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精神病可以xx》连载（7）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黄帝内经》开篇《素问·上古天真论》借岐伯之口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也就是说，上古时代的人，一般都懂得古之道术，养生以遵循阴阳变化为纲，力求做到天人合一，饮食有一定节制，作息有一定规律，不妄事操劳，所以能够做到形体与精神两相健康，活到寿命应该终了的时候，度过百岁才死去。现在的人就不是这样了，把酒当作水饮，恣意妄为，好逸恶劳，酒醉了，还肆行房事，纵情色欲，因而竭尽了精气，散失了真元。不知道保持精气充沛，蓄养精神的重要，只顾一时快心，背离了养生的真正乐趣，作息没有一定规律，所以到五十岁便衰老了。

《黄帝内经》认为，所谓古之道术，就是养生，也就是顺应四时阴阳变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黄帝内经·素问》第二篇《四气调神大论》着重谈了，如何顺应四时阴阳变化，养成良好的起居习惯和养生习惯。文中说：春天的三个月，是所谓“推陈出新”、万物复发的季节，天地间俱显出勃勃生机，草木得以繁荣。人体各系统的活动加强，使各器官的负荷增加，于是xxxx系统便会产生一种xx、催眠作用，使身体困乏，即民间所说的“春困”。为适应这种变化，就应该晚睡早起，早起后可到庭院散步，披散头发，舒张形体，使神志随着春天生气而勃发。提倡生长不要扼杀，提倡给予不要剥夺，提倡奖赏不要惩罚。这正是春天生长之气所要求的正确呼应，人体养生的必由之路。违背这个道理就会伤肝，到了夏天，就要得寒变之病，供给夏天盛长的物质基础也就差了。

夏三月，是所谓“草蕃木秀”、繁衍秀美的季节，其间，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植物开花结果。人们应该夜卧早起，不要嫌恶白天太长，让心中无存郁怒，容色秀美，并使腠理宣通，暑气疏泄，表现出外在的美。这是对夏天“宜养”的呼应，违反了这个道理，心会受伤，到了秋天，就会得疟疾，供给秋天收敛的能力也就差了。

秋三月，是所谓“收容平藏”、万物成熟的季节。天气劲急；地气清明。应该早卧早起，鸡叫起床，使神志保持安定，藉以舒缓三秋的悉杀，精神要内守，使秋气得以和平；不使意志外弛，而令肺气清匀。这是对秋天“收养”的呼应。如果违背了这个方法，肺会受伤，到了冬天，就要生完谷不化的飧泄病，供给冬天潜藏之气的能力也就差了。

冬三月，是所谓“紧闭坚藏”、生机潜伏的季节。水结冰，地冻裂。人们不要扰动阳气，应该早卧晚起，一定要等到天光大亮再起床。使意志伏藏，像有隐私似的，又像已有所得。还必须避寒就温，不要让皮肤开泄出汗，这就是适应冬天藏伏的方法。如果违反了这个道理，肾会受伤，到了春天，就要得痿厥病，供给春季生养的能力也就差了。

司马迁说过：“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地之大径也，弗顺则无以为纲纪”。也就是说，良好的生活习惯，应顺应四时阴阳的变化。

    现代医学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重视良好习惯的养成。托伦斯认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美国卫生保健系统所面临的疾病谱在迅速变化，慢性病，如心脏病、癌症、脑血管意外已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为了克服这些新的慢性致死疾病，公共和私人机构为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大笔的资金，美国官方还宣布要向癌症开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攻克癌症和其它慢性病，如心脏病的战斗，重点是放在xx上，而不是在预防上。医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资助这些研究的目的，都仍然是在锐意寻找那种在癌症、心脏病和脑血管意外发生以后，还能xx它们的“神奇子弹”，而不是力争在一开始就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

    毫无疑问，最终的结果是技术的精神掌握了卫生保健系统。医生和护士们都认为只有采用{zx1}的医学科学技术，才能提供{zj0}服务。公众也开始神化卫生保健技术。其后果是，医院对配备{zx1}的医学技术非常热衷，卫生保健开支不断地上涨，随着卫生保健费用越来越高，要求把享有卫生保健服务定为所有美国人都能拥有的基本权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因为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仅仅因为高额技术费用，不幸的人就有可能被拒绝享有医疗保健服务。

托伦斯对美国卫生保健系统发展的展望：他预言将发生从急性、生理性为基础的疾病向慢性、情感和行为性为基础的疾病的重要转化。因此，尽管卫生保健科学技术将持续增长，但托伦斯认为，技术将重新个人化，并且更适合于xx个人而不是临床实体。他同时希望xx政府掌管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的责任能更集中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随着权力法案的增加，xx政府支付的卫生保健费用越来越高。然而，考虑到目前的卫生保健服务系统有高度的变化性，所以具体推测其未来的情况比较困难。

