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足球往事（六）
黄西孟
1957年夏天，北京工业学院通知：因为1956年招生人数过多（称为马鞍形），一年级学生不能全部升至二年级，大家的“出路”有三种选择：三分之一升到二年级，三分之一留在校学一年俄语然后再继续升级，三分之一转往其他院校从新读起，哥哥选择了转校。
根据学校和高教部的决定按照当初高考分数划线：360分以上的转到清华，340分以上的转到天津大学，340分以下者到太原工学院。哥哥的高考分数属于第二档，只能转到天津大学。这里要说明的是1956年高考时，65中将他作为推荐军工院校参加高考的，不需要填报志愿，高考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的。
父亲一生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子孙中有人能上清华，得知哥哥仅差几分未能转到清华，全家的失落感可以想象，母亲马上联想并怪罪到高考前那一个学期在先农坛的“半脱产”式集训---“如果不去北京青年队踢球，考360分应该不成问题！”。暑假我们俩回南京，父母召开家庭会议，全家达成一个共识---西培今后要远离足球，到了天津大学之后，要“隐名埋姓”“改邪归正”，再也别踢足球了。
新学期开始，作为天津大学机械系精密仪器专业新生的哥哥决心“改过自新”远离足球场，谁知不到一个星期，他就被某位北京来的“粉丝”向学校“举报”，说有一个叫黄西培的北京青年队主力来到天大，体育老师找上门来，送来校队的球衣球裤和鞋袜，请他“出山”。不知道是老师的“盛情难却”还是他自己“旧习难改”脚痒痒，很快就又“重出江湖”驰骋在天津大学的足球场上了。
1962年天津大学足球队合影前排左二为黄西培
这一“出山”就是五年，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比赛，代表天津大学生联赛参加了两届全国足球乙级联赛、河北省联赛等等，就连三年困难时期也没中断训练和比赛。
为什么天大的足球队在“困难时期”也未停档“下马”呢？原来，当时天津大学校长杨秀峰是个足球迷，他亲自过问并且给予足球队特殊“政策”，常年集中吃住，多补助粮票和副食，后来，还可以“特招”足球踢得好的高中学生“加分”入学，最典型的是天津41中学生李恒烨（是国家队中后卫李恒益的弟弟），身体强壮，百米11秒，球也踢得不错，学校派西培前往摸底，回校后他向体育教研组汇报“此人确实有实力，但听说功课不行”，学校表态“只要{dy}志愿报咱学校就收”，事后，李恒烨进入天大成了足球队主力中后卫，此时，哥哥已经毕业，他给自己找来一个不错的“接班人”。
听哥哥说过，他们每年要和清华大学进行体育方面的“对抗赛”，然而除了足球外，其他项目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他开玩笑说“我们天大的400米跑不过人家的400米跨栏”。天大唯有足球队还能和清华一争高下，而且胜多负少。
他在天大踢球有几件趣事，至今还记忆犹新：
1958年“天津大学生联队”到北京，在先农坛与冶金队踢全国乙级联赛，我坐在看台上看到冶金队右后卫2号的身形和奔跑姿势，立马认出他就是1956年参加全国青年锦标赛那支上海队的2号，赛后我对哥哥提起此事，他说“我是觉得此人面熟，想不起来在哪遇到过，你的记性真好”，想不到我这种基因几十年后传给干足球解说的儿子，有了发挥优势的地方。
另一件事是他到唐山参加全国足球乙级联赛（河北赛区），遇到对手中有代表全国化工队的是保定胶片厂足球队，该厂是当时国内{yl}的大型国企，东德援建。那时，许多行业也要派出自己的队伍参加全国性比赛，运动员和球队大都由系统内的大企业经办。在这里巧遇当年25中“青队”的好友于允桓，是哥哥在北京育英和25中一起踢球的同学，他有着很好的足球天赋，盘带假动作是他的强项，一读书就头疼，一到足球场上就如鱼得水，活龙活现。他父亲于学忠是抗日名将、东北军将领，解放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家住在王府大街翠花胡同。
于允桓少年时代也在重庆长大，会说一口重庆话，性格开朗活泼，经常到我家来玩，跟我们家人都很熟悉，几年前与哥哥失去了联系，原来于在1957年后，先后去了大连化工厂、保定胶片厂，以踢球为业，这次球场意外相逢自然兴奋不已。
再就是他踢了一场国际比赛：1958年5月
蒙古国家队（对外称乌兰巴托队）来华访问，在天津与天津大学生联队比赛，主队4比0大胜。事后，说起这场“国际”比赛哥哥就像听刘宝瑞说“珍珠翡翠白玉堂”一样，边说边乐、津津有味：客队球员身着毛料服装和毛料球袜，让穿惯了棉料服装的中国人羡慕不已，然而，“行头”不能与实力成正比，4比0已经是在中方主管关照客气点之后，脚下留情了，不然还不把蒙古队打成筛子？哥哥形容对手的球艺“也许是放马习惯于奔跑吧，他们好像只会跑直线，不会拐弯儿，稍微做一个假动作就能甩他多远”。我至今也不明白，像蒙古这样的国家还搞个国家足球队干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