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约定俗成的观点，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文房用具的收藏，就是指“文房四宝”的收藏。其实不然。我国的古代文房用具含义极广，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还包括许多辅助性工具。例如：笔用类包括笔挂、笔筒、笔架、笔匣等；墨用类包括墨床、墨盒、墨缸、墨屏等；砚用类包括砚屏、砚匣、砚山等；水注类包括水滴、水盂等。即使笔洗，也包括在古代文房用具里。辅助类用具也很多，包括帖架、书灯、香熏、香炉、古琴、拜帖匣、铜镜以及书斋家具等，可谓种类繁多、数目庞大。由此可知，人们常说的“文房四宝”仅仅是文房用具中的极小部分，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也在文房用具之列，而这一部分同样值得我们认知和重视。

比如说臂搁，就是古代文房用具中一件极具欣赏价值的文案用具。现如今的许多人，由于远离了用毛笔书写的习惯，从而对它可能已比较陌生了。过去的人们多是长袍马褂，人们用毛笔写字时，书写格式是自右向左，稍不留意衣袖就会沾到字迹上。于是，聪明的明代文人就发明了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臂搁。它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它进行书写的时候，还会使腕部非常舒服，特别是抄写小字体时。因此，臂搁也称腕枕。

臂搁的材质很多，不仅包括竹子，而且有黄杨木、紫檀木、紫砂、象牙等，其中以竹雕的最为常见。竹雕的臂搁大多由一节竹子剖开制成，长度一般不会超过0.5米，宽度约七八厘米。当然，由于竹子的材型不同，臂搁的造型也往往千奇百怪。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明清两代竹刻艺术有了大的发展，可谓名家倍出，群星灿烂。其中，有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如以朱氏祖孙三人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为代表的嘉定派竹刻；以濮仲谦为代表的金陵派竹刻；明末“留青”圣手张希黄所刻臂搁；清道光年间的名家周子岩等的作品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2005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只清康熙年间的竹雕笔筒竟拍至一千多万港币，令人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

另外，除去竹雕外，文房瓷器也是一大种类。它不仅包括笔筒、笔架、笔帽、笔洗，而且还有印泥盒等。这其中又以青花和粉彩居多，造型精巧，画面美观。文房瓷器为古代读书人所用，文化气息浓厚，加之不易保存，存世量较小，价格不仅高于同年份的其他器形的瓷器，而且近几年升值很快。日前，一只边沿“有充”的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笔筒，在郑州市淮河路文物市场就以9000元的价格卖出。据资深藏家介绍，如果这个笔筒品相完好，卖价当在10万元以上。再比如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笔筒，五六年前其价格大约为三到五万，如今低于十万元是很难得到了；一个清晚期粉彩印泥盒，五六年前只不过五六百元，现在则要数千元。

再如经过了历史的文化积淀，工艺讲究的笔墨纸砚，眼下也已成为投资商、收藏家难得的收藏品。在拍卖会上，很多“文房四宝”之外的文房用具所创造的拍卖价格，甚至超过了“文房四宝”的拍卖价格本身。比如，一件由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宜兴人杨季初制作的紫砂笔筒，由于作者“善制菱花紫砂壶，深谙绘事六法，又是雕塑能手，其文化学养非一般陶人所能及，所制紫砂笔筒，多绘人物、山水，独具特色，为时人宝之，曾入值内廷”。其作品在几年前的价格不过是人民币二十几万元，今年再次拍卖时则涨到近百万元，升值幅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房用具市场的快速升温，已引起了藏家的关注。大家一致认为，文房用具体积虽小，但内涵丰富，由于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深海土壤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所以随着社会整体收藏热的带动，文房用具快速升值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