八年，授兵部侍郎。第二年乞归故里，任教崇文书院，也是清朝大画家之一。1860年，太平军{dy}次攻陷杭州，戴熙投池殉难。戴熙的弟弟戴煦，一生研究数学，不少的数学著作，在英国伦敦刊行时影响很大，也与戴熙一同自尽。

   高诵芬的祖父第三次续弦，是袁氏，光绪年间太常寺卿袁昶的女儿。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载：袁昶，清桐庐人，字爽秋，光绪进士，官至太常寺卿。闹义和团时，欧美各国见清政府软弱无力，纷纷抗议，并利用皇帝及太后的矛盾，要求慈禧还政于帝。慈禧大怒，与洋人宣战，义和团也乘机提出“扶清灭洋”。于是，后党臣子纷纷认为义和团可以依靠。太常寺卿袁昶等大臣上奏慈禧，认为“拳匪不可恃，外衅不可启”，这将要祸及整个大清。这一奏章直接导致慈禧下谕，将袁昶、许景澄、徐用仪正法。后来八国联军进京，慈禧出逃，才晓得袁昶等人的远见{zy1}。袁昶平反昭雪，追谥为“忠节公”。在旧杭州的西湖边，以前有一个“三忠祠”，就供有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牌位。

   经商的高氏家族，文化根底也深。日前，杭州图书馆《文澜》杂志有陈奉文《我的外公高络园》一文。高络园，在中国的各种名人词典都可以查到这个名字，晚年他以书画和收藏著称。高络园，名时敷，字弋虬，“络园”是他的号。

   据徐家桢先生推算，高络园应属高诵芬女士曾祖父（即高庄创建人高白叔）的兄弟高炳麟或者高骖麟两房中的一脉。在《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词典》中，高络园（时敷）的兄弟高时丰和高时显都是有名的书画家，并称 “高氏三杰”。

                                                                     二、高义泰布店

    高义泰布店的创始人高子韶，是高诵芬的祖父辈的大房。1905年，高义泰开设在中河上的水漾桥西首，也就是清泰街的西段，靠近后来的中山中路。当时，清泰街的西段也是杭州的闹市之一。高义泰布庄的搬迁，是1911年，资料说迁到了羊坝头。1926年中山中路拓宽，高义泰也建了一座四层楼的洋房。据1946年资料，高义泰在中山中路340号，北面就是平津桥；再北面，依次是方正大茶庄、百货店、钟表店、布庄、绸庄，鳞次栉比。

   平津桥是小（市）河上的一座石桥，日本人投降后，小河填成了光复路，桥名仍在。平津桥往东可通中河上的柴垛桥（杭州人俗称“柴木桥”）；西面，过中山中路，连接三桥址直街，通涌金门直街。说得这么清楚，一是因为杭州人少有记得老高义泰布店位置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想点出高义泰布庄在商街上的优势位置。

   当年的高义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立。布庄有总负责人，高氏家人不插足经营。年底的利润，按15股分配，高氏得十股，总账与经理各得一股半，余下两股分给职工。这也就是说，总账、经理、工人，在月薪之外，还能根据全年的利润，得到分红。而这一些股份，并不是固定给那一些人的，只要在一个团队之内，都依次分得。高义泰的职工薪酬，比一般布店要高。月薪十个银元，每年按十五个月算。也就是说，做满十二个月，年底再加三个月的薪水。此外，柜台上每做一笔生意，店员都可以提千分之八的“柜川”，这一个“柜川”，到了年底，小不可总算。

   按现在的说法，高义泰布店的团队，稳定、进取、追求利润{zd0}化。所以，高义泰布店的职工，一干就是几十年，人人都动足了经营头脑，专业知识和理财能力相当强，懂得做活一个，带动十个的道理，顾客越做越多，影响越做越大。

   高义泰布庄对学徒的要求相当高，一般的店，三年学徒，高义泰是五年学徒才能单独上柜。学徒不仅要懂得各种布的性能、用途，还包括对每一款衣服的用料多少，都一口要清，不能让顾客有一点浪费。尤其对殡殓用的穿戴、棺材中死者的寿衣、配件的用料，都是一口清。

   高氏家族和布庄的经营者也不是没有矛盾，文史资料上明文记载的就有好几次，但往往都是经营者取得上风。从经营的角度考虑，他们确实有长人之处，比如直接向生产厂家和机织户进货，而不向二道贩子，或者现在所说的配送户。在经营上，总账控制财务、人事、行政；业务经理主管柜台业务；会计负责付款、结账另设。“九一八”事变，全国性的经济危机，不少店纷纷倒闭。就是在这一种情况下，高义泰布庄所开展的xx业务，也是以收进多少钱，加利息给出多少额度的礼券。凭礼券，xx者可以分期到布店拿布。

    1957年公私合营，“高义泰”旧址成了茶食品店；隔了平津桥的小路，原方正大茶庄的旧址成了上城区文化宫。西湖大道建成后，这一些的店址，全都停留在老地图上了。

   后来的清河坊，也就是扇子巷边，也一度打出过“高义泰布店”的招牌。那也是一幢四层楼的西式洋房，有镂花挑出的凌空窗台，店面有高踏步的台阶。那年头，一个人一年只有三尺布票，但买布的老杭州人，大多选择的还是这一家后来被称作“高义泰”的布店（或分店）。 这一家“高义泰”，记忆中的柜台上有通向收银台的一根一根铁丝，铁丝上常常有蝴蝶一样来回飞的夹子。买主来了，挑好相中的布匹，营业员剪好叠好，收下钱与布票，连同记账单，夹在铁丝的夹子上，奋力一挥，夹子“吱啦”一声，奔去了高处的收银台。接下来，就是耐心地等待收银台的夹子，“刺啦”一下，连同钱的找头，往下飞来。

  在{yt}又{yt}的“刺啦”声中，这一家布店，也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