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转孙先生))奴隶社会的医疗活动

奴隶社会的医疗活动

奴隶社会（夏至春秋时期）的医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建立，由此中国从原始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夏代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还有骨器和蚌器，木质耒耜已开始使用。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产品已有剩余。此时，已开始出现青铜器，已有了文字和文献记录，已出现历书和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夏代的经济文化发展为商周时代的经济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商王朝（约公元前16世纪-前11世纪）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木质耒耜是此时普遍使用的基本农具。此时已出现冶铜、制陶、制骨、玉石器、皮革、酿酒、丝帛、舟车等多种行业，表明手工业已有较细的分工。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代表了当时冶炼技术的进步。对天象的观测及对历法的研究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极盛并开始衰落的转折时期。西周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属农具，改进了耕作方式，加强了田间管理，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在这一时期，各种手工业作坊都拥有人数众多并具有专门技能的工匠，故有“百工”之称。西周的天文学也有了很大发展，设有专管天文历法的官职，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

春秋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前476年）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此时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出现了煮盐、冶铁、漆器等新兴的手工业。天文历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发明了十九年七闰的方法，测定了一年四季的节气，观测了37次日食，并对彗星作了世界上的首次记录。

在奴隶社会里，人们由原始社会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变为对神的尊崇。到了春秋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剧变，人们对天命及鬼神的信念有所动摇。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些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因素，这就是阴阳八卦和五行的思想。

随着经济思想及科学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医药卫生也有了很大变化，在长期与疾病斗争中，人们积累了较多的医药卫生知识。同时，由于原始宗教的影响，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医学被宗教思想束缚，医学发展受到阻碍。到了奴隶社会后期，在科学文化发展的影响下，在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影响下，逐渐摆脱了宗教对医学的禁锢，使医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为医学理论的形成作了准备。 对疾病的初步认识与诊治

中国奴隶社会里早期，人们对疾病已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甲骨文中已有所记载。商代奴隶主崇尚鬼神，常在磨光的龟甲和牛肩胛骨上钻凿凹缺，用火烧灼，观察其裂纹，来占卜吉凶，事后刻在甲骨上，即甲骨文。甲骨文被认为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种文字。自1899年至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中，发现了15万片甲骨，上面刻有4500多字，其中已知的有卜病内容的为323片，415辞。

甲骨文中关于人体部位有了许多记载，但大多是对人体体表部位的记载，如：首、面、目、口、鼻、眉、耳、手、肘、肱、臂、足、胫、膝、趾、项、脊、腹、臀等；也有根据人体不同部位产生的生理功能而定名的，如孕、娩、乳、尿、血等。但对人体内部的脏腑组织记载不多，只有“心”字。

甲骨文记载的疾病约有二十多种，其中大多是按照人体的体表部位来区分的，如疾首（头病）、疾目（眼病）、疾耳（耳病）、疾口（口病）、疾齿（齿病），疾舌（舌病）、疾自（鼻病）、疾项（项病）、疾手（手病）、疾肘（肘病）、疾肱（肱病）、疾身（腹病）、疾尿（尿病）、疾足（足病）、疾膝（膝病）、疾胫（胫病）、疾止（趾病）、疾育（产科病）、疾子（小儿病）等。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也有一些是根据疾病的主要特征得名的，如“疾言”，即说话困难或发音嘶哑；“疥”，是因易于结痂而得名；“蛊”，表示腹中有寄生虫；“龋”，为虫蛀牙齿。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涉及到五官科疾病、内科疾病、外科疾病、妇产科疾病、小儿科疾病。此外，甲骨文中还有“疾年”、“雨疾”、“降疾”的记载，疾年指多病之年，雨疾、降疾指疾病的发生多如降雨，这些是关于流行性传染病的最早记录。 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商朝已出现针刺、xx、接骨、拔牙以及xxxx等治病方法。

