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魂飞魄散“双11”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1967年秋季，中央xx领导小组下达了一条政策—“文攻武卫”。此前，派系之间斗争的方式主要是大字报、大辩论。“文攻武卫”在执行过程中，变成了偏义复词，即“武攻武卫”。这就是人们熟知的xx武斗。我们那地方开始是冷武器，不到一月的时间，发展成热武器。热武器有xx、步枪、轻重机枪、xx手榴弹、自制手榴弹，还有迫击炮、60炮。这些武器说是抢的，实际上，除自制手榴弹外，都是军分区发给它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

阳春市开始有两个群众组织。一个叫“1·28”夺权指挥部，简称“1·28”，一个叫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1·28”在军方支持下，于1967年1月28日夺取了阳春地区党政大权，成立了阳春地区专政委员会，认为红联是保皇派，下令取缔。专政委员会到处抓人，原红联的人大部分投降，加入了“1·28”，剩下“一小撮”铁杆保皇派转入地下，总指挥王学礼则保着地委书记刘文正失踪了。后来有人组织了阳春地区第三红色造反司令部。此组织一诞生，迅速壮大。“1·28”的成员纷纷发表声明，加入“红三司”。

两大阵营势均力敌。“1·28”总部在军分区隔壁的地委党校。“红三司”总部在地委对门的阳春师范。以小十字为界限，北面为“1·28”的地盘，南面为“红三司”的地盘。这界限非常严格，跟朝鲜的国界差不多。对方的人闯过去，一旦被认出，抓进去，轻则屁股被打黑，重则头破血流，半死不活，然后被抛在大街上。

我参加的是“红三司”。1967年10月10日，我戴着柳条安全帽，手持钢管长矛，在总部大门跟同伙们站岗，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1·28”的武斗队员们，清一色，戴着安全帽，手持长矛，一卡车一卡车地开进了师范南隔壁的拖修厂。我想，一场恶战即将来临。

发现此敌情后，我们的牛司令立即在师范操场上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武斗队员清一色是运输公司、机修厂、拖修长的工人。一千多人站在操场上，口号一呼，长矛一举，山摇地动，让人不寒而栗。现在想来，周亚夫的细柳军无过于此吧。晚上，校园、室内，彻夜灯火一片通红。学生、干部、女人，是被保护的对象，劝其在室内休息。此时，心惊肉跳，哪能入睡？

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一早，双方开始隔墙投掷砖块。战斗越来越激烈，我方队员拿着长矛，开始xx、上房，向前推进；敌方队员节节败退。不到一个小时，我方队员押着大约二百多俘虏走进了师范大门。个个面带恐惧，蜷着腰，举着双手，跟电影上的一模一样。

战斗结束后，听人说我方打死对方四个人。出于好奇，我和几个同学出去想看看死人在哪儿，结果没有见到死人，见到很多血。柏油路上血太多了，一片一片，像大红被面，边上被扯出一条一条。四个人的血那么多！一想，可能还有伤者的。血腥、恐惧。

回到师范，吃饭时，见到了战利品。面粉、灶具、蔬菜。我们吃的也是战利品。碗大的馒头，核桃大的红烧肉块。别人吃得很香，我由于刚刚看了人血，鼻孔中的腥味还没xx光，看到红烧大肉，就想起人肉，一吃就吐。

一般俘虏登记了姓名，令其写了悔过书，用自己的上衣包着头，送出校门。查出的大小头头，则暴打一顿，然后遣送。“1·28”方面则用大喇叭抗议这种对待俘虏的做法，说是侮辱了俘虏，不合乎国际法。

这就是阳春地区文化大革命以来{dy}次大规模的武斗，即“10·11”事件。当天晚上，我方估计敌方要来报复，所以严阵以待。可是，到了半晚上，据侦查人员汇报，驻扎在地委党校的“1·28”害怕我方乘胜偷袭，恐惧不已，疏散逃跑了。我们胜利了。胜利换来了和平。以后总部又搬到地委院里。我们学生原回到各自的学校。

过了整一月，到了11月11日这天的下午两点多。我和谁在下棋，听见外面有人吵闹，出去一看，我方初中几个学生围着一个“1·28”的初中学生在打，脸打肿，鼻血、口血流满了黄大衣的胸襟，走出了校门。我们皱着眉，叹息道：“这些熊娃娃，无缘无故打人干啥？”文化革命中，打人最凶的就是工人和初中学生。初中生打人最凶的是段云鹤，那时很出名，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管不了他们，叹息而已。

