蒜价暴涨 失去宏观调控形成的真空

近日，蒜价暴涨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大蒜价格在短短两年里暴涨了100倍！一块钱只能买一头大蒜，一斤蒜价远远高过肉价，一斤大蒜钱可以买两斤多鸡蛋，饭店里餐桌上常备的免费大蒜也不见了。面对这种不正常的市场现象，无辜的消费者无能为力，代之而来的只能是怨声载道。大蒜原本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调味品而已，涨价了不吃就是了。但是事情远远不仅仅如此，在高价大蒜等因素影响下，直接拉动了农产品特别是蔬菜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态势，不可能不引起社会的巨大关注。

媒体曝光，大蒜价格暴涨直接的诱因是“炒蒜团”的炒作。民间资本的炒作，首先是在种植环节重金圈地，尽可能控制蒜源，这是近期蒜价快速上涨的主因。受去年“甲流”概念影响蒜价飞涨的刺激，今年以来，在大蒜主产区，经销环节的民间资本抱着“手中有蒜好炒作”的心态，早早挤入种植环节，提前控制蒜源。一些经销商根据苗情，与蒜农商谈承包价格，签订承包合同，提前出资“圈占”了部分蒜地。根据合同，经销商预付给蒜农部分承包金，抽取蒜薹后再付一部分，收蒜后付余下的承包款。自“圈占”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大蒜收获，蒜农只负责浇水，照看蒜苗；期间如需追肥、打药，成本全由蒜商承担，农民只需出工。蒜薹和大蒜全归蒜商所有。被经销商“承包”，这成为炒作蒜价的杠杆。目前，“包地”价格已从今年元旦的每亩3000元涨到4000多元，直到老百姓回过神来不愿再“外包”。经销环节的蒜商分多个等级，跟蒜农订货的多是一级收购商，这些中间商收到大蒜后，会层层加价倒手，坑害消费者。当前大蒜经销商的炒作手法最起码有如下几个：一是借机制造并不断强化涨价的市场预期。如利用北方部分地区的“倒春寒”、西南大旱、大蒜种植面积减少等概念，大肆炒作。事实上，这类情况过去时常发生，影响范围往往有限，但一经被当作“概念”像股票一样炒作，涨价效应就会被立即放大。二是“买空卖空”。对于资金雄厚的大老板来说，即使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蒜源，他们仍可以一方面组织货源，另一方面发布供货信息，并以较高价格与下一级经销商谈判。因此，新蒜虽未上市，价格已经抬得很高，“疯狂的大蒜”由此出炉。三是将库存大蒜层层转包或囤积居奇。大蒜主产区等地的冷库很抢手，还有人新开了冷库，按每吨300元的价格为客商代储大蒜，生意非常红火。冷库为经销商炒蒜提供了很大便利：大蒜在冷库中存储两年不成问题，期间，库存大蒜可以囤积居奇，也可以不停易主升值。说到底，这xx是一种应该受到打击的市场投机行为，充其量算是老牌不法投机商玩弄的手法再版罢了。

略懂经济学的人们都知道，主导商品市场价格的是价值规律，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稀为贵，但人为炒作拉动价格的行为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不是仰面撒尿流哪儿算哪儿，可以让人对某类商品任意的垄断炒作，借以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针对“炒蒜团”聚拢民间资本大肆炒作蒜价的非法行为，人民政府应该对那些恶意炒作哄抬蒜价的不法商人予以打击或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平抑蒜价。遗憾的是，当前政府部门监管明显滞后，跟不上农产品市场的变化特点，对农产品炒作行为的监管几乎是空白。所以，政府急需探索和出台新的调控和监管制度，既允许农产品价格随物价适度上涨，能保护农民种植积极性；又必须改善农产品价格监管调控机制，遏制农产品炒作行为。其实，打击恶意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投机商人、宏观调控市场经济平抑物价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建国初期就曾经积累了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对于共产党的经济执政能力，有人怀疑。大上海的资本家就不看好，他们说，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打80分，经济打0分。由于多年不断的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各大城市差不多都变成了投机商人的大xx。所以民间流传着一句口头禅：“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投机商不但从事金银外币、证券股票的投机买卖，还在关乎国计民生的粮食、布匹等紧缺物资方面，囤积居奇，惜货不售，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国家坚持一手严厉打击不法商人的投机行为，一手从外地调集大量物资进入城市评价抛售，借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经济秩序。当时，北京有一个人人喊打的投机粮商叫王振廷，他藏匿拒售，囤积居奇，曾经被旧政权逮捕收押。北京解放后，军管会本着宽大为怀的宗旨释放了他。但他贪婪成性，阳奉阴违，屡教不改，觉着时机又到，于是趁火打劫，出售的粮食一日之内涨价三次，拼命制造粮荒的空气。在北京各界对于严惩投机商贩越来越高的呼声中，军管会顺应民意迅速行动，将王振廷为首的16名不法粮商绳之以法，使京津地区本已抬头的物价迅速回落。国家又从东北调集粮食6000万斤，在京津地区准备布匹35万匹，棉纱5000件，在上海准备棉布11万匹，棉纱8000件，在西安准备棉布40万匹，大量物资集结完毕，在维持正常市场供货的情况下等待{zj0}时机抛售出去。投机商们一看又有物资放出，也不管价钱，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他们没有注意到，各地国营公司在放出物资的同时，也在逐步提高商品牌价。投机商们只打自己的小算盘，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的商品{yt}就能涨价几轮，所以不管价格高低，只要东西到手，一倒手就能赚钱，不但可以应付拆借资金的利息，更可以获取暴利。他们只顾疯狂吃进物资，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哗啦啦吸走。银行抽紧了银根，他们就向xxx借款。市场日拆暗息在1949年11月初还只有14%，后来升到51%，{zh1}居然到了{bfb}。到了11月25日，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等大城市的国营公司同时开始大量抛售纱布，一边抛售一边不断调低物价。开始的时候投机商们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就像滚雪球一样抛售出来，而且越抛越快，他们手里的资金很快就不够用了。国家及时对上海的地下钱庄进行突击清查，查获地下钱庄26家，拘捕了111人，查抄大量支票、黄金、美元和银元，截断了投机资本的的资金来源。同时规定，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得向私人银行和资本家xx，私营工厂不许关门，而且要照发工资，还加紧征税，迟交{yt}，罚款税金的3%。顿时，投机资本阵脚大乱，他们赶紧抛售手中的那些高价吃进的纱布，割肉越多亏得越多，市场行情跌得也越快，加上国营公司的降价推动作用，上海的棉纱价格{yt}之内就掉下来一半。政府在连续抛售10天之后，粮棉等商品价格猛跌了百分之三到四十。许多投机资本被xxx、工人工资和税款压得喘不过气来，有人跳楼xx，有人逃往香港，参与投机的私人钱庄也因大笔货款收不回来而亏损破产。上海的私人粮食批发商一下子倒闭几十家，棉布行投机商亏损了253亿元，年轻的共和国在经济领域打赢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既然有历史上的宝贵经验，那么驾驭目前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需要政府真正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维持好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及时摸清农产品家底，并及时发布xx信息，让市场心中有数，铲除炒作土壤。如果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收储体系，拥有适当数量的战略储备，打破价格“暴涨暴跌”怪圈。如果价格部门针对农产品炒作探索制订新办法，加强市场监管，坚决打击投机行为，那么就不至于会出现大蒜价格暴涨的市场现象。当然，如果政府继续置若罔闻，大蒜炒过去炒辣椒，辣椒炒过去炒土豆，最终获利的并不是农民，坑害的是消费者，倒是给三农问题又出了新的难题。

2010-5-16