到了西周及春秋时期，虽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医学书籍，但有关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较商代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已认识到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并有了固定的病名。《诗经》中记载了古代疾病的病名和证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癡）、首疾（xx）、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中也涉及了三十多种疾病，范围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方面。其中大都是根据疾病的特点，给予固定的病名，如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疫疾等。也有一些是直接记载症状的，如腑（腑肿）、睬（大腹）、xx、嗌痛、呕、聋等。另有三种比较笼统的病名：肿病、腹病、心腹之疾。《易经》中关于疾病的记载有“妇孕不育”（即流产）、“妇三岁不孕”（即不孕症）、“往得疑疾”（即精神病）等。《礼记》中有瘖、聋、丧明、跛、躃、伤、创、折、断、胎夭、病革、风欬、侏儒等病名记载。《周礼》中也有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疾病内容。

在认识疾病的基础上，人们逐渐积累了一些诊断疾病的经验。《礼记·曲礼》中有“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的记载，即人们患病要向有经验的医生求医问药，反映了当时已有xx经验丰富的医生了。《周礼·天官》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这可以说是后世中医诊断学的雏形。

在这一时期，人们已开始用xx疗法或食疗法xx内科疾病。而对于外科病，除用xx外敷以外，同时也用内服药及食疗进行调理。在使用xx时，依据xx的酸、辛、咸、甘、苦、滑等性味，分别调养筋、骨、血、脉、气血、肌肉、九窍等。说明此时的伤科医生已认识到局部的损伤会影响全身的气血运行，所以在医治局部的同时，还要调治全身的气血及脏腑功能，在使用外用药的同时，还需内服xx。这种内外同治的方法，是伤外科疾病xx史上的一大进步。在实践中，人们认识到饮食对防治疾病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周代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xx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棗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xx、导引等各种xx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xx知识的积累

商代的甲骨文中尚未发现关于xx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尚书》中已有“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的记载，这可能与当时多用大剂量且副作用较大的xx治病有关。同时也说明人们当时对xx的性能及副作用已有一定的了解。《礼记》中关于“孟夏月也……聚蓄百药”，则反映了人们已注意到在一定的采集季节广泛采集贮存xx。 到了西周、春秋时期，xx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此时虽还没有出现xx学专著，但在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xx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述的“五药”，可能是对xx的初步分类；书中还有对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炼制的外用腐蚀药，这可能成为中国古代使用化学xx的最早记录。《诗经》中也有关于xx的丰富记载，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xx，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山海经》是在先秦文献中记载xx最多的，其中还明确指出了xx的功效。一般认为，《山海经》中载药120余种，其中植物药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3种，水类药1种，另有几种类属不清。按照这些xx的功用，可分为补药、毒药、xx药、醒神药、杀虫药、预防药、避孕药、美容药、兽药等类型。此外，还有约60种药仅记有xx而未记载其功效，如桂、杞、桔梗、麝、雄黄、芍药、芎藭、藷藇（山药）、术、芜、门冬、椒、桃、杏、葱、韭等。后世的本草著作对这些xx均有所记载，并被应用于临床。《山海经》中对药用植物和药用动物的形态有详细的描述，如植物药的根、茎、叶、花、实，动物药的喙、翼、足、尾、音等。对一些xx的功效和使用方法也有说明，如《山海经·西山经》中记载：“浮山……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此外，该书还记述了食、服、浴、佩、带、涂、抹等多种用xx法。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记载的xx中有60种是用于预防疾病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预防疾病的重视。

酒类在防病治病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古汉字“醫”就已反映出医与酒（酒与酉通用）密不可分。自人类开始学会农业生产时起，我们的祖先就从谷物和剩余熟饭自行发酵中逐渐受到启发。此外，陶器的发明和应用，也为酒的酿造提供了重要条件。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至少在夏代中国已有了酿酒技术。到了商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用谷物酿酒更为普遍，此时已有大规模的酿酒业了。人们在长期饮酒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少量饮酒可以通经xx，令人精神兴奋，而饮酒量大时，就会使人xx。由于酒通血脉，可以用来止痛。酒还有xx作用，可用于xx；酒又有挥发和溶媒的性能，所以又是常用的溶剂。因此，人们常用酒来炮制xx，并制成各种药酒。历代医籍及本草著作中都把酒作为不可缺少的xx来记载，所以有“酒为百病之长”的说法，也体现了酒在古代医疗中的重要作用。

