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年的秋天，吉安“专采”（吉安专区采茶剧团）的宁美君导演把我们四个吉安孩子带到了新干。

宁导演是我妈妈的朋友。那时她刚接到调令，从吉安专采调到新干剧团去，她问我妈妈要不要把我给带过去？

后来我从妈妈口中知道，当时宁导演从一个演员变成一个导演，并不是一种提升。宁导演的丈夫是吉安专署的专员，他们夫妻关系很僵。大概是上级领导刻意安排的，让宁美君离开吉安、离开丈夫去到新干，表面上给她升职，从普通演员升为导演，其实是让这对冤家夫妻分开的一种冷处理。

我那时正处在非常时期。虽然我很会读书，到每个学校都被视为学习尖子。但是这不是我的前途，我的前途已经被“反动官僚子女”这顶巨大的政治高帽给压垮、给断送了。

从小学升中学开始，我就知道自己是个毫无前途的人。

记得小学的班主任老师为了我升上中学，跑到教育局据理力争的那番话：“赵妩娜这么好的学生，怎么可以剥夺她读书的机会呢？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啊！你们无论如何也得让她读上中学啊！”

我的录取通知单一直被扣押着不下发，直到快要开学了才收到。

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形势，使我妈妈不得不为我做一番另类的盘算。跟宁美君导演去新干，实现我的舞台梦，大概算是那个时候{zh0}的安排了。

我确实曾经有过舞台梦，我喜欢文艺，虽然我更喜欢文学，但是舞台表演也是我喜欢的一项。

那个时候，舞台上出现的都是一些对我们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很具魅力的英模形象。我记得自己常常被歌剧里的江姐和韩英，红霞和姗妹所xxxx想自己就是她们。

那段时日，我不但学习成绩拔尖，文体活动也踊跃参加。我会背诵几乎所有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红霞】、【红珊瑚】里的唱段，我还会“手拿碟儿敲起来”……。

我不但看电影，看戏剧，也去剧团看排练。

妈妈那时在专区人民医院的行政部门工作，她自己不是搞文艺出身的，但是她的朋友很多都在文艺界，因此我有不少机会跟这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有时我在他们的排练现场，看他们排演，常常幻想有{yt}也能在舞台上像他们一样展示自己的表演才华。

其实我并没有舞台表演的才华，可我以为自己有。

记得在白鹭洲中学时，我担任过一个学期的文艺部长，也参加过很多次文艺演出。然而自感在舞台上时，压力会很大，集体舞的动作往往跟不上，有时候还会出洋相。

有一次，吉安高中举行诗歌朗诵比赛，我是一名参赛者。赛前很多天我就开始紧张，总觉得自己到时会出丑。那天轮到我上台了，没有人看到我的双脚在发抖，可我知道自己的心和脚都抖抖索索的。上了舞台，不知道是否因闭着眼的缘故，没看到地上麦克风的线，一上去就被绊了一跤。当我尴尬地爬起来时，全场的同学都哈哈大笑起来。

可想而知我当时那副窘态了。我既有怯场的毛病，其实，只要不把自己放在会出洋相的地步就是了。可是，我仍然不甘从文艺部长的位置上下来。现在我想，大概我的性情中很有那么些喜欢在人前突出自己，也就是一般意义上说的爱出风头的特质。

记得那时我很羡慕几个女同学，她们在舞台上表演很是到位，很是潇洒，就像比我高年级的同学陈萍和秀卿、芳卿等，她们在舞台上的表演非常美妙。可我在舞台上却总是别别扭扭的，还不愿意被人小瞧。

我以为自己学习成绩很好，必然也会有表演的才干。我想把所有的天分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虽然自己因为出身问题成为时代的弃儿，可我还想在众人的目光之下，被人喜爱，甚至敬仰。

母亲对自己的女儿不太了解和xx，她更不知道我的小脑瓜里整天在想什么？那时，在单位，甚至在吉安市，母亲都算是个用现在的话来说明星一类的人物。然而，对自己的历史问题，好像她还不如我这个小女孩感受到那么多的耻辱和痛苦。

母亲见我在学校里又当文艺部长，又当校广播员，想当然地以为我身上有很多文艺细胞，是个做演员的料。当宁导演调到新干去，问她要不要把我带去？就二话没说，同意宁导演把我带到新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