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章悬日月，名迹满江湖”樊粹庭系列之六　

初到西安的“黄金两年”

大河报 A39 厚重河南 2010年05月11日

□记者盛夏文图
　　１９３８年５月下旬，日本人要打到开封了，狮吼剧团部分演员包括陈素真决定跟樊粹庭走。他们走许昌，经南阳，过镇平，至内乡马山口。１９４０年初，剧团到了洛阳，为募捐演了七八个月义务戏。１９４０年农历七月，剧团几经辗转，终于到了西安。陈素真在《回忆录》中讲道：“樊先生真有面子，铁路上专门给我们挂了一节去西安的车厢，车内有大沙发、小沙发，有饭桌，女演员们能坐还能睡。”
　　之后，狮吼剧团把大本营安扎在西安，无论遇到啥事，都没有改变。
　　２０１０年４月，记者坐高铁自郑州到西安，时速３５０公里的高铁，两个小时即抵达目的地。１９４０年农历七月，狮吼剧团从洛阳到西安，则用了好几天时间。
　　狮吼剧团到达西安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七十多人一律穿黑色学生服，排着整齐队伍沿马路向南步行。一出车站看到高大城门和城墙，街道宽阔，路灯昏暗，穿过雄伟的钟楼门洞，再前行又看到了鼓楼身影。这个城，又比洛阳城大多了”。当时年仅十四岁的常警惕对西安的{dy}印象充满敬畏，她后来成为剧团名小生和导演。
　　剧团{dy}个落脚地，是南院门福建会馆三山剧院，南院门是西安最繁华的地方，集中了商店、金楼、饭馆、戏院。三山剧院条件很好，戏院大门坐北朝南，舞台坐南朝北，东侧有过道，池座，两边站签。陈素真住在后台西侧楼上小单间内，她房间外边是个大通间，是青年演员们住的。樊粹庭住在楼下，有家属演员都在外边租房住。
　　狮吼剧团来前，西安已有豫剧班，上座率与票价都抵不过当地秦腔。狮吼剧团移风易俗，不夸张炒作，它的海报很简单，只有狮吼剧团，陈素真主演加上戏名，不像别的戏班，写着“超等名角”啥的，花红柳绿写一大套。
　　狮吼剧团简单的海报贴出来了，它的命运会怎样呢？
　　“一声狮吼”名动长安
　　狮吼剧团在三山剧院一上演，轰动了西安古城。头三场xx戏，头天《涤耻血》、第二天《克敌荣归》、第三天《女贞花》，这是樊先生派戏的规律。
　　“到西安的{dy}炮，就打了个四面开花，当时是戏红，我红，樊先生红。”陈素真在《回忆录》中道。三天后，是《宵壤恨》、《凌云志》、《义烈风》、《伉俪箭》、《柳绿云》、《三拂袖》，然后是樊先生修改的《桃花庵》。十出大戏，反复演了几次后，报纸上开始天天有评论了，西安观众又给陈素真了个“豫剧大王”的称号。
　　这个“豫剧大王”，一反女演员摩登时髦，台下不爱修饰打扮，不用胭脂水粉，身穿黑粗布棉中山服，黑布棉鞋，戴黑布八角帽，推个背头，像普通学生，走路昂首挺胸，没有女儿态，是很庄重朴素的形象。
　　狮吼剧团编创的是新戏，观众耳目一新。剧团除陈素真外，许树云、赵义庭、田岫玲、陈玉亭、李金花等都是好演员，生、旦、净、丑没弱行，就连跑龙套的出场也是精神整齐。
　　剧团演出时，樊粹庭还不断打磨“樊戏”，使其更有艺术感染力。演《涤耻血》时，每当演到北宋主帅刘豫投降卖国时，众小兵高呼：“刘豫投降了，卖国了，我们不干了，散了吧！”全场一片激奋，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戏演火了，感觉剧院人满为患。樊先生借用易俗社露天戏院，定在阴历九月二十四在广场上演三出戏，头一场是《三上轿》。戏报一出，“各县戏迷也纷纷赶到西安，各旅馆都满堂了，广场能容四千来人，《三上轿》卖了六千多张票”。那一场，陈素真的个人收入，“除留下百余元外，我还买了五两金子，打了一个鸡心式xx子，一面刻忠于艺术，一面是‘素真’两字”。陈素真在《回忆录》中道。
　　剧团在西安演红，并不是件容易事儿。外省剧团纷纷来到抗战大后方，西安汇集了北方各地剧种及优秀演员，戏院林立，有易俗社、三意社、正艺社、建国、五省会馆等。盐店街五省会馆住的大都是山西商人，演蒲剧。评剧有孔殿娥、花月琴等。京剧演员中，郭永利专演关公戏《出五关》，京派文武老生孙盛甫演《定军山》，梅派旦角粉牡丹演《天女散花》等，都是好演员。秦腔名家辈出，在当地极有影响。
　　如是背景下，狮吼剧团闯出一片新天地，难能可贵。
　　大师常香玉回顾这段历史时，充满佩服地提到“对手”樊粹庭：“１９４０年，我们两个班子又在西安碰上了，又唱起了对台戏。我们班子变动很大，他领的班子仍以陈素真为主演，重要演职员大多数没有变动。继续上演在开封演过的节目。我十分诧异，他们怎么没有散呢？”