在商代以前，人们是用单味药服药，所用剂量较大，因而副作用较大，甚至有一定的危险性，效果也不理想。到了商代，xx品种不断增多，人们的用药经验也逐渐丰富，开始根据不同的病情而选用多种xx混合煎煮，这也就是汤液的开始。汤液是在一定的生产条件和医疗实践中产生的，汤液的出现离不开火和陶器的发明和应用。火的使用，就可能将生药煮为熟药。陶器的发明，使人们有可能利用陶罐、陶钵、陶锅等煎煮xx和储存药液。汤剂的产生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烹调知识，人们在掌握烹调混合菜肴食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多种xx进行混合煎煮。相传汤液为商代伊尹所发明。伊尹原是商汤王妻子陪嫁的奴隶，善于烹饪，起初为汤王的厨师，因才智出众受到汤王的赏识，被提升为相。以后辅佐汤王率军伐桀，使夏朝灭亡，建立了商朝。伊尹具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再加上他的烹饪技术以及加工食物的经验来加工xx，创造汤液是有可能的。但是汤液的创制，归根结蒂是人们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但也不能否认有象伊尹这样的个别人物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

医学理论的萌芽

在中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提高，医学理论开始萌芽。

病因学说的萌芽

从甲骨文中的卜辞来看，殷商时期人们认为疾病是天神所降或祖先作祟，或是由于蛊毒为害，这显然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到西周春秋时代，随着天命鬼神观念的动摇和科学文化的进步，人们对鬼神致病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开始从自然环境与气候变化、七情、饮食起居等方面探讨疾病发生的原因。

随着农业、天文、历法等知识的积累，西周时期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讲述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而《礼记》中关于“（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的记载，则说明人们已开始认识到四时气候的异常变化能引起疾病的流行。

这一时期，人们也开始认识到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的异常变化及生活起居失常，也可以导致疾病。春秋时期，齐国国君齐景公患病，齐国大臣婴晏认为齐景公之病是“纵欲厌私”所致。晋国国君晋平公患病，求医于秦，秦国医生医和认为，晋平公“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郑国政治家子产认为晋平公的病，与饮食不节及过度纵欲有关。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七情的刺激对人体的机能有害，甚至可以使人致病。七情作为病因的概念已开始初步形成。

此时，人们还认识到了血缘关系相近的男女之间通婚对健康有不利影响。如《左传》就曾记载：“男女同姓，其生不蕃”。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还逐渐认识到居住环境、饮食卫生与某些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减少疾病，人们在居住环境和饮食卫生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设置下水道以排除积水，凿井汲水而饮，定期xx井中的淤泥积垢等，都是改善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的有效方法。

春秋时期秦国医生医和提出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的观点，认为“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明淫心疾”，把四时不正、六气太过看作是致病的重要原因，这是后世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源”说的基础。同时，医和还强调了xx不节是致病的内在因素。

养生理论的起源

远古时期人们自发地进行了一些卫生保健活动，这可以说是人类为了长寿而进行的最初的实践。当时流传的一些关于寿星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长寿的追求。《易经》以及《道德经》、《论语》、《孔子家语》、《管子》等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的著作中都有很多关于养生的论述，这些是养生学理论的最初起源，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