马上要吃饭啦，听说是臊子面，人人高兴，用筷子敲着碗，唱着“手拿碟儿敲起来，小曲好唱口难开”。突然发现不对了。“1·28”的人大批人马，手持大刀、长矛，冲进了学校，冲进了宿舍。里面有小部分人我认识，有师范的，有一中的。我们二班的安玉印本来以写文章著称，这时他怎么也扬着大刀，冲进了我们宿舍，他见到我，不好意思地出去了。后来我们全被赶出了宿舍。临时指挥我们“战斗”的是高三二的徐建禄、尹长寿，他俩组织大家赶紧上房。因为房上是制高点，又有瓦片可作武器。这时，我看见初中数学老师卜双武（我的老乡）扔出了一颗黑乌乌的手榴弹，在距离我很近的地方原地打转转。幸亏我站在一栋宿舍后墙角，急转身，身子贴在侧墙上，听到一声巨响，紧接着，枪声响起。所有的人乱成一团，乱跑乱叫。学校大门有人把守，出不去。紧挨灶房右侧的后墙有个小窝棚，我和好多男女同学都跃上窝棚，准备翻后墙突围，上去一看，天哪，距离后墙大约50米的低墙上，黑乌乌的枪口正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我折身向一个已干的涝池跑下。就在这时，一声闷响，我觉得头麻了一下，倒在了涝池底部未干的青泥里面，心想，头中弹了，不痛是太严重了，一会儿，我就会死在这里，我死已成定局，可给我妈留的痛苦太大了。当时难过极了（写到这儿，我写不下去了，过了五、六分钟，才一边抹眼泪，一边敲键盘）。我经历了一次人临死前的心理状态。再过了一阵，我用手一摸，头左后侧有一小洞，往外流血，血并不多。那可能是手榴弹弹片打的。我仰头一看，世界还存在，一切正常。跑！我跑向男厕所，到男厕门口一想，女厕所不是xxx吗？我准备藏进女厕所。刚到女厕所门口，里面跑出来一个女生，我认识。她是大张玉琴，初三的，原在学校篮球队，力气大，跑得快。她一挥手，示意我跟她跑。那里的墙里面一人多高，外面却有五米多高。她一纵身，爬上了墙，又把我拉上墙。连个人什么也不顾，紧贴墙面溜下去，幸亏贴墙有一束黑皮铝电线，抓了一下，两人才安全着地。

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仍然密集，敌人的高音喇叭在叫嚣：“保皇派红三司，一再向我方肆意挑衅，我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予了有力还击—”我俩顺着眼前的小巷走去，站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见我们狼狈的样子，幸灾乐祸地说：“嘿，这就是保皇狗的好下场！”我们继续往前走，眼前一亮，看见了我们学校的校医黄爱琴，四十七八岁，浙江人，说一口浙江普通话，我们一派的。见到她，就像见到了母亲。她跑上前，一手抓一个，把我俩领进了她家。

事后知道，那次武斗打死四个学生。刘书善，高三二的，子弹从肚子打进，打断脊椎骨，带去了腰部拳头大一块肉，发现后，说他不行了，说完就死了。贾映义，初二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十五岁少年，是我的一位小朋友，经常挎着我的胳膊走，子弹从嘴里进去，从后脑勺出来，带出拳头大一堆脑浆。其他两个都是初三的，全认识，不熟，现在忘记了名字。打伤十四个，被送往三百多里外的解放军陆军医院去救治。打死、打伤的，都在我打算xx突围的地方中的弹。我算捡了一条命。死者的遗体被存放在地委小车库里，大约过了50天，安葬他们时，我去看了他们。四个老头正用烧酒擦洗。他们的皮肤跟冷库里冻猪肉的皮肤一模一样，个个呲牙裂嘴，胳膊腿胡乱伸屈，都长出了一毫米长的白发白须，像木头一样，被人抬着挪来挪去。伤心、可怕。

那年头，只要有一个人说你是反革命，那你永远说不清，也没人敢替你鸣不平，任人处置。可是，xx放火，奸淫掳掠的事，一概没人过问。xx后期，对xx者，处理很轻，都是五六年徒刑。有几个宁折不弯的，xx了，咎由自取，也痛快。这里面我认识的有两个人。卜双武，屠杀自己学生的侩子手，用xx结束了自己。王世清，我校高二一的，小个子，圆脑袋，一条名副其实的七寸蛇，在监狱里上吊身亡。奸淫掳掠的，包括强奸，轮奸，那时叫打砸抢，一概不予追究，因为当时有一条“越乱越好”的“{zg}指示”保护着他们。对知识多的，能力强的，没完没了地折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

结束语

那学校，给我留下了苦涩的、恐怖的记忆。那老师，有的xx了，有的变态了，有的失魂了。那同学，有的死了，有的当了农民，有的当了中学教师、大学教授，有的当了小官，有的作了高官。那时代走了，但愿它永远不要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