　　常香玉回忆道：“逃难是吃苦受罪的，我们逃出开封才八个人，到处流浪，几乎成了要饭花子。樊粹庭却能带出来一个班子，一直带了多年，而且又带到陕西，如果说不是出于对豫剧艺术热爱和执著追求，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他的这种精神——把豫剧艺术和自己整个生命永远联结在一起的精神，给了我很大影响，这时我不仅把他当做一个竞争对手，而且十分敬佩他。”
　　“易俗”、“夏声”大力帮助
　　狮吼剧团在西安站住脚，除了自己戏好，还要应对各阶层社会关系。西安易俗社和夏声剧校曾为它提供无私帮助。
　　易俗社于１９１２年成立，是中国戏曲改良先锋和典范，艺术成就极其突出。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记者在樊粹庭之子樊琦的陪同下，找到了位于西安西一路西头路南的易俗社旧址，它为民国时建筑，青瓦搭配红色门窗廊柱，有戏曲喜庆味儿，门前石碑注明，它已是“国保”。
　　鲁迅也和易俗社有段渊源。１９２４年７月，鲁迅到西安讲学，曾五次到易俗社观看演出，临行将讲学报酬“仅留路费，余五十圆全赠该社”，并题写“古调独弹”相赠。鲁迅一向反对戏曲，１９１８年新文化运动大辩论中倡导“戏曲是丑恶的东西，应该抛弃掉”。他如此接受易俗社的演出，是个奇迹。
　　樊粹庭和易俗社交往由来已久，之前他曾到过西安，考察办学经验，移植优秀剧目。１９４０年他将剧团带到西安后，和易俗社往来更密。
　　“当时西安剧团多，演出场地紧张，易俗社在案板街平安市场内有个露天戏院，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２年间，狮吼剧团常在这儿演出，易俗社高培支社长还免收场租费。”樊琦回忆道。
　　夏声剧院是有科班性质的京剧学校，１９３８年创办，以流亡难童为主，招了六科。他们长期在东大街夏声剧院演出，其创办者郭建英、封至模、任桂林等人，也帮了狮吼不少忙。
　　狮吼剧团在夏声剧院后空场子上搭了简易舞台，两家实际是在一个地方练功演出。两边演员朝气蓬勃，相处和睦。樊粹庭还请来郭建英给陈素真教授舞双剑。夏声这个简易舞台，也帮了狮吼大忙。
　　樊粹庭和易俗社剧作家交往亲密，他写剧本想清净，干脆搬到剧作家淡西山家居住。他常到易俗社看戏，“看完了戏，高培支让演职员请他谈戏讲艺。一次看了《暖玉佩》后，他对演员讲：‘戏演得不差，尤其是救火小演员，提水、泼水、揩汗，表现大火烤面表情都很真实……’”西安易俗社秦腔改革家杨公愚、雷震中撰文回忆。
　　杨、雷二人还说，易俗社还派名须生雒秉华、名旦宋上华、名小生杨令俗等为狮吼剧团张敬盟、王景云、孙鸿翔排戏，指导了秦腔剧目《哭祖庙》、《龙门寺》、《拷红》等戏排演。易俗社也排演过樊先生改编的《劈山救母》一剧。
　　易俗社和狮吼剧团相互帮助借鉴，几十年来，一直处于西安文艺界领军地位。北京和外省无不知道西安有此“双璧”。
　　樊、陈分离令人叹息
　　抗战时期，西安聚集了各地撤退来的军、政、商界人物，到戏院看戏是他们的主要娱乐。戏院内，除了军政商界要人及其家属，还有地痞流氓、伤兵警特等。樊粹庭为使剧团有良好的艺术环境，不使演员受利诱，对内制定了严格的团规制度。
　　当时陈素真红极一时，被赞扬包围，被军政界人士追求，还有一批怀有不良目的的人围绕在她身边，离间樊、陈关系。她与樊粹庭有了矛盾，想离开狮吼剧团，跟女友李雪峰去重庆上学。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８日到１０日，西安南大街雍新戏院演出了陈素真在狮吼剧团的{zh1}三场戏，前两场是《女贞花》、《宵壤恨》，末一场是《三拂袖》。“《三拂袖》演完后，观众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坐着纹丝不动，掌声久久不息。我几次谢幕都无效，只好又演了一出《断桥》。哪知还是不行，观众不停鼓掌，我又清唱了一段《三上轿》。这时我和观众的感情紧紧结合在一起了。我永远忘不了这幕情景！”陈素真曾回忆道。
　　这次离开，令陈素真十分懊悔。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那时二十四岁，头脑还是很单纯，除唱戏外，几乎什么都不懂，事事全须别人引导。这次我跟李雪峰走，又是一大错……”
　　回忆樊、陈合作的日子，陈素真十分留恋，她在《回忆录》中讲道：“我和樊先生合作八年，不知道难，没发过愁，没受过辱。”“西安的两年，是我这一生中最得意和最幸福的两年。西安的两年，是我这一生中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