对精气神与气血的认识

春秋时期，一些重要的医学名词术语已散见于当时的各种文献当中，如《管子》、《论语》、《国语》中，分别有关于精、气、神与气血的论述。认为一切有形的物质，都是由无形的气变化而来的，人也是由气生成的。人的生成是由于“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人的形成是男女精气相互结合而成为水样流体，经十月长成出生。精是气的精萃，气和精是构成万物的精微物质。人的四肢九窍及内脏活动，都是以精气为渊源，有了这种精微之气，人体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此外，认为世上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神作用的结果。神作用于人体，表现在外的是易观察到的韵、色、形、态，同时包括人的思维活动。同时，人们还认识到人的机体是由气血来决定少、壮、衰老的。这些医学概念为后世医学理论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中国奴隶社会的卫生保健

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甲骨文中已有这方面的记载，殷墟的出土文物中也已有一些盥洗用具。《礼记》中了则记述了当时人们定期洗头、洗澡的习惯，并有疮疡应沐浴的论述，说明人们已认识到沐浴对疮疡有xx作用。此外，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对传染病人应予隔离

西周至春秋时期，人们对饮食卫生日益重视。《周礼·天官》中曾记载：“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食医》中也有“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记载，说明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

当时对婚姻制度也提出了一些合理的主张，如《礼记》中有“三十曰壮，有室”的记载，而《周礼》则有“男三十娶，女二十嫁”之说。

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甲骨文中已有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周礼》、《易礼》、《诗经》中都记有除虫灭鼠的方法，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等。《左传》中也有关于“国人逐瘈狗”以防狂犬病的论述。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更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穿地而凿的土井，至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甃、井裙、井盖、井亭等水源卫生保护设施。殷墟发现当时已有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遗址也发现有较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早在夏商时代，人们已经知道冬季贮藏xx冰以供夏日使用。周代在防暑降温方面已有具体措施，人们普遍试图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春秋时期藏冰用冰更为普遍，《诗经》、《左传》、《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早期的医事制度

奴隶社会时期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医学走上了独立分科的道路。周xx始出现专职医生，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类似于营养医生；疾医相当于现在的内科医生，其职责是负责邦内群众疾病的xx；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管兽病的xx。

周朝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事制度，其医政组织是：医师1人，上士2人，下士4人，府2人，史2人，徒20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疫的预防和xx；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xx、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xx役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要根据医生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制定其级别和俸禄。 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正如《周礼》记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说明当时已能对病人分别处理，并建立了治病的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求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巫医的活动

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有限，人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现象不能理解，于是幻想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的存在，认为是神在主宰一切。于是企图靠求助于神灵来保护自己。随着社会的分工，出现了专门负责沟通人与神之间联系的人，也就是“巫”。巫师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占卜，从事奉祀鬼神、为人祈福消灾等活动，同时也分管天象和医疗等事务。 到了奴隶社会，统治阶级出于政治需要，崇尚鬼神，迷信占卜。由于受认识水平和医疗水平的限制，人们认为疾病的原因是得罪了鬼神或祖先，是上天对人的处罚。于是试图通过巫的活动，或祈祷祭祀，或施法术诅咒来祈求神与祖先的饶恕，或驱逐鬼怪，以达到祛除疾病的目的。所以可以说，巫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巫术在奴隶社会极为盛行，上至帝王，下到百姓，人们都请巫师治病。巫师在诊断疾病时，采用占卜的方法来探求病因。在xx方法上，一般采用祭祀、祈祷和禁咒。这些迷信方法实际上是利用了人们对鬼神的尊崇信仰心理，自发地运用医学心理学，在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原始意识遮盖下对病人进行精神上的安抚，通过检讨过失、许愿，使病人的愧疚心理得到解脱，从而使情志疾病好转。此外，巫医的驱鬼咒骂也转移了病人的注意力，具有一定的暗示作用。但是，巫医的巫术xx肯定不能对所有病人和疾病有效，因此巫医在使用巫术的同时，也不断吸取xx知识和治病经验，运用酒剂、草药等xx来治病。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特别是人类对xx知识的积累和医疗知识的不断丰富，医药的xx效果日益明显地超过了巫术的作用，医巫开始逐渐分离。在医与巫的斗争中，医学最终冲破了巫术的束缚，成为了一门独立发展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