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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东部时间2010年5月12日下午，分别来自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议员克里（John Kerry）和无党派议员利伯曼（Joe Lieberman），正式联合对外公布一再延迟推出的《国家能源法案》（又名《气候与能源法案》）的草案版本。这是继去年6月众院通过《能源投资与安全法案》后，历时1年左右后参院提出的姐妹法案。这标志着美国将重启受阻于金融危机而有所停滞的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程序，如果参院提出的气候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然后与众院去年通过的法案进行合并，则意味着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迈出历史性的一步，低碳的美国将指日可待。同时，作为全球碳排放{zd0}的发达国家，美国在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立法进展，显然将左右国际减排行动，其影响将波及全球市场、技术、新经济乃至国际关系的发展。

　　正如法案草案一开始便在首页声明：“本法案致力于确保美国未来的能源供应，为美国清洁能源的生产、大幅减少污染排放、创造就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有效激励”。此次两位参议员所提出的气候与能源法案草案与以往法案一样，仍是重点立足于美国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侧重解决美国的安全、经济和竞争力等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和考虑：

　　{dy}，在能源供应上变被动为主动，继续维护其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美国是全球{zd0}能源消费国，能源供应，尤其是石油高度依赖外部进口，xx政府的能源供应政策较为被动。为此，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能源供应上“维稳”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动用了一切可动用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资源，尽管也在数十年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实际上成效不显著。最重要的原因是被动性的外部进口政策“代价过高”，不仅牺牲了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美国在能源供应上的利益取向，越来越与其核心价值观的利益取向严重冲突，也就是在获取能源的同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核心价值观。

　　在美国无法进行妥协，以及市场也无法自行调节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政府就得投入军事力量来进行施压，其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目前每天耗费在伊拉克的军事开支仍达数十亿美元，同时还招致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和恐怖主义的不断威胁，使美国国内社会经济付出巨大成本，国家利益受损。

　　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其传统的外部能源供应政策，力图改变继续高度依赖外部能源供应的被动不利局面，以主动的姿态来再造能源供应格局。因而，贯穿整个法案的一个核心思想，便是能源供应的自给化，实现{zd0}程度上的“自给自足”，这无论是从清洁能源的利用，还是海上油井的开发上都可见一斑。法案显然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一旦恢复能源供应的主动权，也就自然可以获得解决众多国际问题的主动权，从国际冲突中摆脱出来。

　　第二，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变消极为积极，在经济上重获其{lx1}的竞争力优势。

　　法案草案再次肯定了美国政府在2009年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减排承诺，也就是到2020年减排17%，到2050年减排80%，这相对于布什政府的气候政策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笔者在美国的近身观察来看，对于这么一个处于“高排放”发展惯性中的国家而言，上述目标实则已是很严格的要求，如果届时能真正完成的话，对全球的减排会是很大贡献，就此而言，这是一个从消极转向积极的信号。那么，美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变消极为积极的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便在于希望借此重获经济上的{lx1}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