    托伦斯讨论中值得重视的是疾病谱的变化，尤其在20世纪期间，是怎样影响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的，这一点通过仔细研究卫生保健服务系统xx的疾病的详细数据就会更加清楚。根据1986年美国国家卫生统计公布的，有关1900年和1985年前10位死因造成的死亡率，有两点值得重视。{dy}点即1900年的前三位死亡原因是流感、结核病和腹泻，1985年的前三位死亡原因是心脏病、癌症和脑血管意外。因此，仅仅在85年之内，卫生保健系统的主攻对象就从急性传染疾病的流行，演变成了危害个体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总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1900年，所有死亡原因造成的总死亡人数，每10万人是1719．0人，而到了1985年则为876．6人，下降了50％。共结果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从49岁上升到75岁，增长了26岁，随着美国人寿命的延长，他们患各种慢性病的机会也在增加，这些慢性病需要持续不断的长时期xx，而不仅仅是需要用于急性病的一针见效的疗法。

    虽然托伦斯的讨论是针对美国的，但其有关的结论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托伦斯的讨论提示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卫生保健系统应以xx慢性病为重点。也就是说，一些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疾病，如心脏病、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等的发病率明显增高，人们在患病和xx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有些研究者甚至指出，所有的疾病都以某种方式与病人的情绪生活联系在一起。因此就提出了新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新的医学模式反映了卫生保健服务系统服务的对象和服务内容发生了变化，新的医学模式也反映了人们对健康需求发生了变化，已不再满足于xx而要保健，使自己的身心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新的医学模式强调了卫生保健系统服务目标的整体观，即从局部到整体、从原有的医学范畴扩展到社会医学和心理医学这个广阔的领域。xx疾病要配合心理xx乃至社会群体防冶。但遗憾的是，今天的卫生保健系统并不是那样。它还是以xx急症为主，缺乏长期xx和其它慢性护理的机构。其原因是因为现行系统的基础设施部分，仍然是针对治20世纪前五十年的疾病来修建的，而且，尽管疾病在不断发生变化，但1950年以来的绝大部分医疗组织和革新规划还是强调急性病xx原则。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早期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慢性病发生的重要性。为了科学地论证某些日常生活方式与各种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1965年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成立了人类人口实验室。在以后的9年中，流行病学家们调查了4700名阿拉梅达县的居民，探寻他们的健康方式和生活方式。阿拉梅达县调查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30～65岁成人中，某些人健康习惯非常明显地与死亡危险因素有关。某些居民具有的五个良好卫生习惯是预期寿命的一个优良指标，这五个习惯是从不吸烟、经常运动、一次喝酒少于五口、相对于身高是中等体重和每天睡7～8小时。给每个良好习惯打一分，就制订出了一个图表，从制订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健康习惯与几种疾病的死亡率，如心肌病、脑血管疾病和癌的死亡率密切相关。良好习惯多的人，其死亡率较低。相反，良好习惯少（无，有—个或两个）的人，他们的死亡率是良好习惯最多（四至五个）的人的三倍。对妇女亦如此。而且，在对干扰因子，如感觉到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心理特征进行了数据调整之后，这些明显的差别仍然存在。调查表明，由社会力量造就出的良好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的生存、死亡及预期寿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1世纪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速。生活变化的冲击力是否已超过了人们的承受限度，我们还无从断定，但举世的冷漠却多少教我们感到担忧。

生活在急剧变动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观念应有所转变。我们的健康不能只依赖xx，依赖xx维持健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更何况医疗保健费用相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们的收入而言都太高，尤其是那些长期患病的人们更是如此，患重病会把人的积蓄花费一空，并会使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在美国有资料说明，每年有一半的破产情况是由于支付医疗费造成的。而对这一切，我们不能不积极寻求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探索高效而又简廉的养生保健方法。由此我们追寻到我国创造灿烂文明的祖先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遗产。早在两千多年前，他们就确立了“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论原则，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也就是说，圣人不主张有了病然后再xx，而是要在未病之先加以预防；和治理国家一样，不要出了乱子，然后研究治乱的方法，而是要在未乱之前，防止乱子的发生。假使疾病已经发生了才去xx，战乱已经形成了才去平定，这就等于口渴了才想到挖井，遇到战争才想到造武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医学的发展方向是预防。生活在迅速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预防疾病之害的{zj0}方法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一工作应该从娃娃抓起，但在人生的任何阶段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在青春期。年轻人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